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群萃，笔名鼠曲草，大连籍画家，北漂。
从1995年至2015年，以画家的感触、大连人的情怀记录城市变迁。
“手绘大连”更以独特的视角，多变的手法，浪漫的笔触，感动了大连人和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大连民政署旧址
画作于2011年2月，用马克笔、毛笔和墨汁在表面光滑的印刷纸上画出的。
位于中山广场2号的民政署旧址是日本殖民初期在大连地区的三个民政署之一。
建筑借鉴欧洲市政厅风格设计，正立面呈轴对称，中间钟塔高耸，墙体为红砖打底，转角由白石托衬，外观大气而不缺乏细节。民政署是广场最早的建筑，1908年竣工。1983年改作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现前厅为花旗银行营业厅。
2002年，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中山广场的中国银行
中山广场9号的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建于1909年的正金银行大连支店。
成立于1880年的日本正金银行具有半官方性质，总行设在横滨。
关于建筑的设计师，维基百科记载的是：妻木赖黄、太田毅。
1946年，正金银行被命令解散。
2002年，中国银行被列为大连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清银行旧址
中山广场7号，中信银行大连中山广场支行的所在地。
1910年6月，作为大清银行大连分行的洋楼在中山广场建成，这是一栋灰色外墙，紫红色穹顶的三层折中主义建筑。
它是继大连民政署、横滨正金银行之后第三栋在中山广场落成的公共建筑。
大清银行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其前身是成立于1905年的户部银行。
1912年2月，中华民国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筹建中国银行，总行迁到上海。
1949年后，中国银行被新中国收归国有后再次迁回北京。
那时，大连的分银行将办公地点搬到了临近的中山广场9号，这栋小楼从此长期由大连市教育局使用。
2002年，这里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连宾馆
画作于2011年3月23日。
大连宾馆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中心入口的墨绿色拱式雨篷非常惹眼，赭黄色立面凹凸有序地营造出来的奇妙光影是玻璃幕墙无法企及的。
自1907年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始营建连锁旅馆：大和旅馆。
座落在中山广场4号的大和旅馆于1909年开工，设计者是满铁技师太田毅。
历时四年，耗费超过90万日元的旅馆于1914年8月开业，从而正式取代今天烟台街3号的旧舍。
1956年，改为大连宾馆。
2002年，大连宾馆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关东递信局旧址
中山广场10号是大连邮政局办公楼，其前身为日殖时期的关东递信局。
在风格显著的中山广场近代建筑群中，只有三层的邮政局显得非常低调。
1917年，关东递信局办公楼在中山广场西北角竣工，这是广场上落成的第六栋建筑，设计师为来自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土木课的松室重光。
他设计的关东都督府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大连市役所（今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分行）在之后的两年里相继竣工。
关东递信局直属日本递信省，不对管辖大连的关东都督府负责。
随着电报、电话业务的发展，关东递信局在1940年代初实行了邮电分离。
大连中央邮便局迁到胜利桥，中山广场10号成为电报局和电话局办公楼。
1945年为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驻扎，1955年后成为大连邮电局。
1990年代邮电改革后电信局撤出，这里只作为大连邮政局办公楼。
大连市役所旧址
1919年8月，大连市役所竣工，这是中山广场上落成的第七栋建筑。
松室重光是这栋建筑的设计者。
大连市役所正门上方的“唐破风”以及灯柱、圆形窗檐等都是将传统元素糅合进现代建筑的成功案例。建筑中心高耸的塔楼则是典型的西式市政厅特点。
建国后，这里成为劳动局、交通局、财政局综合办公楼。
现为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分行的办公楼。
2002年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朝鲜银行大连支店
中山广场1号的朝鲜银行大连支店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它的设计者是日本人中村与资平。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他，曾在日本建筑界英国派领袖辰野金吾开设的事务所任职。
1910年8月，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一年前刚刚建立的韩国银行更名为“朝鲜银行”。
总行常设在汉城，总裁由日本任命的朝鲜银行实质上是日本的官方银行。
1912年，由中村设计的朝鲜银行本店在汉城竣工，随即他被任命为银行建筑顾问。
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所设计的银行建筑遍布朝鲜半岛，甚至把业务开展到了中国东北，朝鲜银行大连支店就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
战后，朝鲜银行解散，但是建筑一直作为银行使用，现为工行中山广场支行。
2002年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大连支店旧址
中山广场6号是一栋五层建筑，其前身是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大连支店，现在为交通银行大连市分行使用。
建筑的设计者宗像主一的老师中村与资平曾于1920年设计了广场对面的朝鲜银行大连支店（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广场支行）。
20世纪初开始蔓延开来的反历史、反装饰的现代主义风潮此时影响到设计师，他决定不再沿袭历史主义路线。
这座建筑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式写字楼，很多欧美公司都在这里设立办公场所，地下室甚至提供餐饮服务。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1908年底成立于汉城。
随着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东洋拓殖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到各个新占领区的土地、毛纺、酒精、电气、煤炭、木材、金属等。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是建国前中山广场兴起的最后一栋建筑，建成九年后，日本人持续40年的殖民占领终结，大连迎来了解放。
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2001年随同中山广场其它8栋建筑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国保文物单位，并于2002年成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人民文化俱乐部
中山广场8号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建成于1951年5月，是建国后广场上落成的第一栋建筑。1950年代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苏联派来了纳耶夫主持的设计团队。
建筑师采用的是新兴的简约风格，但其僵硬的线条和缺少个性的立面让它看起来更像一栋斯大林式建筑。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亲自为建筑题字，一直沿用至今。
建筑师以新古典主义风格装饰建筑外立面，巨大的三角山花和6根爱奥尼式门柱使得原本突兀人民文化俱乐部与其他建筑融合得更加自然。2002年，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大连港南灯塔和北灯塔
大连港曾是仅次于上海和香港的远东第三大港。
港口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灵魂，也是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动力。
座落在东防波堤北端的红色灯塔通常被称作南灯塔，与北防波堤极东部被称作北灯塔的白色灯塔遥遥相望。
二者之间相距363米，这条水道是船舶进出大连港的主要通道。
南灯塔与东防波堤同时建成于1912年2月，北灯塔建成于1913年，而其所在的北防波堤竣工则是5年后的事情了。
灯塔先于堤坝建成，可见彼时大连航运的紧迫。
南灯塔由花岗岩砌就，现高11.3米，基座高出水面2.1米，光距12海里。
2006年早春，大连地区受寒潮影响，港区巨浪翻滚，浪头最高时几乎淹没灯塔，成为一时奇观。
2009年，大连港南北灯塔被列入大连第三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大连港
一百多年前，今天的大连港还是一片曲折的滩涂。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大连的地位逐渐凸显重要，在港口的带动下迅速繁荣起来。
租借地时期，大连港作为中东铁路在太平洋的延长线，被称为“满洲的门户”。
今天的大连港像是个大工地，一派辽远空旷。
大连港务局
大连港务局办公楼位于港湾街1号，其前身为满铁大连埠头事务所大楼，这是大连港乃至大连市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
1916年，满铁开始建造大连港埠头事务所。
这栋七层的钢筋水泥大楼平面为向南开口的马蹄形。
一层采用长方形灰色条石砌筑，中层外墙以欧式小方砖镶嵌，顶层以及檐口天花周边均采用西洋线脚作为装饰，转角多采用多立克柱式过渡。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外观是一期、二期工程的成果，一期完成北侧、西侧楼体，而东侧则完成于二期。
两期工程历时十年，终于在1926年的最后一天宣布竣工。
时光流逝了88年，这栋美国折中主义风格大楼至今仍透过它的每一个细节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大连港客运站
1996年5月，十五中的春季写生到来，这一次目的地是山东荣成大渔岛，需渡海到烟台换车。父亲值夜班，母亲替我拎着行囊，送到码头。
夕阳透过候船厅的玻璃把阴影拉的老长，细碎的光斑洒在冰冷的地板上。
隔着栏杆，母亲站在狭长的候船厅冲我挥了挥手，裹挟在在人流中的我望了望她那瘦弱的身躯，转过头继续前行——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远离父母去外地。
大连港的客运业务始于日俄战争前的1902年，那时只有一座小型建在甲码头后方的木质结构建筑。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客运需要，1922年满铁当局兴建新客运站。
新客运站就是一个连接码头的空中立交桥，设计成180度的文艺复兴式半圆门厅面对四面涌入的人群。
大连重要物产取引所
大连重要物产取引所位于中山区港湾广场1号，建成于1913年，由大连都督府的石原严设计，高冈久留工务所施工。
1945年后，这里成为大连水上公安局办公楼。
之后又成为辽宁省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办公楼。
现在由大连银行使用。
2002年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连火车站
大连站是贯穿东北的哈大线终点站，位于城市的心脏地带。
这条铁路是为了便于东北腹地的物资通过大连港输出。
日俄战争后，在今天站台的东边，日本人重设木质的临时车站。
20世纪20年代，临时车站已不能满足需要，满铁开始悬赏征集新车站设计方案，但因为资金原因，直到1937年才由满铁的太田宗太郎设计竣工。
大连站参考建于1883年的东京上野驿，不过规模更为宏大，是那个时代亚洲最大的火车站。
大连站最大特征是通过弧形大坡道，将上下车的乘客立体性地分割开来。
现代主义是一战后发展起来的建筑风格，作为一栋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外观极为简洁、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大连站在当年想必曾给市民带来过强烈的视觉震撼。
达里尼临时火车站
大连站站台东侧有栋夹在铁道和楼群中的平房。
除了内部工作人员，鲜有市民知道它的身份。
这栋建筑便是大连火车站的前身——大连铁路发展史上重要的纪念物。
1903年1月，俄国人设计的大连站建成启用。
两年之后，俄国人退出大连，日本人继续使用了30多年。
不过，到了1920年代，老站已经承担不了日益繁重的运输，只是由于日本国内危机不断才一直拖延到1930年代建成新站。
据资料显示，老站在解放后属于铁路分局电务段，先后作为木工房、检修所、乒乓球室，最后成为仓库。
大连商场
青三街1号大连商场是大连老字号的商家，大连人都喊这里“大商”。
大商的前身是由日资兴建于1938年的常盘桥市场，后改称大连市场。
那时的大连市场就是今天的大商北楼，由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组成，是日本殖民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商业市场。
二战后改名为大连商场。文革时期一度更名为“太阳升”商店。
文革后恢复原名。
在我小时候，青泥洼-天津街一带还是数家商场群雄并立的、并为很多居民区、小商店包围的商住混合区域。
跟着老妈逛“街里”，头一个就是大商，然后才是秋林、中兴，最后是天津街的国泰、天百。
经过20年发展，周遭商场早已经失去光环，经过数轮整合，大商一枝独秀，已经成为青泥洼桥商业区的代名词。
秋林公司
在像我一样出生于上世纪7、80年代的年轻人的记忆中，秋林公司给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它那半透明的天花板。
每当逛街的妈妈让不耐烦的我站在一边等她时，我总会仰望天花板透过来那一串串脚印，用猜测那些脚印的主人来消磨无聊的时间。
秋林公司位于中山路108号，是当年大连“三大国营商店”之一。
1937年9月，日本财团投资的三越洋行大连支店竣工。
建筑由地下一层、地面五层，外加一个三层的钟楼组成，显得既挺拔又典雅。
抗战胜利后，苏联驻军接收三越洋行全部财产，改名为秋林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953年，随着苏军逐渐撤出旅大，这里被移交给中国政府。
1990年代中期，秋林公司并入大商集团。
成为专业女店的秋林特请法国设计师对店面重新包装，那一袭粉红外衣在十几年时间里成为大连人时谈时新的话题。
如今，秋林外墙又换成素雅的灰色。
2002年，秋林公司被列入大连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在我心中，这里是永远属于母亲和童年的商店。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旧址
在繁华的青泥洼桥商业区，这栋五层楼房既不像秋林公司那样挺拔的外表，也没有周围高厦们的现代感。不过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发现环绕外立面的已经简化了的爱奥尼柱式。
这个符号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曾广泛地出现在大连很多公共建筑上。
这栋一层都是商铺的大楼，在日占时期是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大连支店办公楼，现为大连供电公司所属。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简称“满电”，其前身是满铁于1908年在运输部下设立的电气所。
1926年5月，满铁撤消了电气所，大连成立南满洲电气株式会社，电业正式从满铁分离，主要对日本控制的大连地区电业实行统治性经营管理。
第二年，在大连的南满电气办公楼建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全境，并扶植傀儡建立伪满洲国。时局骤变，偏居大连的南满电气已无法实现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控制。
于是，1934年于长春在南满电气基础上正式成立满洲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由61岁的陆军大将吉田丰彦担任首任社长。
满电成立后很快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仅次于满铁、满业之后的第三大特殊会社。
抗战胜利后，满电在大连的业务由中苏远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1951年移交中国。
2004年，这里被列入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渤海饭店
位于青泥洼桥西端的渤海饭店于1978年开业，是昔日大连的“第一高楼”。
米黄色与白色相衬的外墙简洁素朴，造型平直。正门由本地书法家于植元题写巨匾“宾至如归”——那是我最早认识的繁体字。
曾经作为改革开放精神符号的渤海饭店早已被后起的大厦边缘化，在今天高楼林立的青泥洼桥可谓“鸡立鹤群”，但它以敦厚严谨的造型依然不时唤起老大连对过去岁月的怀念。
工人文化宫
工人文化宫座落在大商北侧的荣盛街33号。
1996年，大连第一家麦当劳餐厅便开在文化宫对面。
工人文化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它隶属于工会组织，是为工人及家属提供文化娱乐的场所。
大连工人文化宫启用于1951年5月1日，当时称为“旅大市总工会毛泽东俱乐部”。这里原为建于1937年的麒麟啤酒大楼，是日本人的餐饮娱乐场所。
旧连锁街
夹在长江路以南，中山路以北，胜利广场以西，友好街以东的四方四正的区域如今聚集的多是五金电器商店，他们散布在友谊街、进步街、兴隆街、荣盛街几条街道。
这片区域在解放前叫做连锁街，是仅次于天津街的商业街。
1929年竣工的连锁街是由无法忍受天津街高昂租金的中小商家联合建立的商店组合。
在我小时候的上世纪80年代，连锁街早已衰落，但因为靠近大商、秋林，动物园，所以沿街店铺尚能保持繁荣。
作为一个小孩常去的是动物园对面的副食商店和儿童玩具店。
我上初中时，连锁街更加萧条，晚上下夜课需要穿过里面的友谊街去坐电车，惊悚片般的场景常常催促我加快脚步。
