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回家。”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是泰勒。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问问塔拉就行。”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8]静止的画面。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就是这样。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上面解释说,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起草的,一份副本将寄给父母。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泰勒已经准备好谴责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被魔鬼附身,极其危险。这封信是一种凭证,一个让他得以重返家庭的通行证。
我无法说服自己打开附件;某种本能攫住了我的手指。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泰勒的样子,那个安静的哥哥在看书,而我躺在他的书桌下,盯着他的袜子,呼吸着他的音乐。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听见他的声音说出那些话。
我点击鼠标,打开附件。我神情恍惚,以至于整封信读完了,也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从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做出了几个月来唯一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分配给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年女士,她有一头紧密的卷发和一双犀利的眼睛。每次会面她很少说话,而是倾向于让我主动开口。我照做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都是如此。起初咨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询很有“帮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总体效果不容置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
泰勒确实把这封信寄给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诺就再未动摇过。那年冬天,我经常给他和斯蒂芬妮打电话,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亲姐姐。每当我需要找人聊聊时,他们随时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话要说。
泰勒为那封信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很难定义。他没有被断绝关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最终他和父亲达成休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十二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是时候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