快将九十大寿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培刚教授，在他一九四五年的重要博士论文中，指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是把农业工业化。是的，今天经济先进之邦，不容易找到一个农业人口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除非特殊情况，国家富裕要靠工业发展。那是为什么？卷三分析生产成本时，我指出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换，大家所得的利益往往以千、万倍算，远比史密斯（A. Smith）提出的制针厂的数百倍例子高。但这专业生产而交换的巨利，主要来自工业。农业当然也可以专业获利，但比起工业相去甚远。
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工」，是指工艺，不是在一家工厂之内，用机械专业合作那一种。二百年前，后者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大约一百二十年前，一厂之内的专业生产在中国开始出现。不多，不普及，但还是出现了。参与这种生产工作的人要离家离土，甚至离乡别井。这样，作为旧家庭的一家之主就不容易控制子女产权了。儿子要到城市工作，为父的不准吗？不准，儿子可能跑掉不再回家。准许吗？儿子在工厂的收入，孝敬的带回家交给父母，次孝的自己收藏一点，不孝的尽归己有！
是工业的发展促成子女有自己的人身产权的。一百年前当然不普及，但不多的例子会影响整个旧礼教家庭的传统。一村之内，三几个青年到城市工作了两三年，衣锦荣归，其它村内的青年会怎样想、怎样看、怎样自作打算？父母子女之间有爱，子女要出外谋生，为父母的难道要杀了子女？
旧礼教家庭的瓦解是缓慢过程。我自己的双亲是盲婚的，父亲年青时长辫子，母亲婴孩时扎过几天脚。他们是大乡里出城，二十世纪初期到香港的工厂作学徒。我出生时父亲自修懂英语，重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基督教，所以没有把我看作他的私产。母亲没有读过书，但她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聪明的人。她对我关怀备至，喜欢要我躺下来，坐在身旁对我细说中国旧家庭的往事。她详尽的描述与精辟的见解，促成上节提及的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文章。
是的，旧礼教的消散不快。伦理风俗弹性不足，我说过了。另一方面，某些风俗礼节协助节省交易费用，就是今天也有经济利益。哪些风俗在工业生产的增长中要废除，哪些应保留，要经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程序，不是朝夕之间。我父亲割了辫子，母亲只扎了几天脚，是比较容易的风俗更改。年青时我有自由找自己的女朋友，是香港当年的西方文化，但整个中国而言，虽然盲婚不再，今天父母干预子女选择配偶还是往往存在的。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我见到两户客家人有童养媳。
人身产权的转移，由父母或一家之主交给子女自己拥有，也不是快程序。就是今天的香港，子女供养父母的现象还存在，被社会视为美德。大部分中国家庭今天还在论家孝（filial piety），而这风俗在西方是远为少见的。适者生存，在一个政治动荡、战乱纷纷的历史过程中，家孝风俗驱之不去是不难明白的。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孝敬父母永远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