儿童玩具店和副食店已经消失很多年了，我很怀念那里的变形金刚和花生豆。
十五中旧址
劳动公园正门的友好路与漫长的中山路在青泥洼桥交汇成一个夹角，东西走向的福泉街打通了这个三角区域，十年前，大连唯一的美术中学就在这条街的西段。
15中始创于1954年，校舍前身是日本时代的职业介绍所，建于1927年。
校园是由两栋折中式红色转角楼合围成的一座封闭院落。
院子很逼仄，只有花坛两座、松树和芙蓉树若干。
操场跟教学楼隔着福泉街，大且简陋，地上铺的像是煤渣，1995年之前跟渤海啤酒厂毗邻。
学校以美术闻名是最近三十来年的事情。
当年，以美术组的徐世政老师在课余组织美术活动为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向社会招收业余班学员，发展到2000年已成为一所完全美术学校。
美术组的窗户开在东楼二层东南角，那是全校最好的位置，窗外可见劳动公园绿山上的电视塔。
严肃而不失幽默的徐老师总是坐在窗边的木桌旁批改习作。
2006年夏天，旧校园成为一片废墟。如今，那里是一片绿地。
大连市少年宫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四野战军一部开始在长江北岸集结，具有决战性质的渡江战役拉开序幕。
此刻，远在东北已经解放三年多的旅大市在劳动公园荷花池畔成立一所儿童文化馆，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也是大连市少年宫的前身。
少年宫被安置在劳动公园荷花池畔的欧式和风小楼中。我是1988年春天来到少年宫的，那时的美术班分为西画班和国画班，分别由杨洪来老师和王老师教授。
杨老师那年58岁，头发全白了。
为人开朗散漫。
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可从不见他去教堂。
他是一杆烟枪，办公桌的烟灰缸烟蒂堆得老高。
他还有一把胡琴，高兴时会拉上一段，想必他也会唱京戏，不过从没见过。
课间休息十分钟，大多孩子会在门前空地玩耍，胆子大些的就跑到荷花池或者少年宫后身的园中园观鱼抓蝌蚪。
我拿塑料袋装了些蝌蚪带回家，可惜只长出后腿便都死掉了。
1989年，我转到沙河口区少年宫。
大连广播电视塔
大连广播电视塔位于劳动公园南侧绿山之巅，190米的塔身加上山高，海拔近400米，比大连第一高楼世贸大厦高出近100米。
广播电视塔始建于1987年，在此之前大连电视台的信号使用的是绿山西边的铁塔。
1990年投入使用的电视塔采用了当时处于前沿的空间桁架结构，据说还是世界第一个使用此技术的钢塔。
从建成之日起，电视塔就成为大连最著名的地标。
2000年，位于五一广场的大连广播电视中心建成，大连电视台从绿山迁出。
十年前，电视塔更名为大连观光塔，人们可以购票登塔透过玻璃鸟瞰这座变得越来越高的城市。
火车头体育场
位于解放路7号的火车头体育场的前身是建立于1924年的老虎花园（今劳动公园）东棒球场。起源于美国的棒球在19世纪70年代传入日本，并由日本人带入大连。
从1913年起，大连的“实满棒球赛”成为定期赛事。
这是满铁所属满洲俱乐部与大连实业团之间的比赛，也称“实满战”，东棒球场便是满铁的主场。
这之后的20年是大连棒球运动的黄金年代，我童年时的游戏“打野卯”据说便是从棒球运动发展而来。
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瓦解，大连的棒球运动消声匿迹。
解放后，东棒球场隶属大连铁路分局，被称作“火车头体育场”，成为综合性体育场，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作为甲B联赛的场地。
九州饭店
九州饭店被高耸的楼群淹没到都市中有些年了，不知老大连们是否还记得它当年的气派？
1989年，23层的九州饭店在火车站东南角天津街的入口处建成。
这座宾馆建成时属于假日酒店旗下，全称九州假日酒店。
这是大连较早的品牌连锁酒店，大连老百姓不管假日不假日的，直接叫它“九州饭店”。
作为1990年代前期大连第一高楼，在那个刚开始流行白瓷砖大楼的年代，它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赭红色外立面。
2006年，这里曾重新装修，并且加盟总部在美国的华美达酒店，名字也就改为了九州华美达酒店。
枣红色的墙面愈发显得陈旧，有年轻人戏称这里为“枣糕大楼”。
天津街百货大楼
这座商场被老大连亲切地称为“天百”。
每个大连人都曾有过天百购物的经历，这简直就是一个合格市民必须的成长经验。
天百的前身是建成于1933年的几久屋，这是一家日资连锁商场，由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的岸田岸田正记投资，其弟岸田正次郎经营，是当时大连三大百货店之一。
1945年大连解放后数度更名，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这里正式名称是天津街百货大楼。
1981年，天百将北楼增加到5层，6年后又搭建封闭跨街天桥将南北楼连为一体。
这架天桥不单在当时激发市民极大的好奇心，至今仍是天津街的重要地标。
天百在1994年提出“不满意就退货”的口号，是真正立足于本地的一句实在话。
相对于大连商场，母亲更喜欢逛天百，就是因为这里的实惠。
每当母亲楼上楼下为家人选择适合的商品时，我总是坐在天百门口的金属围栏上边吃山水楼的大肉包子，边看小人书。
1999年初，天百50周年店庆迎来天百的巅峰，但随后的天津街改造将包括天百在内的商业迅速击垮。
2006年夏天，天百正式闭店。之后尽管通过私营化等一系列补救措施，但始终人气低迷。自新天百重新开业之后，母亲再未进去。
大连文物总店
1962年10月，经过一年多筹办的旅大文物店正式对外营业。
文物店在辽南地区主要市镇分别建立了收购点，几年下来，收集有价值的文物超过3000件。
其中包括苏东坡的《阳羡贴》和沈周的《青园图》。
我童年时的大连文物店还是相当与众不同的。
从繁华的街道拔脚进去，郭沫若亲笔题写的牌匾和屋内古雅的陈设不由得让人说话也降低了分贝。
曾见过老太婆带着小孙子拿着一把铜子儿希望能卖个好价钱，趿着布鞋像老猫一样的店员斜了几眼：这东西我们库房一缸一缸的。
我这才知道宝贝多了都要用大缸盛，我们家大缸只是来腌酸菜的。
墙壁上挂满了名人字画。记得进门右手边的墙上是一副关良的戏曲人物，价签标注：8000元——在当时的我来看是个天文数字。
每回见它还挂在上头总要撇撇嘴，觉得还不如自己画得好。
关良是炼丹炉里蹦出的孙猴儿，他的画早入了仙境，小孩子哪懂得老先生的朴拙天真？
大连文物店在1996年就搬到黄河路，原址的老店如今被称作天津街店。
大连市新华书店旧址
二十年前，作为老大连商业中心的天津街及其周边地区也同时充当着这座城市的文化中心。
从今天中山路金座广场到天津街211号，不足一公里的街道集中了古旧书店、艺术书店、特价书店、少儿书店、外文书店、新华书店等多家店铺。
这些书店外观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大连市新华书店的下属。
高中时代，我与好友梁、王二人每逢周六中午补课结束，总要从十五中出发向东沿青泥洼桥进入售卖日本盗版漫画的中原街，经友好路进入友好广场，在鸟鱼花店稍作停留前往艺术书店、新华书店，再走天津街前往集邮门市。
在不同时间走，这条路线会略做调整，但新华书店始终是绕不开的地标。
这是我们仨在高中时代的文化之旅，尽管比起那时北京、上海甚至沈阳，大连的图书业都显得简陋不堪，但在图书实体店零售接近消亡的今天仍显得有趣而珍贵。
常年充满霉味的古旧书店主要出售古籍及文史类图书，我平生第一次自己买书便是在这里，书名是《荣宝斋画谱：叶浅予人物》；特价书店大桌子上永远堆满打折图书；艺术书店专门经营美术画册，因书价昂，翻看画册时间稍长便有店员大妈前来“关照”；外文书店不大起眼，偶然走进居然发现二楼书架有成套日文原版漫画。
成立于1945年8月的大连市新华书店，最早位于天津街与友好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
1980年代初，随着营业规模扩大，新华书店在马路斜对面原陶瓷商店的位置盖起一栋六层楼房，少儿书店入驻腾出的旧房。
铺着木地板的少儿书店每逢岁尾店内悬挂的年画、挂历总是像森林一样充满几个房间。
1990年代之前，新华书店还不兴开架售书，选书都要招呼柜台里的服务员取阅，看得久了免不得遭到人家的白眼。
开架售书后，书店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偷书。同学中便有人在冬衣内缝制大布口袋携书的经历。
90年代中期，北京的书店已设有监控门，大连书店还依靠传统的人肉防线，服务员奔走应付、好不疲倦。
1999年，新华书店迁到同兴街的图书大厦，旧址成为建设银行直到今天。
随着城市改造，除了古旧书店迁入新华书店，其余的书店都已消失。
年，天百大楼被列入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大连饭店
有着优美圆形转角的大连饭店位于上海路6号，大厦靠近天津街一侧原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天津街副食品商店，儿时的我时常跟随父母光顾。
上世纪2、30年代，建筑界开始受到美国现代主义影响，逐渐走出新古典主义，不再严格地把建筑划分台基、立柱、屋檐等部分，黑森林蛋糕般的大连饭店自上到下充满理性严谨的现代气息。
1930年，大山通和浪速町的交汇处，日本人山田三平费时六年建造的七层大厦竣工了。
起先，大厦租给广东人开了辽东旅馆，因为经营不善，不到一年就倒闭了。
随后，大连人明吉昌在山田的邀请下开办了“辽东饭庄”。
明吉昌是大连商界菁英，对饭庄的经营下了一番功夫，不但邀请了一批名厨当灶，而且在宣传和业务规范上也领大连餐饮业之先。
1950年，正式更为大连饭店。
2002年，大连饭店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交通银行大连分行旧址
画作于2011年4月30日，是我在通县的最后一幅画。
位于同兴街与上海路交汇处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今天的门牌是上海路5号。
随着业务的发展，交通银行在上世纪2、30年代遍布中国主要都市。
与其在北京、汉口、青岛的分行相比，大连分行显得非常低调。
它一共分为三层，底层门窗皆为马蹄形开券，灰色条石贴面。
二、三层墙面深赭色打底，并装饰八通灰白色爱奥尼式扶壁柱，上下窗之间饰以朴素的菱形花纹，内敛而优雅。
大连分行建于1930年，正值中国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成熟期。上海人庄俊是这栋建筑的设计师。
他于1888年出生，1910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4年学成回国时成为中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师。之后十年任教于清华。
早期的清华校园规划设计有庄俊的大量参与。
设计大连分行的前五年，庄俊刚刚在上海创办了建筑师事务所。
1930年，也是他在设计上朝向现代派风格转变的过渡期。
建筑完成一个甲子后，103岁的庄俊去世，那时他已经成为建筑界硕果仅存的泰斗。
解放后先后作为大连市工商联、大连商业银行上海路支行办公楼。
现为大连中旅总部。2004年，被列入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
宏济大舞台
修缮一新的宏济大舞台立在民生街59号，其前身是建于1908年的天福茶园，1934年，大规模重建并更名为宏济大舞台，2002年被列为大连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解放后这里多次易主，但始终经营的都是娱乐业。
因此，宏济大舞台在不同时代人群的记忆里有着不同的记忆。
我印象里八九十年代之交这栋楼房叫做“大富豪”。
那年初夏父亲带我坐在马路对面写生，画了四五张才完成，所以对其外立面繁缛的装饰印象颇深。
2010年秋，历时1年的改造，作为京剧院的专属剧场的宏济大舞台复建竣工。
虽然复原后整体略带几分拘谨和刻意，不那么从容，但已经成为休闲、欣赏、艺术、饮食、社交于一体的文化场所，算是基本恢复了宏济大舞台当年的功能，在当下的大连，做到如此已相当难得。
加藤洋行大连支店旧址
位于天津街和祝贺街的转角处的加藤洋行原是一栋三层楼房，1974年加盖一层后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新墙面以水平线作为装饰，质感与早先略有不同。
不过40年的岁月洗礼，乍一看并不能立即分辨出拼接的痕迹。
“洋行”一词在解放前有两种解释：一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进口商品代理商行；其次指的是银行。这里说的是头一种意思。
1901年，日本人加藤定吉在天津创立加藤洋行，后来又在大阪、沈阳、长春、大连设立支店。大阪支店成立后，加藤将那里逐渐作为总部。
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便曾在那里上班。
大连分店建造在1910年代，距今已有百年。
因为历史原因，关于加藤洋行的资料相当匮乏，倒是五方杂处的天津为我们留下了片鳞半爪的记载。
1907年，为了推销自行车，天津支店打出了分期付款的广告。
一辆价格80块银元的自行车，可以分三月完成付款，如果一次结清，只需75块银元。
1912年6月，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应同事之邀去天津观看话剧。
鲁迅日记对此都有详细记录，其中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上午至日租界加藤洋行购领结一，六角五分；革履一，五元四角。”
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加藤洋行主要从事的还是进口商品代理。
日本对东北侵占日渐深入，加藤洋行的业务也扩展到了建筑、土地开发等高利润行业。这一切伴随日本战败戛然而止。
如今的加藤洋行仍在大阪发展，但经营方向早已转为蜡产品的生产上了。
修竹街老群英楼
如今，大连人只能在水饺、月饼的包装上看到“群英楼”这三个字，很少有人记得它是大连曾经的四大名楼之一。
十九世纪末，大连作为胶东移民北上的桥头堡和北洋水师重镇日趋繁盛。
1892年，胶东福山人王杰臣渡海来到大连，凭借一手好厨艺在修竹街开了间名为“春字号”的小饭馆。
又是十年过去，小小的春字号扩建为“群英楼”。
“要想吃好饭，围着福山转”，大连的饮食文化的底子便是无数福山厨子透过双手刻从那时打造起来的。
尽管处于日本的殖民下，群英楼和内地的经济一起迎来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金时代。
历经中日战争和公私合营带来的萧条，直到总设计师“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老百姓的口腹之欲被调动起来，“在中国的黄海边“的群英楼和大连的餐饮业再度迎来十余年的中兴，并且成为迄今大连唯一的“中华老字号”餐饮企业。
八十年代末，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得群英楼在之后二十余年走出了与其他大连老饭馆不一样的道路：一对日本老夫妇几次专程为吃水饺而来群英楼，并欲进口群英楼水饺至日本。
在他们的推动下，群英楼开始出口速冻水饺——此时，多数国人尚不知道速冻食品为何物。
在经历九十年代末天津街地区大规模拆迁改造（天津街至今仍未恢复元气，大连人对此始终难以释怀），大多老牌饭店停业搬家，无意中提前进入全球化进程的群英楼却抓住了速冻食品这根救命稻草挺了过来。
20世纪九十年代末大连饮食的多元化使得群英楼这类胶东菜馆彻底终结了统治地位，加之老一辈的厨子淡出历史舞台，虽然在港湾街附近修建了新群英楼饭店，其影响力已不如早前。
修竹街上的老群英楼已将沿街门面租给7、8家小饭店，厅堂包间经年闲置，褪了色的招牌和高高耸立的烟囱向和走满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修竹街倒有几分搭调。
这世界，有些变化是阻止不了的。我只能靠画笔记录下老群英楼此时模样——时间是2012年1月26日。
四云楼烤鸡店
烧鸡是常见的肉食。
遍观中国烧鸡产地不难发现，凡是有些名气的烧鸡大多来自于冀南、豫东、鲁西、皖北交汇的黄淮平原，这些地方的烧鸡出名，一是手艺高，再者跟这里南北通衢的交通相关。
大连四云楼烤鸡是烧鸡的底子，以烧过再烤为其特色，查询历史后方知四云楼烤鸡与中原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0年代，来自山东的四个年轻人在小岗子的华胜街创业。
烧鸡生意从路边摊逐渐做大，因是四个人合伙创业，故名“四云楼”。
经过20年发展，1940年代迁到天津街，从此奠定了老字号的身份。
四云楼烤鸡在选料和前期制作上跟传统烧鸡差别不大，特色在于烧过之后再进行烤制，并且要在肚子里塞上一段葱白、一块整姜还有数枚香菇。
出炉的烤鸡既有烧烤的酥香，又不失烧制的细腻。
在很多同龄人共同记忆中，童年时去看望长辈每每都要在天津街的四云楼买上一只烤鸡，即便需要耐心排队也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
吃光鸡肉后，还会拿鸡架来做汤。
天津街改造后，四云楼搬到了吉庆街39号。
台湾银行大连出张所旧址
紧邻中山广场的人民路6号，是一栋造型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现为大连银行华昌支行使用。
它建于1910年，这个时间早于中山广场绝大多数建筑。
日本占领台湾后，于1899年在台北正式创设具有殖民地中央银行性质的“株式会社台湾银行”，简称台湾银行。
总行虽设于台北，但实权则操自东京。时任台湾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在银行创立时指出：“厦门是台湾的中心，至少在历史上，厦门是控制台湾财经界的中心。”
所以，台湾银行一直充当日本南进的经济推手的角色。
在台湾有着“殖民地经营家”之称的后藤新平来到大连担任满铁总裁不久，就把台湾银行的业务带到了东北。
大连出张所是台湾银行在中国北部唯一一家分支机构。
台湾光复后，台湾银行于1946年复业，成为台湾地区的区域性货币。
1949年初，国民政府败退之际，中央银行的1317箱文件及大量银元随着太平轮失事沉没于东海，直接导致中央银行停业。
从此，诸如货币发行之重要业务全部由台湾银行办理，直至2000年才将发行权收回中央银行。
大连工委在1945年曾短暂地在此办公。
2002年成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中国税关旧址
中国税关旧址位于中山区人民路与益民街交汇的人民路86号，距离大连海关不到1公里。
1907年，清政府税务司与日本驻清国大使在北京签订《设置大连海关及内河汽船航行的协定》，正式建置中国大连海关。
这一条约在1912年后由中华民国继承。
虽名义上为中国海关，但实际仍由日本人掌管，其目的更多在于保障大连与东北地区货运的畅通。
1914年，中国税关大楼在码头南部建成，建筑正立面那两座哥特式塔楼给十分打眼。
如今的税关旧址被赭黄色的砖包裹外墙，像一座坚固的城堡。
这栋建筑属于大连早期的砖木混合结构，白蚁这种在南方常见的害虫居然也在这里扎根，不知是否是乘坐轮船由海上而来。
近年来让人们颇伤脑筋，曾专门设计方案对蚁害进行灭治。
1945年，大连税关交还中国后旅大航运公司曾在此办公，现在是辽宁省外贸轻工公司的办公楼。
2002年被列入第一批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大连汽船株式会社旧址
在今天，中山广场通向的海港的人民路是高档酒店和写字楼最为集中的街道。
作为美容诊所使用的人民路74号是一栋略带古典的折中主义风格小楼，其西侧的人民路72号现为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办公楼。
