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戴安娜·阿西尔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更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女性编辑。在五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她发掘了《简·爱》前传、著名的女性主义小说《藻海无边》的作者简·里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等不少文学大家，并和西蒙娜·波伏娃、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众多著名作家密切合作，直到76岁才退休。她一生未婚，在退休后又开启了写作事业，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多部回忆录，并凭借《暮色将尽》这部漫谈老年生活的回忆录斩获了2008年的科斯塔传记奖。

这部传记写于阿西尔89岁时。阿西尔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她的外婆和母亲都在生活能基本自理的情况下活到了90多岁高龄，而她本人更是创下了家族的长寿记录——这位出生于1917年的女性，在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一整个世纪后，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过世，享年101岁。

在本书中，她回忆了自己看似“特立独行”的大半生，坦率地提起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避而不谈的话题：开放式关系，衰老带来的性欲消退，以及每日都更迫近的死亡阴影……或许是因为写作时已年近90，根本无意顾及其他，阿西尔的讲述既幽默又极坦诚，常常令人心头一颤，又不由露出会心的笑。

阿西尔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一个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小教育她必须学会靠自己谋生，因此，当她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并未像当时传统女性一样首先考虑婚嫁问题，而是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做筹谋。当时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教学和护理是最常见的两项，但对阿西尔来说，面对这两项工作如同面对“一桶冷掉的粥”一般索然无味。随后，“二战”的爆发扰乱了一切秩序，也为阿西尔开辟了新的方向，她得到了在BBC新闻部工作的机会，也正是在那时，她结识了后来一生的工作伙伴——安德烈·多伊奇。

安德烈·多伊奇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出版商，阿西尔曾和他短暂相恋，后来退回朋友关系。战后两人共同创立了20世纪英国知名的独立出版公司——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虽然身为创始董事，但阿西尔的地位和收入却远不及多伊奇。在当时的出版行业，女性一般只能承担一些助理或者宣传工作，像阿西尔这样独立的编辑本身已是极为少见，再加上阿西尔自己也不愿做一个“出版商”，在她来看，“编辑”和“出版商”有很大区别。多伊奇是一个典型的“出版商”——他是个没有生活、狂热工作的生意人。他有无限充沛的精力，懂得如何包装宣传，如何进行商业运作，性格也相当强势，甚至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而阿西尔的兴趣只在于做一个“编辑”——她有着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发掘、引进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等一系列杰出的作者；并在与作者的讨论中提出中肯的建议，帮助他们写作，这是她的热情所在。同时，她还需要工作和生活有明确的界限，她直言：“虽然我有时会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有限而感到羞愧，但我认为，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并不为这个理念而感到羞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分工与定位的差异是阿西尔与多伊奇五十多年来合作无间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她常常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她不是没有懊恼过，她太了解，“所有的出版工作都是由众多收入不高的女性和少数收入高得多的男性共同进行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许多人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但即使对已经足够优秀的阿西尔来说，反抗依然是一件艰难的事：

“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于是，这些举止在我们自己眼中，也开始变得可笑无聊了。即使是现在，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愿冒着嗓子变尖、脸变红的风险去做些什么。就这样，我陷入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耻辱感，我用自己愚蠢的无能削弱了自己正当的愤怒。”

这种无可奈何的妥协令阿西尔始终难以彻底摆脱经济困扰，即使已经成为业界令人瞩目的编辑，她的年薪却从未超过1.5万英镑。直到七十多岁，仍未能在伦敦买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以至于当九十多岁高龄的母亲需要人照顾时，她只能每周往返于诺福克和伦敦两地，这样奔波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

当然，这份工作确实带给了阿西尔足够的成就感，她在另一本讲述自己编辑生涯的回忆录Stet中曾详细写到这种乐趣：她和简·里斯保持通信近十年，讨论《藻海无边》的创作与修改。当简·里斯采纳了她的建议并交出初稿时，她难掩激动地想到“我正在干预的这本书显然可以成为一部天才之作”。她冒着被禁止出版的风险，也要坚持引进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因为这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好书。她欣赏奈保尔的文学天才，尽管他以性格糟糕闻名，她仍然可以通过“自我洗脑”来忍受对方无穷无尽的情绪发泄，甚至还想出了一个心理暗示法——假设奈保尔是一个虚构的卡通人物，这样他的怪癖就只会令人感到惊奇和可笑了。

如果说工作中的阿西尔是理性克制的，那么生活中的她则洒脱而随性，甚至对我们当下的女性来说，都相当具有先锋意义。尽管她并非是扛起女权主义大旗、为了公共权益而奔波的那群人，但她同样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而坚定地以践行自我为人生首位的女性。

阿西尔在年轻时经历过两次浪漫爱情之后，便基本确立了自己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我对男人没有期待。 唯有独处时，我才真正感到完整。”当然，她依然会谈恋爱，依然有性生活，但这些关系都维持在最恰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但“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而对于婚姻——“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队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

甚至在“成为母亲”这件事上，她的所有选择都令人惊讶地把“自我感受”放在了首要位置。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没有对小孩产生过多大热情，但说不清是出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在四十多岁时，她突然非常想成为一个母亲，随后便怀孕了。可意外出现，在怀孕四个月后，她流产了。不同寻常的是，阿西尔流产苏醒后的第一反应并非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伤之中，反而生出一种欣喜之情：“我还活着！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而其他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强烈感受。这种感觉将失去孩子的悲伤扫荡一空。”在这之后，她也并未受此困扰，她依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但对于失去这个机会，她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介意。她坦承自己的自私与懒惰，并说这两项或许是她人生的憾事，但她并不为此感到自责，“止于此就行了吧，因为天天看着不好的一面是相当无聊的事”。

阿西尔的人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样本，她既有艺术家一般开放自由、洒脱丰沛的心胸，又有冷静克制甚至出于务实而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智。在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在20世纪动荡的欧洲，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女性，是怎样在与世界的周旋中安全生存下来，并维护好自己的精神世界的。

在2009年多伦多国际作家节开幕式中，92岁的阿西尔与78岁的艾丽丝·门罗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都笑着认可道，年纪大了之后很少会在意外界的目光，更少会受尴尬困扰，这令她们感到更加自由。在这本书中，阿西尔将为我们展开更多关于此的讲述，告诉我们她自76岁退休后的生活，她如何从一名编辑转变成了一位写作者，如何以其特有的洒脱与理性看待衰老这件事，并如何在人生的暮色中，“让自己好好地成长，也让自己好好地变老。”

编者
　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