在60多年前，这两栋看起来风格迥异的楼房都是满铁下属的大连汽船株式会社。
1915年，是大连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年。当年，横贯市区的4条交通干线，即今鞍山路，长江路，黄河路，中山路全部建成。
在这个背景下，日本通过满铁投资在大连设立了大连汽船株式会社，简称“大汽”，其办公楼距离海港只有1公里。
为了加强黄渤海地区的联系，“大汽”又在青岛、天津、上海等地建立了支店。
“九·一八”事变后，“大汽”兼并了满洲船渠株式会社，垄断了大连的船运业。
人民路72号作为“大汽”扩建的主楼建于1932年，是一栋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风格办公楼。始建时地上4层，地下1层。
解放后，两次加接增至7层，其间的拼接痕迹至今仍可看到。
2004年，大连汽船株式会社旧址成为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
友好广场
中山广场西侧数百米高坡上的友好广场在60多年前被称作“西广场”，它有7条放射状街道。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从这里驶向中山广场。
与中山广场不同的是，这里长期缺少重要地标，始终是一个交通广场。
1980年代末，曾在广场中心的花坛上立起一对花岗石雕像，印象中有一个骑在海马上的非洲女人。雕像在1996年被水晶球替代。
我曾坐在石像下画广场北边的基督教堂，那时它已被改作中山区文化馆。
广场西南角新新摄影社的橱窗里常年挂着笑容灿烂的照片，它西边是一家摄影器材商店，父亲在那里花125块钱买下了他的第一台相机：北京产的长城牌——年轻的他省吃俭用，终于在结婚前一天把它买下来。
过去的友好广场小且温馨，和附近的天津街、中山路一同构成了大连的文化中心。
除了新新摄影社，中山区文化馆、朝鲜族文化馆、进步电影院、友好电影院分列广场四周。再远些则有古旧书店、新华书店、鸟语花店。
1996年，大连市领导设计了一个由五只不同肤色的巨掌托起的巨大的水晶球，就是如今的北方明珠球。
无论好坏，友好广场终于有了一个鲜明的标志。
与中山广场的休闲功能不同，友好广场是一个纯粹的交通广场，小且温馨，有七条放射状街道，东北角的基督教堂是广场周围最漂亮的建筑。
教堂建于1907年，与不远处的玉光街礼拜堂不同，这里是面向定居大连的日本长老会信徒。
长老会是基督教派别，300多年前，那群从苏格兰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并为日后美国立国提供信仰根基的基督徒便来自长老会。
解放后，这里成为中山区文化馆，经常举办展览、笔会。
在肯德基餐厅进驻前的九十年代，这里为一家名为威廉士堡的快餐厅使用，他们除了改变建筑外墙以及内部框架，所售的虾堡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姊妹楼
友好广场东侧有两栋外墙刷成米黄色的高楼，因二楼一模一样并且比肩而立，自1980年代建成起便被大连人称作“姊妹楼”。
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15层的姊妹楼显得有些落寞。
但在整个八十年代，由大连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它可是大连市第一高楼。
提起姊妹楼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因为直到90年代末，这里一直是大连画材的经销中心。
东楼和西楼由一栋二层小楼连接。
一楼是鸟鱼花店。顾名思义，这里售卖一些花鸟鱼虫、假山盆景、鱼竿钓具。
二层是成立于1984年的大连书画苑，这里是大连美术爱好者的天堂。
各种纸张、工具、颜料都可以在这里买到，除此之外也接受艺术品装裱、售卖，偶尔还会承办书画界的笔会。
店员里除了一个上唇留着淡淡胡须的小伙子全都是中年妇女。
这个小伙子很安静，在常年弥散着陈墨、故纸味道的空气里，踏着一双布鞋、像一只老猫一样无声地走在木地板上。
比起大连书画苑，姊妹楼东楼的大连画苑要低调许多。
大连画苑门脸很小，顺着狭窄的楼梯可以一直通向更为逼仄的2、3楼。
两家画具店在价格上偶尔有些微妙差别。
19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深入，进口材料随之大量涌入国内市场，有好几家画具店在姊妹楼附近开张。
比起姊妹楼的国营范儿，它们在价格和服务做足了功夫。
多年过去，大连书画苑早已搬到天植商城，它的位置是一家手机客服中心。
东楼大连画苑彻底失去了踪影。
万通船务楼
万通荣海船务公司由万通船务公司和物流公司两个单位合并而成，单从其船务楼建筑便可知道其来历不小。
实际上这家公司也确实是大连港的下属企业，故在船务生意林立的大连尚有一席之地。
万通船务楼座落于长江路12-1号，这座有着灰蓝色尖顶的近代俄罗斯风格建筑始建于1903年前后，当时作为码头旅馆。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依旧延续俄国人以港兴市的规划，迅速以大连港为中心展开城市建设。这栋建筑曾长期作为大连海务协会使用。
日后成为“昭和三大船王”的山下龟三郎在那时还是个无名小卒，正因日俄战争的投资失利而负债累累。
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说服股东，于1911年创立山下汽船株式会社。
汽船起初是指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船，因船外有明轮轮桨故亦称轮船。
山下公司成立恰逢一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于是趁机大力发展业务，迅速占据一席之地。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的父亲宫泽裕曾在初创的山下汽船公司任职。
一心想进入政坛的宫泽裕选择山下公司也是因为它当时的经营状况非常好。
进入公司后，由社长山下龟三郎做媒，与时任众议院议员、立宪政友会干事长小川平吉的次女结婚，才有了长子宫泽喜一。
山下汽船公司于1915年创立大连山下轮船公司，就在如今的万通船务楼办公。
2002年，万通船务楼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满铁有轨电车修理工场
1909年，大连历史上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起始点是电气游园到码头。
起初的有轨电车由美国制造车身、英国制造底盘、电器部分是德国生产的。
车身分红色、白色两种，白色供外国人乘坐，中国人只能坐红色车。
那时民主广场尚被称作敷岛广场，敷岛这个名字来源于参加日俄战争的敷岛号战列舰。
满铁为了维修保养这些车辆，位于敷岛广场北侧的有轨电车修理工场同期完成建设，此外还单独设计一个可容纳100辆电车的车库。
这里由木工、油漆工、铁工、铸造工、钳工、卷线工等班组负责有轨电车的维修和装配。
接下来的30年，是大连有轨电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至1938年全市有轨电车线路已达11条，而经过敷岛广场就有3条线路。
1945年日本投降，有轨电车遭到了严重破坏，交通接近瘫痪。
1946年，大连市政府将这里改名为大连交通公司电车工厂。
1949年前，电车工厂仅能修理有轨电车。
1951年，电车工厂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生产的有轨电车。
目前这里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司营运车辆的大修、中修和电车制造、汽车装配，是中国唯一的有轨电车生产厂。
1994年6月，我在民主广场南边的33中参加中考。
初夏的午后，母亲陪伴我坐在广场中心停泊的电车里做着最后的冲刺。
那一年，中考失利，此处成为我折戟沉沙之地。
直到将近18年后的今年春节，我独自一人回到这里。
广场四周高楼林立、异样繁华，所幸33中和电车厂还在，只是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再也不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山下汽船公司于1915年创立大连山下轮船公司，就在如今的万通船务楼办公。
2002年，万通船务楼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连邮便局旧址
胜利桥邮局位于长江路134号，建于1927年，当时被称作大连邮便局。
这里是胜利桥南侧扇形广场的东部，站在门前台阶上向北远眺便是大连最精致的老建筑：艺术展览馆，顺着门前的上海路一直通往昔日大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天津街。
当年数条电车线路从门前经过，叮当作响的铃声伴随这栋建筑成长。
这栋建筑的设计师是关东厅土木课的臼井健三，他后来又设计了长春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
胜利桥邮局是一栋折中主义建筑，它有着新古典主义典雅与简约：基层由四层长条础石砌就，与建筑主体的水平线条构成了流畅的动感。
同时也有着亚洲主义细节处理，比如檐口对传统木构建筑斗拱与椽头的模仿，窗洞周边回形文的装饰。
胜利桥邮局历时两年于1929年竣工。
那一年，世界经济危机已经拉开序幕，日本加速侵略中华的速度，大连城市重心开始东移。
现在作为网通营业厅的邮局旧址于2002年成为大连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苏联领事馆旧址
座落于鲁迅路2号的大连市慈善总会办公楼，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初的欧美折中风格三层洋楼。
因其解放前作为苏联领事馆的特殊身份，2002年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1907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两年，俄国人以开设领事馆的形式重新来到大连，但此时的俄罗斯帝国已将精力投向欧洲。
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土崩瓦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驻连俄国领事馆关闭。日本干涉军在第二年夏末占领海参崴，苏俄成立远东共和国作为缓冲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
随着1922年新成立的苏联重新统一全境、《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以及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日本在远东处境每况愈下。
经满铁首任总裁，时任日苏协会会长的后藤新平等人的推动，1925年1月20日，日苏签订“基本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当年9月，苏联领事馆在旧址重新建立。
领事馆的建立，使得苏联得以在滨城布下情报网。
领事彼得洛夫亲自领导谍报工作，在1940年代的大连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潜伏”。
满铁大连图书馆旧址
2012年，大连图书馆鲁迅路分馆成为“外文文献图书馆”——这不过是它百年历史中又一个新名字。
在不同人群的记忆里，这里曾经是日本文献资料馆、儿童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满铁大连图书馆。
对于住在附近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栋有棕色地板的自习室。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大和民族是个对搜集、记录有着特殊癖好的族群。
二战时，美军在偷袭日军后，据说会去特意翻拣日本人的日记。
这些刻板的军人总是把每次部队调动的人数、给养流水账似的写到日记里。
1907年，满铁创立不久就在总部设立图书室便是不足为奇了。
图书馆毗邻满铁调查部，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情报学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学科，它的先导科学是同样重视文献资料的图书馆学，它们都会从普通人看不出所以然的资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迅速，与情报资料工作细致精确密不可分。
经过近40年积累，至满铁解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文献资料已近40万册。
满铁将其图书馆功能定义为：“会社业务参考、兼代公共阅览。”
这其实也是世界上所有图书馆都在遵循的原则。
满铁图书馆业务范围是搜集整理有关整个中国的各个领域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相关的调研。随着业务的深入，从1912年到1928年，满铁在今天鲁迅路20号的位置，进行了三期新馆建设。
有着四根爱奥尼式立柱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图书馆，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一流的图书馆。
2002年，满铁图书馆旧址被列入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满铁本部旧址
画作于2011年5月6日，用马克笔和钢笔混合完成。
画面里这栋建筑面北临街，数通科林斯石柱华丽流畅。
说老实话，我从没关注过路南的这组建筑：一是因为临街一侧永远逆光，二是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老建筑。
座落在鲁迅路9号的青灰色钢混建筑现在是沈阳铁路局大连车务段办公楼。
而在60多年前，它是大名鼎鼎的满铁总部。
这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群平面呈倒“凹”字型，它由五栋建筑组成。
西边的三栋是俄国人于1903年建成，东部两栋则是满铁技师太田毅在1909年设计完成，他也是正金银行、大和宾馆的建筑师。
日俄战争后，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被转让给日本。
为此，日本在东京创建满铁，并委派后藤新平（1857—1929）担任总裁。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
1907年，总部由东京迁往大连。刚刚卸任台湾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到任“满铁”时还只是五级华族之末的男爵。
医师出身的他以“生物学原则”经营台湾闻名。
在他担任满铁总裁20个月里，后藤以医师特有的缜密成立了“满铁调查部”。
这个以搜集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情报为重点的机构，在今天被人们誉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三大情报资料宝库之一。
归国后的后藤不断进入内阁出任要职，在1929年4月去世前，他已经贵为伯爵。
满铁在中国经营近40年，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殖民经略，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据点。
满铁最为兴盛的二三十年代，不单控制铁路，而且掌握铁路两侧沿线的附属地，甚至东北地区的水运、航空、运输、铁矿、煤矿以及城市规划、市政管理都有满铁的身影。
无怪乎当时有人说满铁是“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中日战争爆发后，满铁地位逐渐下降，其大部分权力转移到关东军手中。
1942年，总部迁往长春。战争结束后即停止运作，其资产大部为苏联窃取回国。
2002年，满铁总部旧址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满铁调查部旧址
满铁调查部位于今天中山区世纪街41号，是一栋建于1911年的美式钢混结构办公楼，如今全身被涂成枣红色。
从这里开始，满铁逐渐把调查从基于公司利益的“社业调查”逐渐放眼东北及苏俄远东地区，进而在中国内地建立情报分支为日后的全面侵华做好充分准备。
该机构被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三大情报资料机构之一。
可以这样说，日本在上世纪上半叶很多对外行动都是基于这栋大楼里的报告而形成。
满洲建筑协会旧址
1920年冬，满洲建筑协会在大连成立，首任会长是关东厅民政部土木课课长松室重光。
在日本，像松室重光这样服务于中国的建筑师，被称作“渡海建筑师”。
这些有着强烈创作激情的年轻人在论资排辈的日本本土建筑界鲜有机会，大连这块“飞地”恰好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
相对于国内同行，这群建筑师所受行政束缚较少，在现代城市规划近乎于空白的中国东北，可以畅快地发挥自己的所学。
正是这些人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一起赋予了大连洋房既非欧美，又非日本的独特个性。
满洲建筑协会正是这群建筑师的行业协会，协会成立伊始便拥有会员近900人。
受其影响，朝鲜和台湾也先后成立了建筑协会。
随之出现的还有《满洲建筑杂志》，如今已成为研究大连老建筑的珍贵史料。
为了建设会馆，协会选出建筑师中泽洁的方案，于1924年在今天的世纪街路东竣工。
会馆外立面严谨笔挺，甚至有些单调。
夏日浓密的树荫让往来的人们难得记住它的面目。
伴随着有轨电车的汽笛声，它跟我们这座城市一起走过了90年。
在被彻底拆除前，它已成为一座毫不起眼的招待所。
那些渡海建筑师归国后大多默默无闻。
数十年过去，他们留在中国的作品也在城市化浪潮中悄悄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日本大连宪兵队本部
日本租借时期的大连宪兵队本部旧址位于中山区明泽街76号，这里是一处丁字路口的南端。
按照法国模式创立宪兵制度的日本早在1899年颁布的“宪兵令”里指出：“宪兵为陆军兵科之一，受陆军大臣管辖，职掌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之业务。”
随着大连地位逐渐超过旅顺，大连宪兵分队迁入这里，后来又成为大连宪兵队本部，下辖大连、旅顺宪兵分队。
1945年，苏军接管旅大时曾将关东州末任长官今吉敏雄等要员扣押于此，两年后，又将他们押往遥远的西伯利亚。
东风电影院
位于寺儿沟新柳街的东风电影院是大连第一座电影院。
在成为电影院之前，这个位置是永乐茶园。
1929年，日本人在此修建了公谊电影院。
在改成今天名字之前，这里还曾叫做东明电影院。
56岁的朱师傅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天满大连的拉活儿，时不常路过寺儿沟时就会瞥见这栋老房子。
如今的电影院被居民楼包围，涂成粉黄色的外墙仍有一部分露出洋灰本色。
在朱师傅记忆里，30年前的这里没有楼房，全是趴趴房，一下电车便可以看到电影院。
文革后，建国以来60部经典电影全部解禁，加上一些译制片轮番放映，无论多远人们都拼命去看，这里成为那一带的文化中心。
住在昆明街的朱师傅那时正在恋爱，曾带着对象坐车来这里看的《望乡》，票价是两毛钱，人很多，连二楼过道都挤满了观众。
1984年8月，运营55年的东风电影院停用，后来被改造成公寓旅社。
在这里看过《洪湖赤卫队》的高先生成为这里的老板。
经历几十年风雨，固定屋顶的螺栓从未生锈，墙体更是结实，虽然改造时颇费了一番力气，高先生对楼房质量还是赞不绝口。
儿童公园
提起儿童公园，首先想到的就是浮在水面上白天鹅形状的游船，这也是很多大连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儿童公园里的明泽湖与植物园的映松池都位于南山北麓，是我们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内陆公园之一。
明泽湖初名“镜ケ池”，在大连城市建设初期是城市蓄排水系统的一部分。
1907年，管理者围池成园，取名“镜ケ池儿童游园”。
1930年后的修缮改造由港务局主导，所以更名为“海港公园”。
解放初期曾受严重破坏，直至五十年代才重新对外开放。
那些年，每年元旦后开放明泽湖的溜冰场成为不少大连人冰上运动的启蒙地。
七十年代初，再次改名“儿童公园”至今。
在我小时候，明泽湖上有座九曲桥，家中相册中仍有我穿着白色海军服在桥畔的照片。
初中时的户外写生课，老师会安排我们到儿童公园。
相对于植物园，这里游乐设施很多，深得大家的喜欢。
那时的明泽湖已略显衰败，湖畔的树木和植被都有些野气，接近傍晚时，谁也不敢靠近湖边。
高考时，我们的考点就在儿童公园两条街距离的39中。
午休时，几个同学坐在湖滨树影下复习。那一年，大家考上了不同的学校，再也没有一起回来过。
2003年，儿童公园经过大修，设施得到升级。
不过周遭高楼林立，使得这个原本不大的水面更像是一个街心花园。
南山寮和关东馆
画面中这两栋建筑在解放前都是满铁职员宿舍，前面的叫“南山寮”，后面的是“关东馆”。
由于这一建筑群如今被四条街道围合，所以在市政规划上被不同的门牌所区隔。
建于1919年-1920年间的南山寮和关东馆位于明泽湖西畔，平面呈双“E”字型南北围合成封闭社区。
关东馆是东北地区最早的白领公寓，南山寮则是单身宿舍。
建筑起初为四层，外立面由多种材质装饰。
窗户分内外两层，外层双门平开，内侧是俄式上拉窗。
顶层出檐为铁楞雨篷覆盖，解放后加盖一层后却并未拆除，所以在市区遗留的众多老建筑中颇显怪异。
日本撤出大连后，南山寮和关东馆曾短暂地作为苏军宿舍，后来分给大连港作为职工宿舍，所以老人们至今仍称这里为海港大院。
孙传芳别墅
南山街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长街，北起柳林街，中段与枫林街相交，南部逐渐抬升，一直伸向南山脚下的明泽街。
407路在此设有站点，站名“团市委”，路东站牌附近的南山街10号是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的驻地。办公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但房主、功用均已失传。
1929年1月11日，“三九”的第3天，寄于张学良羽翼之下的前直系军阀领袖孙传芳悄悄来到大连，不久便买下这栋气派的洋楼做起了寓公。
此时，孙传芳的心境同天气一样冰寒彻骨。
头天晚上，与他过甚密的奉系将领杨宇霆被张学良授意枪杀于元帅府“老虎厅”。
得到消息的孙传芳唇亡齿寒，立即前往不受奉系控制的大连。
两年前，在北伐军和奉系军阀的夹击下，控制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孙传芳与曾经的对手张作霖握手言和，成为奉系的一枚棋子。
1928年6月，败退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这位曾经“开府南京，领袖五省”的大军阀孙传芳成为彻头彻尾的丧家之犬，只有跟随继任的张学良以待时机。
6个月后，少帅改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
对此，孙传芳多次向张学良表达了不同看法。
即便寓居大连，他仍然屡次劝张倒蒋。
“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同日本人合作的孙传芳离开大连，在天津租界隐居。其在大连的别墅成为日本“陆军奉天特务机关大连出张所”。
2002年，孙传芳南山别墅成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德国领事馆旧址
枫林街上有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二层小楼，建筑呈轴线对称，比例协调，严谨、庄重。
从1926年到1939年，这里曾是德国驻大连的领事馆。2001年，这里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可能是考虑这栋建筑过于严肃，它的新主人用明黄色将其粉刷，并把壁柱、山花、线脚、涡卷都漆成金色。在阳光照耀下，各种不好的字眼全都集中在这身黄皮上来，霸气、粗俗、暴发户、脑残，显出了新主人独特的重口味。
稍懂点审美的人走过都会暗自骂街：有点文化好不好？不过，所有窗户尚是原装让人略感欣慰。
孟天成故居
有着百年历史的枫林街在1945年前被称作枫町。
除去东部一小段为南北路，全长1公里的枫林街是一处东西走向的马路。
在这处经过翻建，日式餐馆、会所林立的街道上偶尔点缀着几座古旧的面孔，枫林街36号便是其中之一。
这栋隐藏在树丛后的小楼是博爱医院院长、爱国人士孟天成（1882-1966）的故居，建于上世纪30年代，现为沈阳军区大连房管局第十干休所用房。
如今知道孟天成的人不多了，但大连人熟悉的二院，其前身博爱医院即为孟天成创建。
孟天成是台湾台南人，1911年来到大连，那时他29岁，哪里知道自己将要在这座城市生活超过半个世纪，并且终老于此。
孟天成先后在满铁大连医院、小岗子病院执医。
1917年在今东关街二院旧址创建博爱医院，后来又在民生街、宏济街、甘井子扩建分院。
凭着高超的医术和医德，至1940年代中期，博爱医院成为大连规模最大的私营医院。
1946年5月，孟天成夫妇将其经营20年的博爱医院和全部药品、仪器、资料无偿捐献给国家，只保留了枫林街这栋居所。
孟天成故居原为二层，后又在东北角加盖两层，成为四层。
临街蓝漆剥落的铁丝围栏红和枣红铁皮门将院落围合，槐树、柏树、枣树、蔷薇把小楼裹了个严实，使得这里极少引起路人的关注。
2004年，孟天成故居成为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
望海街32号
中山区望海街32号如今是一家名为“官邸”的别墅式餐厅，主要经营泰国菜和粤菜，偶有大连菜作为点缀。
既然名为“官邸”，总要有一段曲折的前世今生，对一栋有着85年历史的老宅子这并非难事。
据说这里最早的主人就是那位“乱世枭雄”张作霖，这也是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之处。
可是翻遍资料，只在1994年《辽宁档案》中记录了张作霖曾于1926年7月对旅顺、大连为期两天的短暂访问——这是他主政东北期间唯一一次来到大连，那时的大连尚为日本殖民地，此番来连是为了答谢关东军在一年前奉郭战争中给予的支持。
在旅顺，张大帅下榻大和旅馆，而在大连的住所文中并未提及。
小洋楼的一楼入口处的铜牌向我们揭示了建筑的年代为1927，此时距张作霖来连又是一年过去。
我们不排除张的亲信曾在此居住，但非要说是张大帅的官邸实在有些牵强。
虽然如此，这里在建国后成为林彪元帅疗养所居别墅倒是不争的事实。
林彪古怪的生活习惯和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给这栋三层洋房抹上了更为神秘的色彩。
2004年8月，这里成为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字仅仅写着“欧式旧居”。
河本大作旧居
中山区枫林街56号是大连市南山宾馆的所在地，这里是一间日式庭园风格的酒店。
在车来人往的宾馆东南角暗暗地藏着一栋欧式小楼，尽管屋顶经过重新铺设，东侧平台也搭满了作为装饰的绿漆木架，但仍可从斑驳的虎皮墙和那高耸的烟囱上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这座编号为南山宾馆7号楼的建筑在70年前是日本人河本大作的寓所。
1928年6月，战场失利的奉系将领张作霖在向东北老家撤退的路上，于沈阳西北的皇姑屯被炸身亡，是为影响远东政治格局的“皇姑屯事件”。
此事的幕后主谋便是身为关东军陆军大佐的河本大作，这一年他45岁。
事件之后，舆情大哗，河本被解职，内定永久不能晋升军级，但每月仍可领到一笔可观的生活费。
九一八事变后，人脉甚广的河本担任满铁理事，并实际负责起煤矿的开采。
作为报答，在其荫庇下的亲信在大连南山北麓的楠町修建了这栋三层和风欧式小楼，这是1938年的事情。
1941年，政治上失意的河本回到这里同妻儿共度了一段闲适的生活。
之后应侵占山西的日军之邀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实际负责为日本掠夺煤炭资源。
日本投降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司，河本大作应阎锡山约请继续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
1949年4月，河本在太原被解放军俘虏，关押在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
1953年8月，71岁的河本在狱中病死。
大连解放后，河本大作旧居曾为苏联专家居住，之后便一直作为宾馆至今。
2004年，这里被列入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
东本愿寺
画作于2011年5月11日。建于1916年的东本愿寺位于麒麟西巷1号，在老大连口中被称作“南山大庙”。
佛教东渐日本六百年后的镰仓时代，净土真宗在日本创立。
以本愿寺为本山，强调内心信仰、不反对僧侣食肉娶妻的净土真宗极受下层百姓欢迎，四百年后，信众已经超过1000万人。
这个庞大的数字对执政的德川家康无疑形成巨大压力，1602年他下令从本愿寺独立出东本愿寺，原本愿寺改称“西本愿寺”。
那时侯的大连还只是被称作“青泥海口”的滨海洼地。
日俄战争后，大量日本移民涌入大连，势力强大的本愿寺也随之而来。东、西本愿寺先后在南山北麓建立寺院。
如今，西本愿寺早已不存，具有强烈和式风格的东本愿寺在1945后作为大连图书馆书库得以幸存，1990年改作大连京剧团驻地。
2002年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铁路医院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位于中山区解放街6号，人们更熟悉它原来的名字——铁路医院。
这座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沙俄强租大连时，东省铁路公司在胜利桥北建立了铁路大连病院。日俄战争后由日本接管，改为满铁医院。
进入20世纪二十年代，老院已不能满足需要。
满铁为此专门聘请德国设计师在中山广场南侧设计新院，经过三年施工，于1926年竣工，更名为满铁大连病院。
新院位于解放街、金城街、杏林街的三岔路口北侧的高地上，站在中山广场向南不难望见。
这是一栋运用了大量古典元素的现代主义建筑，赭黄色外墙拼贴得非常考究。
从空中鸟瞰，医院的平面图更是复杂。大连民间一直有其平面造型为日本的“本”字的传说，但在我眼里，它更像一架驰骋在空中的老式滑翔机。
抗战胜利后，医院由中苏共管至1952年，移交中国后改称沈阳铁路局大连医院，除了为本系统职工和家属服务，也对社会开放。
这座医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是大连最气派的医院。
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兵临城下》，故事根据解放军解放长春的史实改编。
铁路医院因其肃穆威严的外表成为剧中国民党的“城防司令部”。
那时拍摄电影还是个稀罕事，门前的街道搭起的地堡、拒马、铁丝网，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从吉普车里钻出来的军官，让一些在外围观的老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2002年，这里被列为大连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座落在人民广场西北的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人民法院之一，它的前身是日本殖民者建造的“关东地方法院”。
1907年9月日本殖民者在旅顺设立了管辖大连地区的最高审判机构，随着大连市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增多，于是向市内派出分支机构。
1930年，在今天人民广场西侧建成了新办公楼。
这栋赭黄色的楼房是钢混结构，主体建筑为三层，此外在中心位置单独加了数层塔楼。
熟悉历史的人不难发现，这栋建筑的外观跟远东审判的地点日本军部大厦风格非常接近，相较之下，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更为修长挺拔。
建成后的1936年，“关东地方法院”从旅顺迁来，原先的分支机构被撤销。
1946年，大连地方法院成立。2002年，这里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连市人民政府
人民广场在大连人的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分量，不但因为这处有着宜人景观的广场是大连城市规划史上为数不多的方形广场，同时也因它集中了一批行政机构而成为大连的政治中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大连市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殖民者开始考虑将实行统治的“关东州厅”迁到市内。
此时，早先规划的大连东部地区已经饱和，且地势多有不平。
位于“长者町”50号的一处洼地引起了设计师的注意。
此前数年，洼地东西两侧已经先后盖起“关东地方法院大连出张所”和“关东州厅警察部”两处行政建筑，关东州厅新办公楼便依地形进行了规划设计。
经过一年多施工，钢混结构的新办公楼竣工。1937年6月，“关东州厅”从旅顺迁此办公。
办公楼是一栋长长的三层楼房，造型简约素朴，颜色淡雅。
1940年，为了关押抗日人员，曾在大楼后院赶筑了一处圆形监所，后作为仓库使用，1994年拆除。
建国后，这里成为市政府办公楼，上世纪60年代，在大楼的东侧接盖了南北走向的侧楼，建筑面积进一步扩大。
2002年，这里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大连市公安局办公楼
大连城市发展颇具规模后，部分行政机构慢慢地从旅顺迁至大连。
其中关东州警察部的特等刑事课、经济警察课、外事课入驻今天人民广场3号的办公楼。而警察本部则跟随关东州厅于30年代中期一起迁至今天市政府办公楼。
这一带是城市西部新开发的棋盘式方格广场，有别于东大连不规则的圆形广场和城市布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大连的殖民统治进一步加深。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关东州当局对中国人的出版、集会、结社进行严格审查，这栋大楼愈加忙碌起来。
解放以后这里作为大连市公安局，建筑风格与人民法院相似，但少了许多细节，墙面如今被涂成暗朱砂色，显得晦暗。
它身后于2012年被拆除的交警支队大楼像白帆一样屹立在中山路旁，曾是这一带一道风景线，但被认为是香港中银大厦的模仿之作。
2004年，关东厅警察部特等刑高课办公楼旧址被列入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
大连市青少年宫
1989年2月，由邓颖超题字的大连市青少年宫在人民广场西南角落成。
青少年宫位于五四路、珠江路和北京街三条道路交汇而成的三角形区域里，其新颖的造型在当时只有开发区的时尚建筑可以媲美。
“少年宫”一词源于俄语，这种教学运作机制也正是在苏联影响下普及于中国。
当时市内四区虽有各自的少年宫，但即便将大连市少年宫加入也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学习需要，青少年宫的出现的确缓解了这种情况。
除了各种特长教室，这里还有别处至今无法企及的图书馆、影剧院、天文馆。
在大连市民印象里，天文馆那两个蓝色穹窿顶就是青少年宫的象征。
长期以来我们这座城市缺少一所大型的展览场所。所以，建成伊始的青少年宫在90年代担任着大连市一些重要艺术展览的举办地。
1991年秋天，苏联水彩画展在此展出。
几个月后，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苏联宣告解体，这场展览应该是“老大哥”最后一次以苏联名义在大连的展览。
那年在父亲引导下，我每天都用手绘的形式写日记，叫做“速写日记”，由此居然多年后尚能记住一点细节。
这是我时隔24年再次描绘这栋建筑，当年那个坐在树荫下对景写生的孩子已过了而立之年。
还好，青少年宫犹在，模样看上去也不算过时。
凤鸣街
凤鸣街位于老体育场南侧，东起纪念街，西止拥警街，全长1.5公里，中段分别与长春路、东北路相交。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连市中心西移，亟待建设的空地成为一批求学于欧美的日本建筑师一展身手的宝地。
受当时西方建筑规划影响，他们设计的房屋既不同于传统欧式建筑的繁琐，又暗暗地渗透出东方的审美，因此被称作“欧式和风”。
人民广场前方的中山路、高尔基路、凤鸣街便是此类建筑的聚集地。
做为普通日本侨民住宅的凤鸣街大多是独立的二层砖木建构，布局规整、街边林木成荫。
因着围墙低矮，城市生活和私密空间得以互相渗透，这与90年代大连规划提出的“通透”理念殊途同归。
频繁的街道转角、细密的路网、适宜的建筑尺度、法国梧桐、大槐树……这都是老大连的城市符号。
1945年，日本投降的前些日子，侨民们感到事态不妙，龟缩家中不再露面。
中国人也知道了消息，大街小巷到处是卖炸丸子的吆喝声：“丸子丸子，日本人要完了！”
日本人走后，新政府将空出来的房屋敲锣打鼓地请进大连百姓居住。
这一切，七十多岁的袁师傅记得很清楚。
当时这里住的基本是工人和职员，后来军分区的领导和干部也搬了进来。
人们开始按自己的需要改造房屋，但是外观依旧。
对山街与凤鸣街交叉处的对山街3号楼曾住着前市人大主任卞国胜。
那里从前为满铁株式会社一个课长所有，他的孙子前些年拿着照片找到了祖父的旧居。
若搁在十年前，凤鸣街密布“欧式和风”洋房的街道在大连相当寻常。
因着始于2010年11月初的拆迁，这处孑遗的老街成为老大连瞩目的焦点。
东关街
在“光复”前，青泥洼西边的小岗子是全市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居住区，因为地处西部，这里也被称作“西岗”。
仔细辨认地图，东关街不过是夹在鞍山路与长江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大概是201路有轨电车在此有一站。
东关街逐渐成为小岗子地区的代名词。
住在附近的老人们讲，因为靠近黑嘴子码头和大菜市，各地商贾云集于此，带动了这里的商业和服务业，在上世纪2、30年代盛极一时。
直至公私合营以后，才逐渐萧条，现在是大连最后一片成规模的老建筑群。
这里的老房子大多是二、三层中西合璧的砖楼，一进大门是个天井，整个院子就一个共用卫生间。
楼梯是露天的，上楼后形成一个回型的走廊，每户面积非常小，有炕和灶台，烧蜂窝煤。
这片由东关街、西岗街、大龙街、生福街等十几条老街合围的三角形区域默默地与一波波城改运动擦肩而过，外地务工者成为这里的主体居民，谁能从他们身上窥出这个城市曾经的生活轨迹？
西岗市场
始建于1909年的西岗市场位于大龙街以北长江路南侧，被繁荣街和市场街夹成略作长方形的区域里。
市场建成初期曾以所在地命名为小岗子市场，因占据地利、物美价廉，很快就进入正轨。
尽管1920年春节后的大火让市场损失惨重，但很快便在废墟上迎来新的高峰，没几年就成为大连地区五大市场之首。
在漫长的岁月中，西岗市场一直是这个区域老百姓最重要的市场，甚至市场东侧的街道也被命名为“市场街”。
有轨电车从东关街缓慢地爬向北京街时也有市场街一站，这里不但是爬坡的间歇点，也是上下车乘客最多的站点。
80年代末乘车去少年宫，往返总会经过市场街，电车、市场、市民、火车交织的场面令人难忘。
西岗市场东、西、南、北各开一门，每座门都设计成相同的欧式门楼的样子，拱券门洞两侧饰有两组4根圆柱，拱券上用正体字写着市场的名字。
现在老居民大多搬离了这片街区，东关街、市场街多为外来务工者居住。
如果不经人提醒，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大连市民文化的发源地。
火似乎与这座市场保持着不断的联系，2009年正月的大火带给这座百年市场的是彻底衰落。
大连电瓷厂
工业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个分支，凡为工业活动所构成的建筑与景观，都可列入工业遗产范畴。
2003年7月，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在俄罗斯下塔吉尔通过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
处于欧亚之交的下塔吉尔是俄罗斯腹地的乌拉尔工业区，如此重要的条约出现于此极具象征意义。
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工业化的到来很晚，并且多萌发于南方那些开埠口岸。
因地理的独特性，大连在19世纪末期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故为列强觊觎并先后为俄日占据，同时也揭开工业化序幕。
起初工厂集中于海港-火车站一带，后来随着市区西拓北上，先后向沙河口、甘井子地区发展。
电瓷就是电工陶瓷，属于基础性产业。电瓷厂的前身是1901年建成的达里尼铁工厂，1912年满铁中央实验室在此建立窑业实验厂，后改为大华窑业株式会社。
主要生产各种电瓷瓶、电磁管、耐热耐酸瓷器以及家用瓷器。
抗战胜利后，改为远东电业砖业工厂。
1953年移交一机部后改名大连电瓷厂。
我在中学时每天乘坐八路车上下学、大学乘火车进出大连都会看到这座老建筑。
只是那时四围厂房严密包裹，只露出冰山一角。
当我真正站在这座建筑前已是2012年8月，电瓷厂搬迁接近十年。
随着地产开发，这一带高楼林立。
掀开顶棚、扒掉窗户的电瓷厂很是突兀。
在被废弃的十年里，这里遗存的建筑附件都已被拆迁公司和拾荒者蚕食干净，只剩下灰白色的石头建筑孤立于此。
骨架般的三角形山墙成为视觉中心，有网友称其神肖澳门的“大三巴”牌坊，真是非常贴切。
大连是个工业遗产多样性的地区，重工业始终是城市工业的主题。
多数大型企业都是脱胎于殖民时期，大连市前后三批重点保护建筑名单包括不少工业遗产，但多局限于海港和铁路，且在其中主要还是华丽的办公楼，真正处于一线的工业遗产凤毛麟角。
作为城市早期工业发展的见证，电瓷厂残存的厂房显得弥足珍贵。
北岗桥
北岗桥位于大连汽车站西北，如今，政府在旧桥东侧并排建了一座新桥，两桥同时使用，缓解了旧桥的压力。
我对北岗桥的历史不太了解，只知道这架桥名字来源于昔日的北岗子。
在几十年前，因为靠近黑嘴子码头和集散市场，各地商贾云集于此，带动了桥南小岗子的商业和服务行业，成为一时繁盛之地。
刚从山东老家北上的“海南丢”大多只能挤在桥北一带凭两膀子力气吃饭。
1933年，由中国人筹建的南起长者广场的新开大街到了北岗桥便是终点。
悬于铁道上方的北岗桥便成为大连的一道分水岭。
中学时，每天上下学乘坐8路车都可以看到四根残破的带凹槽的立柱挺拔于北岗桥南北。
桥西鞍山路北有一座小小的“桥头拉面馆”，像那个年代大多数门脸一样都是红漆手写，朴拙而温暖。
后来在更西边建起了一栋浅黄色瓷砖小楼，名为“九月菊酒楼”，这个诗意的名字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几年后，我来到北京读大学，每逢寒暑假都要乘坐火车从北岗桥下经过，北岗桥下的铁道是我心目中理想的铁路画面，因为它能带给我家的味道。
北京街基督教堂
教堂矗立在小岗子的制高点，全称“基督教承恩堂”，承恩是个中为西用的名词，老大连总喜欢喊它北京街教堂。
它起初是信义宗的礼拜堂，信义宗是基督教的分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在德国形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在北欧国家拥有国教地位。
1911年，筹建教堂的牧师外德劳便是丹麦人，在丹麦人口中有95%的是信义宗信徒。
在百年前的小岗子，这栋建筑可是个庞然大物：青砖绿瓦，造型平直朴素，局部造型吸取了中国样式，外墙白底红字刷了两段经文：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教堂门口是201路有轨电车必经之路，电车在这里无论向东向西都会一路下坡奔驰。
小学时，有一段时间每周日上午需要坐电车经过这里，坐在电车上看见很多中老年信徒静静地往院子里走，有时也有赞美诗的声音传出来。
2002年，北京街教堂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北京街清真寺
北京街96号是大连市区唯一的清真寺。
清真寺1925年竣工，原为一排平房，随着人口增加，老寺逐渐不能满足需要，经过多方努力扩建的新寺于1990年落成。
小岗子警察署
小岗子警察署位于长江路与北京街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它的西侧便是北京街教堂。
1922年8月，日本殖民者在原有的大连警务署下增设大连港、沙河口、小岗子三个警务支署以维系其殖民统治。
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伪满建立，大连地区警察机构扩大。
1934年底，小岗子等警务支署升级为警察署，管辖5个监督区，下属13个警察官吏派出所，主要任务是管理户口，维持治安。
1945年10月25日，中共接管了小岗子警察署，建立小岗子警察局，它就是西岗公安分局的前身。
由于人才急缺，组织决定抽调胶东西海独立团的马兆文营长来连，因为当时大连情况复杂，党组织不公开，所以他化名姜彬义担任局长展开工作。
这一年，马兆文27岁，他在连工作虽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是西岗公安分局名副其实的首任局长。
2004年，西岗公安分局搬迁，经历80多年时光的老办公楼从此告别历史舞台，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名为“北京公园”的小区。
香炉礁旧货市场
香炉礁旧货市场今年九十岁了，它是由建于1921年的露天市场发展而来的。
老大连都还记得，在1997年之前，旧货市场位于大同街至北京街一带，老百姓都叫它“破烂儿市场”。
它是个只在周末开放的“跳蚤市场”，任何人只要交上一点摊位费就可以沿街摆摊。
1990年代初，政府专门修了大棚，可也无法容纳这么多摊位。
极盛时，周遭绵延几公里的大街小巷都是破烂市场的范围。
很多人家直接把摊位摆在家门口，所售的真的是家里淘汰的旧货，也有国营单位职工从厂子里拿来的新货，只要能想的到的东西这里都有卖！
因为只图赚个零花钱，所以价格回旋余地极大。
父亲带我到这里主要是淘旧书，小人书在那时论堆儿搓，旧书杂志价格低得让人不忍还价。
也有把家中老物件拿来卖的，印象里很多摊位都有日本时代极大的清酒瓶子。
随着城市改造，旧货市场在1996年底迁往香炉礁。
如今，每逢周末，绵延香炉礁到鞍山路的市场仍然会挤满道路两侧，这是大连城市发展的活化石。
桃源早市
桃源早市位于解放路及八一路两条交通要道交会处桃源街附近。
这里是中山区南部低山起伏的丘陵地带，老大连将包括桃源街、青云街、葵英街在内的一带称之为“岭前”，取意山岭之前。
早先，桃源市场叫岭前市场，和中华市场、民勇市场、民寿市场、西岗市场等市场齐名，原来主干线有一个转盘，现在已被立交桥取代，今天的桃源早市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
在日本殖民时期，位于岭前的桃源街被命名桃源台，这里的小洋楼主要是面向中产阶级兴建的独门独院外加庭院的新住宅，当时称为文化住宅，很多满铁社员将家安置于此。
60多年过去，像大连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小洋楼多数已被高楼大厦取代。
如今的桃源早市既给周围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也因为环境和交通拥堵增加了管理的难度，成为一处尴尬的马路早市。
父亲去这里为我搜集资料时，曾站在市场前面楼上俯拍，引起小商贩们一阵恐慌，纷纷逃窜，市面大乱。
市场管理方慌忙将父亲请到办公室，问明情况方后才化解了一场误会。
英国领事馆旧址
英国在大连先后修建了三座领事馆。
第一座位于今天大连站附近，早已不知所踪；广为人知的那座曾屹立于中山广场3号。
而画中描绘的则是建于1925年的第三座、也是最气派的一座领事馆。
三座领事馆的兴建映射的是20世纪上半叶英日两国的外交史。
1902年，针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英日结盟，并先后三次签约。
中山广场那座领事馆正建于第3个同盟条约签订之后的1914年。
第二座英国领事馆虽然建造在中山广场这样的核心地带，但其建筑的气势始终无法与周造建筑媲美，在新领事馆落成后，那里便只作为商业机构使用。
解放后曾做幼儿园使用，最终于1995年拆除。
宏光巷8号的英国领事馆2012年被列为第三批重点保护建筑，目前为一家书画会所使用。
青云街苏联茔
2012年“十一”，当我站在苏联茔前的时候，青云街老房子已因城市改造化为一片废墟。除了南侧楼群，只剩下松柏环绕的苏联茔孤零零地矗立在山坡上。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我们的北方邻居突然迈过国境线，对盘踞满洲的日寇做出致命的一击。
8月22日，随着苏联空军的着陆，苏军在旅大持续10年的占领开始。
这不单改变了大连地区乃至东北的历史，也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时苏军主要驻扎在旅顺，因为那里是东北亚最重要的军港之一。
老百姓对苏联人的突然到来有一个称谓：“苏联下地”。
苏军来到旅大时，裕仁天皇宣布投降已逾一周。
所以大连地区并没有爆发激烈的战斗，但是在东北其它地区阵亡的苏军烈士有一部分被迁移到大连地区安葬，青云街苏联茔是唯一一座位于市区的苏军墓地。
这里安葬着400多位苏联红军战士和随军家属，他们的墓碑上往往有红五星标志。
此外还有200多座属于沙俄的遗民，墓碑上则渗透出浓浓的宗教情怀。
据资料讲，当年运送苏军烈士的车队从青泥洼桥开刀了青云街，下葬时向天鸣枪，仪式相当隆重。
这处门牌为“进展巷45”号的苏军烈士陵园在大连的土地上的存在已经超过一个甲子。
头些年，还会有些遗属前来扫墓。随着时间的推移，亡者的亲人已都步入暮年，这里变得越来越冷清。
徐海东楼
在1956年搬离这里前，大将徐海东已经在这栋能够眺望大海的小楼中休养了整整9年。
文化街75号是这一带数十栋洋房里最高大舒适的一座，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寓所其实还包括旁边的两栋小楼，分别由夫人子女还有警卫战士居住。
1934年，红军从各个苏区撤离，辗转西南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与此同时，在湖北北部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人的带领下完成了一条不一样的长征。
这支队伍经过湖北北部、河南西部，在陕南建立苏区后西进陕北，为中央红军的北上会师完成铺垫，并对中央红军进行经济援助，被毛泽东称赞为“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病倒在战场上，养病从此成了他生活头号主题。
旅大解放后，徐海东便开始了在大连的静养生活。
1956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病情稍有稳定的徐海东被调入北京，从此再也没回到这座小楼。
孙群萃，笔名鼠曲草，大连籍画家，北漂。
从1995年至2015年，以画家的感触、大连人的情怀记录城市变迁。
“手绘大连”更以独特的视角，多变的手法，浪漫的笔触感动了大连人和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画作于1999年8月8日。那天是立秋，但下午阳光依然猛烈，颜色在纸面上很快就变干。可以说这幅画是与气温赛跑的产物。
〔物志铭〕
中山广场向四方伸展出的十条放射状林荫大道，西南角的玉光街是其中一条。
大连金融大厦位于玉光街的起始点，是广场的十大建筑。它的基址原是日占时期的英国领事馆。
在90多年前，紧贴领馆的后院还有一座黑砖建筑，那是玉光街礼拜堂的前身：圣公会礼拜堂。
1924年，英格兰国教会和日本圣公教会，共同聘请德国建筑师重新设计了一栋哥特式红砖建筑，由中国工程部门施工，1928年5月竣工。
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绿顶红墙的礼拜堂。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改名为玉光街礼拜堂。
“文革”期间这里划拨中山区少年宫。
至1980年代初，玉光街礼拜堂重新投入使用。
2002年被确认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汇丰银行大连支店
1865年3月3日，英国人苏石兰在香港创立了汇丰银行，汇丰取意“汇款丰裕”。
1922年，汇丰银行高兴地来到我们这座当时还被叫做关东州的城市。
这里有强大的关东军、蒸蒸日上的满铁、满清的遗老遗少、关内失意的寓公、奔忙劳碌的职员以及大批怀着美好愿望从日出之处涌来的移民，他们，都是对汇丰极具吸引力的潜在客户，为了他们，汇丰修建了画面上这栋挺拔的建筑。
位于玉光街61号的建筑共四层，入口处的三开拱门高大开阔，券柱外立面为古希腊多立克式，一、二层还设内廊，整体简洁流畅，细节雕琢精美，具有典型的折衷主义风格。
抗战前汇丰在华业务达到巅峰，解放后因众所周知的处境退出大陆。
在过去的60年里，这座建筑曾作为大连政协、市档案馆办公楼以及工行友好广场支行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自成立以来，汇丰一直都在发行港元纸币，今天其发行量占全港流通纸币的63%以上。
近年来，汇丰重回大连，在旧址西侧数百米的青泥洼开了百年城支行。2002年，这栋建于1925年的老房子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那几年，大连街头巷尾退潮般地出现了许多米线店。
2005年春节，谙熟本地美食的王同学带我吃罢一碗重重地浇过花椒油的米线后路过这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它。
铅灰色的老建筑碉堡一样严肃的面孔在漫天大雪中留在了我热乎乎的心里。退潮总是要涨潮的，在风行过一段日子后，米线店消逝在商品大潮中。
大菜市
没去过大菜市的大连人不多。
被夹在黑嘴子码头和火车站之间的大片区域，与生俱来就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1928年6月27日，殖民当局在入船町四番地开设中央批发市场，因主要经营蔬菜、水果，故俗称“大菜市”。
这个名字一直叫了80多年，从此，除了战争期间，这里一直是大连市最大的蔬果批发市场。
那时的大菜市共设五个部，分别经营日本商品、日占台湾商品、朝鲜商品、中国商品、当地商品，其中以倾销日本蔬果为主。
公私合营以后，大菜市被组建为国营大连蔬菜公司，私人跟它打交道的机会少了。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放开。
由于物美价廉，逐渐恢复昔日的繁盛。
岳母在幼儿园工作，为给孩子们采购小食品，每月总要跟车去上几趟大菜市。
提起那里的交通，她直皱眉。
一来路远，二来堵车严重，幼儿园逐渐把粮油的采购分流到金三角市场。
我跟大菜市打交道始于1990年代初期。
那会儿刚上中学，每逢岁末，总要去这里采购一批贺卡送人。
新华书店的贺卡大约5、6块钱一枚，而大菜市只要1、2块。
每年流行的风格都不一样，记得有一年流行韩国贺卡，设色素雅，质地精美，价格自然也要贵上一些。
大菜市的厂房式建筑群不断以其高密度向外膨胀，那里是这座城市最早醒来的地方。
在许多古老街区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之时，巨构之中的店铺一起累积成就了大菜市的繁华，多样性的互补使得活力始终未从这个街区消失。
罗锅桥
罗锅桥站在这里整整八十年了。
1931年，为了解决黑嘴子码头和大菜市之间的交通问题，日本人建造了这架单跨钢桥。
这座桥在工程学上叫做：“下承式钢曲弦桁架桥”，也就是说它的桥梁上部结构完全处于桥面之上。
在我小时候，桥面还是花岗岩条石铺就。
车轮碾过，车身便随之咯噔地一颤。那时候，疏港路多是大连运输公司的卡车，载着从吉林黑龙江运来的大豆、玉米送至大连港。
回程的卡车有时会走胜利桥，父亲经常带我搭这些顺风车回家。
罗锅桥前路东有一处断崖，几幢洋房临崖而建，由于水土流失，粗大的树根裸露在外，那场景惊心而动人，可惜始终没把它画下来。
罗锅桥至今仍是连接市区南北的干线桥，黑嘴子的水产和郊县的蔬果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大菜市和市区。
虽早已改名菜市桥，但老大连人还是喜欢喊它罗锅桥。
1995年在桥旁新建菜市新桥与疏港路连接。
黑嘴子码头
终于说到黑嘴子了。
尽管我们是座三面环海的城市，但海早已不是多数市民日常生活的主题——这座城市由渔业向工业转变的百年，也是关于海水的记忆逐渐褪去的百年。
我们与海的亲密接触早被铁路线和围墙阻隔的开来。
若不是商业上的交易，作为大连最早的四个码头之一，黑嘴子怕是早已被人遗忘。
打山东、河北闯关东的祖辈们，买得起正规轮船票的人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所以风帆涌动的黑嘴子成了绝大部分海南丢的登陆之地，这里水浅平阔，只有风帆船和机帆船才能在此停泊。
因着码头，在铁道南侧形成了大菜市，一直绵延到小岗子的中国人区，这座码头是海南丢们重生的码头。
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相当多的民生物资还是由此上岸。
时至今日，黑嘴子已成为东北地区海产品最重要的中转站。
每日清晨2点多钟，灯火通明的水产批发市场就开始开始躁动起来，搬运工推车穿梭、批发商大声报价、车辆渔船汽笛鸣叫、从船上下来的各地海产迅速从这里向外批发，市场内甚至还有铁路货运专线把货物发往东北腹地。
待到五六点钟人们睁开眼睛时，这里的工作却已经接近尾声。
老虎滩：老虎救美人鱼雕像
丘陵地貌在市区东南部愈发密集，老虎滩恰好位于该区域东南缘。
在青泥洼桥乘102路无轨电车，沿劳动公园东侧解放路穿越景山、捷山南行，行至自由河前左拐，与河并行至入海口即是。
这一段路景致幽雅，上世纪20、30年代的和风欧式建筑鳞次栉比依山而建，大连最美的的街巷名字都集中在这里：葵英街、青云街、小龙街、岭前街、白云街、秀月街......
在1990年代之前，老虎滩公园指的是虎滩湾东部那一丛海岬。
20年来的不断改造，将老虎滩扩大成从北大桥到虎滩湾绵延4公里海岸线的大型海洋公园。在我小时候，现今被称作东山景区的“老虎救美人鱼”雕像不单是老虎滩的地标，在某种程度也被默认为大连旅游的logo。
这座雕像表现的是镇山虎帮助英雄石操从恶虎口中救下美人鱼的故事，周边的半拉山、虎牙礁、石槽村乃至远在旅顺的老虎尾都被编进这个故事中。
至今家中相册还保存着一幅童年时在雕像前的留影。
照片中的我系着领带，一身白色海军制服，海风将衣襟的一侧微微吹开，我身后是那头挺拔精悍老虎。
不单我家，老大连谁家没有这座雕像前的留影？
这座石雕伴随着80年代特有的简洁单纯始终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为了完成这幅画，我再次来到这座雕像前。
也许是我长大了，这座花岗岩石刻比记忆中小了许多。
距离山下汽车站不远有一座新的雕像，石操和美人鱼紧紧抱在一起，镇山虎伏在他们脚下，倒像是一只大猫。
老虎滩工人疗养院
工人疗养院位于滨海东路25号，依山傍海，与老虎滩公园一路之隔。
疗养院南边的渔港可有些年头了，早在解放前便以“水产组合”的名字成为海货码头。
凭靠海景和海鲜，日本人也在东山坡下修建了一系列旅馆和餐厅。
其中“一方亭”的建筑就是今天疗养院的一、二号楼。
1945年大连解放后，中苏远东电业工人休养所在一方亭原址建立，并于1951年更名旅大工人疗养院，成为市总工会直属单位。
1951年6月，陈赓曾携全家来此疗养。此前不久，他因为先后在越南协助抗法战争，又赴朝鲜考察志愿军作战情况。
一南一北，寒暑侵袭，导致腿伤复发，所以到大连休养。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还曾来此探望过陈赓一家。
不到两个月，陈赓便再赴朝鲜前线。
工人疗养院在建立后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万的劳动模范、先进职工，2007年被列为大连市第三批重点保护建筑。
石槽
徐世政老师常拿一位学生在寒冬去石槽写生的故事激励我们，敬慕的同时，也让我对那里充满向往。
高中时曾计划到那里写生，结果行前身体不适未能成行。
夹在老虎滩和棒棰岛两处旅游胜地之间的石槽，名气不算大，除了洗海澡和钓鱼的老大连人外，旁人很少来这里。
石槽村位于老虎滩的东南部，村西早先有一处槽状岬湾，石槽一名便是得来于此。
这一带礁石丛生，海岸线曲折，海货极其丰富。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石槽村在几轮城市改造中彻底消失，如今岸边正在兴建高档小区。这里原生态的海岸线十分壮美，前些年的谍战大片《风声》曾在这里搭建外景。
北大桥
令很多年轻人不解的是：北大桥如此之大的名气，为何与它朴素低调的外观形成鲜明对比。
殊不知这座位于滨海路上的桥梁可是大连当年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悬索桥。
悬索桥俗称吊桥。
古时的科技水平无法完成大跨越的桥梁，便利用天然植物藤蔓做成吊桥，后来演变为铁索桥。
现代的悬索桥主要承重结构是主缆、桥塔和锚锭组成。
大连市区南部海岸是山林密布的陡峭悬崖，70年代这里建成战备公路，80年代向社会开放。那时正值中日恢复邦交的蜜月期。
1984年，中国政府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将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缔结友好城市已有五年的大连、北九州也于这一年分别在各自的城市建设北大桥与大北亭作为友谊象征。
依山傍海、全长230米的北大桥于1987年竣工，从此成为滨海路的重要枢纽。
燕窝岭
燕窝岭是滨海路峭壁下的一丛岩石。
据说过去常有燕子在此筑巢，越聚越多，燕声啾啾，从而得名。
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燕窝岭在大连众多公园里算是很小的。
虽然小，但是因为地势险峻，栈道又陡又窄，反而形成鲜明的特色。
我曾在一个冬天来到燕窝岭，风实在太大，惊惧的我只能趴在半山的大岩石上看着峭壁下墨蓝色的海水将自己在礁石上击成白色的泡沫。
刹那间，我的心是凝固的。
第一次去燕窝岭还在上小学。那年秋天，因为在大连市的体育教学公开课中获奖，学校特准我们整个年级以班会的名义外出游玩。
班主任闻老师专门为活动取了个名字：“胜利乐”——好强烈的时代气息！
在沙滩上，我们先总结经验，然后开始做游戏，中午一起分享家里带来的午餐。
那时大连海滨已不多见的小海物，在人迹罕至的燕窝岭倒是随处可见。
对于喜爱海洋生物的我，这里一直有着美好印象。
一转眼，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那次班会里的我们也都正在逼近当年班主任的年纪。
棒棰岛
棒棰岛是市区东南一座形似棒槌的小岛，距离海岸不过500米。
因为岸边有中央领导度假的宾馆，某种程度上棒棰岛是大连地位最高的海滨。
这是一段南北走向的海滩，两端各有一处岬角伸向大海。
湾底南高北低，坡度较大，大潮时暗流强烈。大连人称暗流为“海溜子”，市区南部沿海多有出现。
多年前，我的老姑父带着儿子和外甥到这里洗海澡便曾遭遇“海溜子”。
老姑父是个谨慎细心的人，为了防备有人顺手牵羊，索性将换下的衣服和新买的相机一股脑儿塞进充气船中。
万万没想到碰上一股“海溜子”，三个人奋力脱险，可充气船和上面的东西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至于普通市民，棒棰岛对他们来说就是本地产的棒棰岛啤酒。
在我小时候，大连的啤酒市场基本都被大连啤酒厂生产的棒棰岛啤酒（大棒）和价格略低的大连啤酒（小棒）占据。
时过境迁，大连啤酒厂早被收购。餐桌上的大连人总会慨叹市面上的大棒、小棒不再是过去的味道。
沙河口火车站
沙河口火车站建于1909年。
在它西南方不到两公里就是俄国东清铁路建于1899年的沙河口工场——今天的大连机车厂。
车站在这里选址，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配合沙河口工场的运输。
沙河口站是沈阳铁路局管辖的三等站。
候车室是一栋位于铁道南侧的平房，一座侧式站台和一座岛式站台将铁轨分作三道。
候车室入口探出的门廊由四根木柱支撑，它和出站口都是原装的老式木结构。
在我小时候，尚有不少客运列车在此经停，可如今只有旅顺、庄河方向各有一对列车停靠。
在香炉礁立交桥和疏港路建成前，距离大连站只有4公里的沙河口是进出大连的交通枢纽。
那时201路有轨电车沙河口-兴工街段尚未拆除，住在北郊的乘客常常搭载3路、6路公交在这里下车，然后穿过马路去换乘可以将他们带进市中心的有轨电车。
先后有图书城、小商品批发城、百货商店、医院、饭馆、旅店环绕在站前小广场。
20多年前的每个周末我要在大连市少年宫学画，冬夜最惬意的事便是在站前吃几根羊肉串。
这幅图画于1995年7月，画面的火车站尚保留着素瓦、木窗棂和米黄色拉毛的墙面——这是一个时代的色彩。
老沙百
1954年，大连市沙河口百货商店在今天长兴街175号成立，简称“沙百”。
现在这个叫做西安路商圈的地区在过去统称“兴工街”。这一带厂矿企业集中，且是东大连、西大连之间的交通枢纽，几十年来始终人气兴旺。
沙百和其南侧民勇市场是建国后直至90年代中期兴工街乃至整个沙河口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店。
我的岳母退休前每天都要在兴工街换电车去星海街上班，沙百和民勇成了她下班路上最常光顾的商场。
主食、副食、小食品到五金、服装、家电都往家里买。
80年代中后期，彩电、冰箱开始普及。
那时的家电是俏货，不单价高而且要托关系。
岳母的邻居是沙百的经理，帮她搞到一张冰箱票。
最后花了2350元买到一台吉林产的吉诺尔冰箱。
这个牌子不知道现在是否仍在生产，那台冰箱在使用了十几年后已经宣告“退役”。
在经历了80年代的高峰后，沙百也迎来了变革，1993年，沙百更名为大连第二百货大楼，并于次年加盟大商集团。
沙百将临街转角的门脸租给了小吃档，多年的经营居然让他家的里脊串也成为一道风景。
家电和中老年服装是这些年沙百的主打商品，靠着老牌子的信誉以及相对实惠的价格，沙百在极端商业化的地段仍能占据一席之地。
华宫
华宫是上世纪90年代大连市区的一处著名景观。
它座落在中山公园刘屯小山东南，是一座西北-东南走向的仿古建筑群。
1980年代末期，随着电视剧《红楼梦》的热播，其外景基地大观园迅速成为热门景点，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仿古建筑风。
大连在北部的大连湾、开发区先后建设了碧海山庄、西游记宫、封神榜宫等仿古景区，一时成为人头攒动之地。
1991年，在这股仿古风开始呈现疲态之时，长海县的一家公司在市中心兴建了华宫，成为集合酒店、庙宇、古玩市场于一体的景点。
刘屯小山一带那时都是低矮的日式建筑，比大连任何一座仿古建筑都要气派的华宫绝对的鹤立鸡群。
华宫所在的位置在解放前是下沉式圆形露天相扑场，1960年代改造成露天剧场，夏季成为露天影院，低廉的票价吸引了使得它成为附近居民重要的文化场所。
每逢“五一”、“十一”，还有免费的文艺演出。80年代又改造成旱冰场。
华宫的蜜月期是短暂的。
随着老百姓出行能力的提升，大家更愿意坐上火车、飞机去看真正的古迹。
华宫建成不久便进入了漫长的严冬。
虽然经过多次改造，依旧门可罗雀。
如今只有在周末的两天，这里的跳蚤市场才能给华宫带来一些人气。
市区边缘那些仿古建筑早已成为一片废墟，不知有20年历史的华宫还能走多远。
大连中央放送局
大连广电中心北侧有一栋米黄色瓷砖楼，它几乎被广电中心包住，只有北侧有扇朝向民权街的大门。
岁月已经将瓷砖接缝侵染成黑色，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它都隐没广电中心的阴影里。
路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目前这里是大连电台经营管理中心办公楼。
这栋堡垒状的小楼前身是建于1925年的“大连中央放送局”，放送是日语“广播”的意思，这是东北第一座广播电台——即便在当时的日本也只有两三座广播电台。
起初，这里只有日语播音，经过10几年的发展，“大连放送局”已成为当时在亚洲一流的广播电台，其辐射范围可覆盖中国内地、东南亚、苏联远东地区，有中、日、俄、朝、蒙等多语种播音，成为日本本土之外最大的宣传中心。
在老照片上，还可以见到楼上“ＪＱＡＫ”的字样，那是放送局的对外广播呼号。
1945年，大连解放，放送局于年底为大连市政府接收，一个月后的1946年1月，大连广播电台正式播音，直到今日从未中断。
圣德太子庙
1989年，沙河口区少年宫的李仁老师刚30出头，同一年，我被父亲送到了他那儿学习美术。
戴着眼镜的李老师热情、开朗、忘情地投入教学、单纯地像个孩子。
少年宫设在一幢破旧的大庙里，那里原本是1905年日殖当局为了纪念天皇二太子而建的圣德太子堂。
沿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旋转而下，就进入了凌乱杂着霉味的画室，李老师的书桌堆满了画稿、纸张和烟蒂，桌前挂着一幅大庙雪景图，因着这幅画，我对李老师十分地服气。
画室昏暗潮湿，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是个下午，我一边创作，一边焦灼地盼望着放学。
那天的创作后来被李仁老师看重，在他帮助下，后来专门将这幅画放大在布上参展，并获得了奖项。二十年过去，这里已经改作老干部活动室，墙面仍可见水汽侵蚀的痕迹。
1990年春天，我们搬到了新建的五层白瓷砖大楼，我不知不觉成了大庙里最后一批学员。
为了升入中学，几个月后，我开始去15中业校学习，就此离开了少河口区少年宫，也告别了李仁老师。
2007年，圣德太子堂成为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
��座发射塔，其中两座在今天中山公园内，苏军1955年撤离旅大时，将它们拆除运往国内。据说，只运到抚顺就卸下了，不知所踪。
玉华市场的咸鱼林
老大连的祖辈都是胶东沿海的渔民，海南家的饮食全被平面移植到这里。
咸鱼饼子就是其中一种——没办法，就是好这口！
玉华市场是1958年左右建成的室内国营店，现在已被私人承包，分割出租。
外边夹道则搭起棚子出售水干鲜水产。这些年，鱼干市场成为初冬一景。
晒鱼是个靠天吃饭的辛苦活，晒早了，气温高容易变质，再晚些气温低容易上冻，就属这初冬时节最适宜。
商贩大多是本地人，货好，不愁卖，他们和别处的商贩相比，明显少了一份热情和耐心。
来这儿的顾客目的性都很强，一条鱼价钱虽不低，但只要看好了都不少买，交完钱再留个电话，约个日子取鱼。
商贩们闲下来多是拾掇鱼：开膛、清除内脏、清洗、抹盐、末了还不忘把写了顾客联系方式的红布条系在鱼尾。
就这样，一尾尾飘着红布条的鱼密密匝匝悬在高处：鲅鱼、黄鱼、鳝鱼、偏口、老板鱼……铺天盖地跟彩灯一般。
满铁中央试验所旧址
大连化物所旧址位于西岗区中山路161号，它的前身是日俄战争后建立的满铁中央试验所，它是满铁在中国建立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前后在东北地区经营近40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试验所由中长铁路局接管时已成为一个7个研究部门组成、直接向满铁公司总裁负责的科研机构。
中央试验所并不拘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它的研究方向以实用技术为主。
其业务既涉及化工、冶金等军需物资，也有酱油、清酒等民用产品的开发。
1909年10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途经大连前往哈尔滨，顺便参观中央试验所时就曾品尝过那里生产的高粱酒。
二战结束时，中央试验所完整地保全了科研设施，在过渡时期采取了一些生产自救活动，一些骨干研究人员留下来参加了一批新中国工业项目的建设，并于1955年全部返回日本。
多次易名的化物所于1970年回归中国科学院，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995年从一二九街老科研区迁至星海二站新科研园区。
2002年，这里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大连市实验小学
位于市内欢胜街的大连实验小学的前身是伏见台寻常小学校，校舍始建于1907年3月。它是日本租借时期建立的第一所六年制小学，专门招收日本儿童。
校园主体呈U字形向北开口，早先只有正楼和东、西楼，八十年代中期北楼建成后，前后楼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后院，后院里有篮球架和小足球场。
建筑造型根源于日本传统的社寺建筑。
将钢筋石材依照传统木造方法累积而成，使得砖石的坚固与木料的灵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为和洋折中式。
这栋建筑最引人注目的要属入口屋顶的仿传统曲木构架的“唐破风”。
弓形的“唐破风”原是东亚建筑常见的屋顶装饰，但目前在中国很少有实物遗存，虽不是传统的木造，但实验小学的这处唐破风仍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2005年，这里被列入大连市第二批重点保护建筑。
202路有轨电车
20年前，外地人来大连都要去两处著名的海滨：老虎滩和星海公园。
上世纪80代中期，202路新增了一种金属外壳的新车：极浅极浅的米色打底，橄榄绿的横纹贯穿外壁。
这种新车长而宽绰，具有典型计划经济时代严谨的美感。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为了乘坐新车，宁可放过几趟绿皮木板旧车。
从兴工街登上202路，叮当声中驶过解放广场一路南行，沿途没有高楼大厦，多是二、三层的欧式和风民居和蔽天的老树。
跨越马栏河后街边景色突然秀美起来。
未到星海街，天际线下粼粼波光和淡淡的海腥味便将人拢了进去，海边人每闻到这种气息便十分兴奋。
星海街曾是和风欧式建筑的集中地，随处可见过去年代的电杆、标牌、井盖。
几年前，202路将线路延长，并且更换了的新车型。
虽然舒适加倍，可老大连总觉得像缺了点什么。
星海街蓝天幼儿园
蓝天幼儿园位于星海街9号，它是一组建于1932的欧式和风建筑群，原本为日本人的住家，1954年交给空三军建立幼儿园。
画面里描绘的是后楼，现在是小班的教室，一进门就可以闻到浓浓的奶臭味。
八十年代，在这里工作的肖大宝每天都要背着女儿于小小从兴工街乘202路电车，然后在富国街下车步行去单位——电车还没有星海街这站。
那时，星海广场的位置还是一片海产养殖场，电车道以西都是树和小洋楼，温馨而低调的幼儿园隐藏在巷口不远处，它由前楼、后楼、财务楼三栋建筑组成。
为了适应新时代，洋灰拉毛的墙面在2000年被涂彩色，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由于要便于孩子们活动，这里改变很大：除了地板、不引人注意的饰物、门廊的地砖、花纹玻璃、插销把手还是原装，其余能拆的都拆掉了。
在于小小记忆里，每到秋季，院子里高大的银杏落下的白果儿铺满地面，微微散发着特有的味道，小孩子们都喊它臭果儿。这个院子流淌着她和母亲过去的记忆。
黑石礁西村街
位于黑石礁的西村街是一条几近南北走向的街道，南端尽头的半岛座落着1990年代中期修建的自然博物馆，北端与西宁街交叉路口以北是处急下的坡道，西村街由那里汇入喧嚣的中山路。
西村街在日本殖民时代被命名为高砂町，解放后划拨给空军，如今只在靠近中段的道路两侧还保留一些老房子。
收废品的小刘，住在这条街上一个单间，每月150元房租。
这人能说会道，头脑活泛。
云游四方收废品，北京都去过，但是随着城市管理的深入，他来到了大连，因为这里“管得松一些”。
大连老城区哪栋老宅有漂亮的木栏杆和精致的玻璃他都知道，收这个转手能挣得多一些。他的邻居是面若黑枣的辛连友，小刘戏称他为“少将”。
辛连友与小刘同是潍坊人，从部队机关退休的他自1952年便住在这条街上。
他家在路西一栋赭黄色的二层小楼，两户人家分住，老人在一楼，出入倒也方便。靠着海，伏天潮湿，可空气好，夏凉冬暖，跟大道上能差两度。老人告诉我，附近的50号楼是招待所，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休假会住这儿。
在这条街上也看见过毛远新。
他跟别人不一样，出门有七个人陪着：保卫处长、警卫员、医生、护士，一出来一大帮，派头相当大。
说到这里，老人压低声音：“这人不干好事，还看黄色录像。”
这些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面容清癯的老人如今与收废品的比邻而居，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慢慢在街上遛遛。
因为是军产，这条街上的老房子看样子还能保留一些年。
后记：三轮车前拄杖的老人便是辛连友，因为罹患癌症，他已于春节后去世。
以上这些记录来自于2011年9月同他的对话，报纸刊登出的作品，想必他已经看到了。）
星海公园浴场
大连给外地游客留下最深印象的海滨有两处：城市东南老虎滩和西南的星海公园。
相比老虎滩，我们更喜欢去地势宽阔，水浅沙暖的星海公园。
从兴工街登上202路有轨电车，叮当声中驶过解放广场一路南行，跨越马栏河后街边景色突然秀美起来。
未到星海街，天际线下粼粼波光和淡淡的海腥味便将人拢了进去，海边人每闻到这种气息便十分激动。
周水子火车站
建于1907年的周水子火车站是中国282个二等车站中的一个，它距离大连站8公里，是所有列车进入大连的必经之地。
过了这里便是大连城区，列车速度明显降了下来。
周水子一带在一百年前是一片水塘，因为修筑铁路将河道切断，水塘遂成为死水，时人称之“臭水子”。
直到1921年改造之前，周水子站一直叫做臭水子站。
在我小时候，坐西朝东的车站外墙被刷成米黄色，青色双坡铁楞瓦屋顶，东西两侧各开两个老虎窗，门上木牌黑漆白底宋体大字：周水子：出站口有一架钢桥横跨铁道，道西是货场，总有卡车来此装卸。
桥身南侧首尾各有一条台阶，便于旅客上下。
东边的车站广场多是平房，当年23中还在附近，多少比现在热闹一些。
父亲的一位同事在周水子有个临街房，因此开了间小卖部，让同事们都非常眼红。
20多年前的夏天，父亲曾兴冲冲地骑车带我去车站对面的橡塑机厂花房买金鱼，结果去晚了，连门都没让进。
悻悻地溜达到周水子站，我把出站口北侧办公楼下的棕榈树和三轮警车画了出来算是不虚此行——行李房、公安、站务室和货运室都集中在这栋小楼里。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从金泡路（那时还没有“松江路”的称呼）乘坐9路车在春柳换8路车去十五中上学，整整六年，一日两次看着周水子站从车窗外移过——在我懵懂的心里，这儿是家同外面世界的一道分水岭。
如今的周水子站依旧冷清。头几年紧贴候车厅外盖了一栋简易候车室，算是增大了面积，不过只有往返旅顺、庄河的列车每日在此停留。
甘井子煤码头
甘井子文体街南端是一连串桥洞，数条铁轨并行于上方。
穿过这条忽明忽暗的道路，来到新老甘井子的分界处：工兴路。
煤码头就坐落在工兴路的尽头。站在岸边，海的那边是大连港和绿山上的电视塔。
随着运输量的猛增，大连港早已不堪重负，从20年代初便筹划在甘井子建立煤炭专用码头。
1930年，经过四年建设，甘井子煤码头竣工。煤码头由栈桥、防波堤和贮煤场三部分组成。是东亚地区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工业码头。
为了配合运输，南关岭至甘井子的铁路同时修建。
这条铁路贯通老甘井子工业区，直至今天仍是包括大化、石油七厂、石灰石矿在内的数家国有大型企业的运输动脉。
2002年，日本本土最后一家煤矿关闭。
2009年，曾经的煤都抚顺被列入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黄海岸边的甘井子码头早已转型为综合性作业区。
甘井子消防队望火楼
“消防”一词是日本所自创的和制汉语，晚晴时参考日本的消防制度，并且沿用此词。
甘井子消防中队位于甘井子路9号。
行人穿过甘井子桥洞东行几十米，便可以望见甘井子路和文体街的转角处那座米黄色塔楼，其平面呈“L”型，西侧紧紧连着一栋居民楼，东侧隔着马路与新华书店相望。
老甘井子布局很紧凑，曾经所有重要地标都集中在这一带，消防队是至今唯一仍保持原样的建筑。
关于望火楼的年代我们不得而知，但塔楼优雅的圆形转角让我们想到了1930年代的老房子。
在通讯不便的岁月里，消防报警系统全靠人工。
往往待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房屋也就烧得差不多了。
为了及时发现火情，后来，每个消防队都建有一座火警了望塔。
消防员每天站在塔顶观望，方圆数公里内的火情都能在第一时间发现。
宣告火情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敲钟报警，二是以白昼悬旗、黑夜挂灯指示火警方向。
望火楼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大连市尚保留着六座望火楼，它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甘井子体育场
穿过昏暗的甘井子铁路桥洞视野豁然开朗，右手方向便是甘井子体育场，门牌为文体街28号。
体育场的位置在60年前是一片空地，起初只有工人、士兵在这里踢球。
1954年秋，赫鲁晓夫来华顺访驻连苏军。
这次访问，赫鲁晓夫带来扩大援华的大礼包，并决定苏军第二年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
同年，在驻连苏军与甘井子区政府共同努力下，历时5个多月修建了这座占地面2.7万平方米的体育场。
体育场平面图是个南北长、东西短的椭圆形。
大门最初朝东开，不知何时将后开的北门变成了正门。
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主席台，后来也只保留了西侧。
文革前，甘井子老百姓曾出义工对体育场进行了翻新。
1975年和1985年，体育场又经历两次扩建。
甘井子体育场的规模仅次于市中心的大连市体育场，除了区内竞赛，更多时间这里成为附近厂矿工人、居民的球场。
甘井子老四院
甘井子是大连传统上的工业区，直到今天，老甘井子一带仍居住着大量产业工人。
这里所有的公共设施都针对各种厂矿建设，位于杨柳街的原第四人民医院便是这样一所建筑。
老百姓管这里简称“四院”，如今只作为四院的职业病防治院使用。
四院前身为博爱医院的分院，建于1942年，有60张床位，包括两名日籍医生在内的10位医护人员。
博爱医院是当时大连最大的私营医院，院长为祖籍台南的西医孟天成。
1946年5月，孟天成与妻子登报声明，将其全部资产捐献。
后改为大连第四人民医院，在大连人印象里，四院就是治疗烧伤的地方。
老四院是一栋四层米黄色砖楼，转角处被设计成圆形。
医院北侧原是一条水沟，如今明沟改为暗渠，一座拱顶的农贸市场拔地而起。
在于小小儿时的童心里，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医院。
当年她妈妈生病住院了，她从坡上位于石矿的姥爷家独自溜了出来，沿着开满大卡车的坡道一路下来寻找妈妈。
末了，被追上来的姥爷打了一巴掌，这是她人生记忆里第一次挨打。
大化俱乐部
大连昔日重工业都集中在大连湾北岸的甘井子：石油七厂、523 厂、大连钢厂、大连纺织厂、大连化工厂。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谢幕以及市区的扩张，这些“老大哥”或者停产，或者北迁西移。
它们在这一区域百年经营留下了许多工业时代的遗产，大化俱乐部就是其中孑遗的一员。
大化在甘井子有两个俱乐部，这座因为地处厂区西部而得名西俱乐部。
这座可容纳1000多人的拱形建筑始建于中苏友好的1950年代，图纸由苏联提供。
文革时，这里驻扎着专业的样板戏剧团。夏季电影院外的小广场时常组织文艺活动，每逢此刻人潮涌动。
小广场在厂矿子弟放学后也会迎来一场球赛，成堆的书包就丢在一旁。
电影院是大化家属区的核心，食堂、合作社、幼儿园等公共设施众星拱月般围着它。
它放映功能已经停止，门脸租给不同的商家，这些新主人共同的标签是：外来务工者。有能力的居民早已搬离，只剩下租户和衰老的工人。
五二三厂俱乐部
于小小的大姨1970年进入523厂工作，作为军工单位的523那会儿是人人羡慕的单位，虽然远离市区，但龙头山下的厂区一应俱全：足球场、大食堂、医院、招待所、技校、中学、小学、大学。
在那个人人怀揣着美好理想的年月，523就是一个乌托邦。
俱乐部是一栋两层红砖苏式建筑，小孩子都管这里叫电影院。
其实，除了放映电影，演出和其它活动也是很多的。俱乐部东西两侧分立一株杨树，一棵梧桐树。前面马路两侧皆是极高大的梧桐树，粗可合抱，与过往行人遮荫，实属难得。
正门上方有三个喇叭，二楼高窗有三个拱券相连，拱券上是五星齿轮麦穗的标志。
虽然陈旧，但却平和地流露出工业时代的美感。俱乐部西侧有两个厂房，现都改成饭店。
中午时分，穿着灰色、蓝色或者绿色制服的工人来到饭店和俱乐部之间的院子里，坐在树下吃午饭。
在俱乐部前的广场可以看见大海，水面泱泱，渔船平静地移来移去，那里曾是有名的海水浴场。
空军16厂的老锅炉房
16厂的老锅炉房位于家属区的西南，高耸的烟囱是这里曾经的地标。
这一带集中着幼儿园、粮店、商店、理发馆和小卖部。
老锅炉房负责家属区供暖，后来在今天盛世闲庭东侧新建了一个锅炉房，老锅炉就只负责提供热水和洗澡堂了。
澡堂只在周五晚上和周六日中午到晚上开放。
男澡堂是一大两小三间浴室，大间有两个并列的大池子。
澡堂子门朝西开。夏天的傍晚，夕阳洒在洗澡出门的人身上，很是舒服。
开水房朝东，那边居民较多。
早先一壶水五分钱，我记事起变成一毛一壶。
锅炉房归总务科管，有七八个锅炉工。
锅炉工的衣服总比旁人来得旧，身材瘦削的刘喜乐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这个人身份很特殊：他是个弃儿，而且是个是个肩膀高低不一样的残疾人，跟寡居的无儿无女的养母生活在一起。
老头子走得早，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他开始在厂子里烧开水、熥饭，总是低着头，见人总是害羞地微笑，像是没有脾气似的，对自己的身世看不出伤感。
2000年，厂子撤销了澡堂和开水房，锅炉房从此不烧开水，只留几个工人维修家属区的上下水设备。
2006年10月，锅炉房被拆除，原址盖起一片小区。
2010的秋天，刘喜乐死了。
金三角十号楼
金家街是市区通往甘井子工业区的咽喉，政府在八十年代打通了西去水泥厂的道路，形成三岔口，始称“金三角”。
这栋巨大的板楼是大连钢厂的家属楼，老金家街人喊它“大钢105楼”，从编号上可以感受出这片工业区昔日的繁盛。
1974年末，文革接近尾声。
于小宝结束六年下乡生涯回到金家街。
小宝的父亲是大钢车队的头头，不同于现在臭遍街的司机，那会儿司机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于老爷子有派！技术好、有文化、收入高、嘴能讲；市公安局处理交通事故还经常要请教老人；他和妻子戴着白手套出门分别骑着一辆自行车；周末全家会去看电影或看戏。
老金家街人至今仍记得这对精致的夫妇。
人脉熟络的于老爷子不愿子承其业，便打发儿子去了低压开关厂。
于小宝的大哥已经结婚单住，他跟父母还有两个妹妹一起住在金家街公园附近的10号楼。
10号楼是五十年代的苏式楼，红砖，高屋大架，面积也不小。
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干部陆续回城，金家街热闹非凡。
为了解决愈发紧张的住房，大钢在金三角路口北侧开始兴建这栋六层高的楼房，因为入住的群体当初被叫作“五七战士”，所以亦有“五七楼”之称。
于小宝1979年元旦跟肖家二姑娘结了婚，住房开始紧张。
80年代初，俩小妹已出阁。
他父亲为家里换到105楼的二楼和四楼的两套房子。
那时建造楼房全凭人工，这栋楼是刚度极强的圈梁结构，前后盖了两年才竣工，在当年甘井子一带可是座庞然大物。
楼内每层户型皆不重样：30-50平不等的两居或一居，老爷子就住在二楼面南的50平的两居室里，其中一间小屋还充作花房，宽绰而温暖。
可惜不假天年，于老爷子得了喉癌。
本来切除就没事，老人好强，拒绝成为哑巴，没出二年就去世了。
于小宝搬到二楼，这一住又是近三十年。
随着甘井子工业区的搬迁，金家街逐渐衰落，这栋大楼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
几年前，退了休的小宝在小黑石的海边买了幢小院：“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一年中大半时光他都与妻子在那里渡过。
于小宝今年60周岁。
523厂蟹子湾
作为大连湾西部仅存的天然海岸，蟹子湾是老甘井子屈指可数的海水浴场。
在表弟陈纲的记忆里并没有蟹子湾这个名字，523厂的大人孩子都喊这里“前山海边”。
这是老甘井子们夏日的天堂，洗海澡的人数不次于付家庄。
季节性的生意也会随着温度升高挤进海滩。
不过来此多是各厂矿有备而来的工人、家属，所以生意并未形成规模。
作为523厂的子弟，陈纲还可以跟着父亲溜进工厂海边。那里不像“前山海边”，人少不说，而且有干净的沙滩。
蟹子湾北边过了龙头山是泉水河入海口。
这条季节性河流将丰厚的泥沙带进海湾，这种海底环境最适合蟹子生长繁殖。
几十年前，蟹子多到需要用车来拉。
蟹子湾便由此得名。
随着环境污染以及泉水湿地的破坏，这种景象在陈纲幼时已不复存在。
从523医院的大坡下到工人宿舍，前方是一片已成为废墟的渔村，渔村尽头的崖壁下便蟹子湾。
这是一段南北走向的海岸线，北侧的龙头山曾修筑北洋水师的海防炮台，至今仍有遗址可寻；南侧毗邻石化码头，几个高大的烟囱在天际线下大口地喷吐烟雾。
蟹子湾东北方向是浮华褪去的碧海山庄，再向东的半岛就是大孤山，如今已是挤满数十家企业的化工园区。
由于靠近石化，这一代常年弥散着油气的味道。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退潮之后，礁石的缝隙里都是油污。
甘井子一带的海货摊常被顾客追问：“是不是523海里打的？”
去海边玩耍的孩子总会被大人叮嘱几句:“小心别蹭一身臭油子！”
蟹子湾的水游上百十米就很深了，每年都会有人溺亡。
说归说，哪个夏天蟹子湾都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随着区政府和一大批厂矿企业的搬迁，老甘井子迎来自己的转型，龙头山下这片小小的海湾则显得有些落寞。
乃木希典泡崖指挥所
每次乘火车回大连，在即将进入周水子火车站前，总会在晨曦中看到这栋紧贴铁路的小楼。
这个位置向北是扼守金州地峡南端的南关岭火车站。
从大连铺设的铁轨在那里分作两股：北上通向东北和关内，向南则去往东北最南端的旅顺。日俄战争期间，这一带是俄军旅顺要塞的第一道防线。
1904年初夏，继日军第二军占领金州后，支援海军的陆军第三军在东京整编完成，司令官是曾在甲午战争中攻克旅顺口的乃木希典大将。
6月6日，携带了大量攻城装备的第三军在大连登陆。
因为对俄军旅顺要塞情报的缺乏，日军大本营对从哪个方向进攻产生了分歧。
争论一直持续到当年7月。经过实地探查，乃木希典决定主攻要塞东北面——因为这里一直通向旅顺城区的铁路便于运输补给。
在日军8月中旬第一次总攻前，乃木希典的指挥所一直设立在这栋建造不久的俄式小楼中。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殖民当局在楼南竖立“乃木大将驻营地”字样的石碑。
解放后，石碑被打碎，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丰收教堂
在甘井子区松江路和王家桥之间夹着一处高地，在20年前，这里是苗圃和荒山，高地的南缘集中了一些小型的工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荒山被削平，楼房逐渐占满了高地，苗圃如今只保留了窄窄的一小块。
丰收教堂就坐落在高地南部。相对于老牌的北京街教堂、玉光街教堂，造型现代、色调温暖的丰收教堂落成不到十年。
虽然地点偏僻，但每到周末，丰收教堂门前的马路便会挤满聚会的信徒，很多新人也愿意将自己的婚礼交由教会举行，我和于小小的婚礼也由这里的陈君牧师主持。
目前，这里是市内四区建筑规模最大的教堂。
夏家河子
夏家河子因村得名，这条流经砬子山、辛寨子的河流由夏家河子村向北注入牧城湾。
由于这里属于渤海，所以夏家河子也曾被叫做渤海浴场。
河流的冲击加上该片海域水浅坡缓的地质构造，逐渐形成了大连市区罕见的天然沙滩。
大约在1930年代，夏家河子就被辟为浴场。
在今年4月20日之前，旅大铁路客运列车每天都要经停夏家河子，它也是这条线路乃至整个大连距离海岸最近的火车站。
为了应对客流，80年代曾增开过大连至夏家河子的区间列车，夏季高峰时即便加挂车厢也难以满足客运需求。
巨大的数量的游客带来的是遍地垃圾，这也是大连海水浴场的通病。
因为这里沙暖水浅，小孩子都喜欢夏家河子。
据资料说，这里水温比别处要高上2摄氏度左右。
退潮时，离岸数百米水深不足一米，滩涂也会留下大量来不及逃走的寄居蟹。
近些年盛夏，伴随着游客井喷，海蜇也会不期而至。
海蜇触须里的毒液会蜇伤皮肤，但一些老大连还是很高兴地将它们捞出当做美味。
画面中描绘的就是夏家河子海边捡拾海蜇的场面。
夏家河子谢苗诺夫旧居
在20世纪上半叶风云诡谲的远东，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乱了军人正常晋升的秩序，同时也带给像谢苗诺夫这样的冒险家新的机会。
出生在地广人稀、五胡杂居的外贝加尔地区的谢苗诺夫，冷酷、残忍、精明、剽悍。俄国内战之后，撤退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他作为远东白俄难民领袖，以“反苏”为终生事业。
1920年代末，谢苗诺夫来到大连，悄悄地住进了夏家河子海滨的别墅里。
关于这栋房子，大连作家津子围在小说《我短暂的贵族生活》曾有过如此描述：“起先他（房子的主人，一个德国犹太人）用假胸针在美国军火商那里换来两支手枪，然后，用两支手枪在朝鲜换了一船白面，再用这一船白面在夏家河海边盖了这栋小楼。”
住在这栋面朝大海别墅里的谢苗诺夫，每月可以从日本特务机关那里得到1000日圆的养老金。
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训练他那支人数少得可怜的所谓“反苏骑兵团”。
二战结束后，苏军从这幢宅子带走了谢苗诺夫引渡回苏联，一年后被处决，终年56岁。
胜利桥北满铁宿舍
胜利桥北是大连近代城市建设的起点，在这个城市不长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百多年前，俄罗斯街西侧海洋街、光辉巷、烟台街的老房子作为中东铁路职员住宅开始修建，从而拉开了这片街区与铁路一百多年不解的缘分。
日俄战争后，满铁高级职员被安置在这里。
1945年，日本战败后，铁路家属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改革开放后逐渐衰落，近十年来，常住人口多为来连谋生的外乡人。
与其一墙之隔的团结街在十年前被改造成俄罗斯街，旅游旺季时，众多外地游客来此观光。
生于1956年的刘世忠自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他家的房子有一百多年历史，是父亲留下的。他的父亲1944年被日本人从河北抓到大连港当劳工，日本人投降后顺利进入铁路工作，并被安置于此。
目前存留的28栋老房子中大部分是俄国人建造，日本人建的只有两栋。
胜利桥
画作于2011年3月28日。
沙俄7年殖民史给大连留下了海港和铁路。
二者之间连接的纽带是一条被俄国人利用起来的天然沟壑。
这条铁路线不单起到通道作用，而且将北部行政区与南部尚在规划的居住区自然隔开。
像中古时代的城邦那样，统治者高傲地居住在行政区孤立的高坡之上。
一架名为露西亚街的木桥是这两个区域间唯一的通道。
日俄战争后，木桥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架名为日本桥的钢筋水泥五跨拱桥。
与此同时，一条连接电气游园（老动物园）和码头的铁轨铺设在日本桥上。
从此，大连成为中国第三个拥有有轨电车的城市。1945年，为庆祝抗战胜利，这里改名胜利桥。2007年，被列入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
沈铁大连工务段
沈铁大连工务段位于西岗区胜利街33号，前身是东省铁路公司护路事务所。
工务段是铁路系统的重要单位之一，主要负责管内铁路路轨的维修、保养，与之并列的还有机务段、车辆段、客运段、货运段、电务段、建筑段等。
日俄战争后，这里由满铁护路事务所使用直至二战结束。
2002年，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画作于1999年8月7日。
这栋富有人情味的德式小楼是我心中大连最美的建筑，从小学到大学，不知在我笔下出现过多少次。
抢眼的深色大屋顶，白石衬托的红砖墙，使得这栋日耳曼民居风格建筑始终是胜利桥一带的地标。
位于胜利桥北的艺术展览馆最早属于沙俄的东省铁路轮船公司。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后，迅速以大连港为起点进行市区规划。
城市的开发权交给了中东铁路公司（东省铁路），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这条北起哈尔滨，南至旅顺的铁路，不仅掌控筑路权，甚至拥有独立武装。
东省铁路轮船公司便是其属下的公司。
为了便于运输，中东铁路公司从大连站向东铺设了一条通往海港的专线通道。
这段铁路利用天然沟壑将城市划分为北部的行政区与南部的“欧罗巴区”，两区之间由木桥连接。
1902年，由德国人设计的东清轮船会社开始矗立在桥头。随着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这里成了日本在大连的民政署。
1908—1945年，满铁大连俱乐部和满铁日本图书馆先后成为它的主人——满铁是中东铁路的继承者。
建国后，这里又成为铁路局工人家属宿舍。
1996年拆除重建，改作艺术展览馆，并在2002年成为大连市第一批保护建筑。
2014年改名大连美术馆。
大阪每日新闻社大连支局
每日新闻社大连支局位于胜利桥北上海路76号。
《每日新闻》曾和《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在当年并称日本三大报。
《每日新闻》是1911年由《大阪每日新闻》兼并《东京日日新闻》而成，1943年元旦改为现名之前这段时间两报仍沿用旧名，上海路76号其实是《大阪每日新闻》办公楼。
这栋坐西朝东的四层洋房由“满铁”本社建筑课辞职的横井谦介设计，构建“红房子”的福昌公司1925年5月施工完成。
南北走向的上海路走到这里是个长下坡，由青黑石块砌就的一层南侧半入地下。
本地羊汤馆极盛，常常冠以“天天活羊”的噱头，如今一层东侧便是一家。
楼上为欣圆宾馆占用，拉毛洋灰砖墙肌理呈出羽毛状。
这类建筑在老大连很寻常，在诞生之后从来称不上这个城市重要的建筑，但随着近十年的大拆大建，这一带老建筑逐渐减少，这栋难得引人侧目的楼房逐渐凸显。
其点睛之笔在于塔楼上一件浅色的哥特式小阳台以及檐口下的装饰：枝蔓、果实，甚至还有在大连老建筑装饰里很少出现的鸷鸟、鸽子形象。
这些石雕小精灵80多年来一直静静地蹲守在建筑的转角处，默默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的变化。
大连船舶技术学校
画作于2011年3月12日，这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俄罗斯风格官邸即将隐没于薄暮中。
作为海滨城市的大连，即便天色昏暗，天际线的交界处也是明亮的，这大概是因为海面反射的缘故。
〔物志铭〕
船舶技术学校的前身是达里尼市政厅官邸，建于1900年。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日本将它作为新成立的“满铁”的总裁公馆，那是1907年春天的事情。
老照片中官邸的屋顶坡面陡峭、神气活现。
打我记事起，它早就不见了大屋顶，每到夏天，浓密的绿荫会洒在红白相间的墙面上。
大连自然博物馆旧馆
画作于1995年7月17日，几个月前，烟台街１号的大连自然博物馆旧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三年后新馆出现在滨海的黑石礁。
1984年9月10-24日，为纪念大连和日本北九州结为友好城市五周年，《世界的昆虫》特别展览在大连自然博物馆举行。
这次展览的展品由北九州市自然史博物馆提供，门票三毛。
胜利桥和博物馆之间的团结街走满了大人和孩子。
那是老自然博物馆的辉煌时刻。
父亲仍然记得阳光射进靠近出口的展室里，屋里暖洋洋的，我们围着蝴蝶标本惊叹不已。
几年之后，因为画画的缘故，父亲和我成了那里的常客，却再未见到如此喧嚣的场面。
〔物志铭〕
这座有着灰绿色坡顶的文艺复兴风格博物馆，可以说是大连近代史上里程碑式的建筑。
它建成于沙俄占领时期的1900年，为“达里尼”市政厅，那是沙俄统治大连的最高行政机关。
日俄战争结束前，俄国人在撤退时焚毁了整栋建筑，但是日本人将它修复如初，并改为满蒙资源馆。
大连解放后改为现名。
2002年被列入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
毗邻黄、渤两海的大连，它的博物馆当然以馆藏的海洋生物为其最大特色。
昏暗的灯光、略带惊悚的清冷、酱色的玻璃展柜、浓重的防腐剂气味，庞大的鲨翅鲸骨......这一切至今令我迷恋不已。
大连扇形机车库
扇形机车库位于沈阳铁路局大连机务段里，夹在疏港路与胜利桥之间。
被誉为“远东之冠，亚洲第一”。
在20世纪中叶内燃机车跃上上历史舞台之前的100余年时间里，蒸汽机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世界上第一个扇形车库普遍认为1839年出现在英国的北米德兰铁路，那是一个有着16条铁轨的转车盘
1920年代，扇形车库出现大连这片土地上，以转车台为轴心向四周侧伸出35道铁轨构成一个完美的扇形。
日本人通过铁路控制住沿线许多城镇，至今东北不少城市都保留着扇形车库，甚至台湾彰化也保留着一个建于1922年的车库，不过规模都要小得多了。
20世纪50年代以后，蒸汽机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曾专为蒸汽机车使用的扇形车库纷纷拆除或转作方便维修以及存放的场所。
在中国，随着2005年12月最后运营的大型蒸汽机车在内蒙古赤峰退役，目前只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保留尚可寻到小型的蒸汽机车。
孙群萃，笔名鼠曲草，大连籍画家，北漂。
从1995年至2015年，以画家的感触、大连人的情怀记录城市变迁。
“手绘大连”更以独特的视角，多变的手法，浪漫的笔触感动了大连人和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