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21日，基督宗教研究论坛于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联合圣经公会中国事工部和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此次论坛分为基督宗教史学——思想史研究、基督宗教哲学——中国教父哲学研究、基督宗教经典文献学——处境中的圣经研究和基督宗教文化比较与现状研究四个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晓峰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贾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莎、和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卓新平分别致辞。卓新平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55周年，基督宗教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在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意义，文化强调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所以要进行对话和研讨。基督教也是人类文化一个重要的表述，宗教与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对基督宗教展开思想文化层面的研究，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在主旨演讲中，北京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社会学系主任卢云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林金水教授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谢文郁、安德鲁·沃尔斯教授分别发言。谢教授分享了《思想史语境中的教父哲学》，沃尔斯教授谈到了《早期基督教及其文化表达的多样性》。
其中，卢云峰教授分享以《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争议：规模、生态和中国化》为题进行发言。他分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兴起。根据1982年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截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基督徒人数仅有70万。历经30多年的发展，至改革开放初期有300万。
但改革开放后不到20年，根据1997年发布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即第一份“宗教白皮书”），基督徒人数已经涨至1000万。如今，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四十个年头，根据2018年发布的第二份“宗教白皮书”，基督教在我国已有3800多万信徒。
对于中国基督教规模，存在着“数字之争”，例如，2014年修远基金会的报告认为，我国“基督教信徒和认同基督教的人数应在1亿到1.5亿之间”。此外，艾克曼（David Aikman）认为，中国至少有8000万基督徒。2010年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跨国基督教组织——Asia Harvest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有8350万基督徒。2011年，美国皮尤数据中心发布的全球基督教报告认为中国基督徒人数约为5800万。
而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作为数据基础，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后，认为中国基督徒的规模约为3970万，这个数字较为接近当前中国基督教的真实规模，而2018年“宗教白皮书”的“3800万”也印证了这一估计。
卢教授还谈到了对于基督教兴起的“宗教生态论”和“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
林金水教授以《改革开放四十年·利玛窦研究四十年》为题进行发言，他简要回溯了四十年间的利玛窦研究概况，包括利玛窦的评价及其公共形象，有关利玛窦史料的钩沉与整理、有关利玛窦传记的著述、有关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关利玛窦传教策略的研究和有关利玛窦耶儒比较的研究。
在基督宗教文化比较与现状研究专题论坛分为“宗教对话理论研究”、“基督教中国化研究”、“比较视野下的基督宗教哲学”、“耶儒对话研究”、“东正教与各宗派研究”、“基督宗教现状研究”几个场次。
其中，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岳清华牧师、山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高明牧师和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副主席杨永纯牧师谈到了教会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分享了《城镇化对于朝鲜族教会的影响——以2018年的调研为基础》。
广州基督教会现状：
杨永纯牧师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基督教的发展主要基于三个红利：人口红利、社会转型红利和经济红利。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2000年间，广州人口净增303万2707人，增长率达到96.33%，年平均增长率为3.82%。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心，凭借其地理及平台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省人口到广州工作和居住。据2017年广州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广州常住人口为1449.84万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接近1:1。在外来人口急剧增长的前提下，广州基督教会信徒人数也呈现上升的趋势。《据广州宗教志记载》，广州基督教会复堂前，信徒人数约为7000人。经过复堂后10年的发展，广州基督教会信徒上升至1.3万人左右。至2018年初，广州基督教会在册基督徒人数约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信徒2000多人。广州基督教会信徒人数较复堂初期增幅超过5.7倍。
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人在不适应的情况下会到教会寻找出路；经济的发展也给教会带来更多资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信徒呈年轻化态势及学历水平上升，传统对于中国基督教信仰状况的“三多”（文盲多、妇女多、老人多）自改革开放后已经发生了转变。经济快速增长和信徒人数翻倍，为广州基督教会带来了新的复兴。
但杨牧师分享，目前这三种红利不复存在，基督徒缓慢增长，有些堂点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山东基督教会现状：
山东教会的高明牧师也谈到了山东教会的状况，认为目前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估计虚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统计数据，山东省目前常住人口超过一亿；山东省基督教两会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是，教会体制内基督徒的人数约为142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42%。
“就山东基督教而言，在日益物质化和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明显感觉到基督徒数量在萎缩而非增长。至少在山东的基督教体制内所呈现的是低速增长态势。”
以山东农村教会较多的Y县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该县体制内基督徒数量统计在13000人左右，由于1997年发生分裂事件，还剩9500人。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基督徒占总人数的1.07%（以全县88万人口计算）。2018年春，全县基督徒人数为7000人左右 ，占总人口的0.76%（以全县91万人口计算）。由此看到，Y县基督徒人口比例下降了0.31个百分点，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
但高牧师说，7000仍为一个虚数，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常年在外务工，几乎不参加本地崇拜，农村基督徒人数减少，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人口萎缩，这个现象在山东省也突出存在。
至于基督徒人数被夸大的原因，高牧师认为有两方面，第一，基督徒人数变量的重要因素被忽视，记录在册的受洗信徒人数连年有增无减，但是这其中包括大量已经过世和受洗之后又弃教的人，以及由于人口流动而离开本地的信徒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部分信徒又重复计算。而从年龄结构看，中国基督徒中老年人比例相当高，因此，在二三十年间，大量老年基督徒去世，又由于青壮年城乡流动量大，导致许多教会信徒人数不增反减。
第二，基督徒由于受到社会歧视而夸大信徒人数。由于基督徒在中国社会一直属于边缘人群，常因为不理解而受到歧视，因此有些基督徒会尝试用名人效应、虚假呈报人数等方式夸大基督教的影响力，或增加自信和存在感。
高牧师认为，信徒人数减少，一方面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世俗化的影响，比如手机和娱乐。此外还和农村传道人工资低和待遇差有关，这让传道人流失、神学生不愿留守农村。
目前，山东教会开展了茶文化事工，以茶灵修、以茶团契和以茶悟道，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岳清华牧师认为，中国基督教目前存在若干问题，比如，社会大众对中国基督教的认知程度不足；教会自身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存在反智主义思潮，信仰受到迷信化与世俗化的挑战，而且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步调不一致。
中国基督教要发展，需要在政治上认同、履行社会责任和有文化自觉。政界和教界在基督教中国化的氛围下增进了解；教界与学界在促进学术共同繁荣上展开交流；教界要加强自身团体建设和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教育是神学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段琦研究员基于田野调查，分享了2018年她对朝鲜族教会调研的结果。她分享，中国的朝鲜族有19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去了韩国打工，一部分在得到韩国教会帮助后开始新教；在韩国打工的基督徒群体会建立自己的教会。另一部分朝鲜族人向南向东发展，到了青岛、烟台、广州和深圳等地，目前也开始向珠海和佛山等地移动。因此，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村庄开始凋敝，教会自然也会出现衰落的现象。而往南方城市移动的朝鲜族基督徒，会在不同地方建立教会来崇拜。
此外，基督宗教史学——思想史研究论坛包括“政教关系格局下的宗教史研究”、“宗教视野下的中国化”“宗教史与文化互动”“宗教史与地方叙事”“宗教史视野下的宗教传播”“宗教史与观念辨析”“宗教史与宗教行为”“宗教史与思想建构”“宗教史与信仰团体”几个场次。
基督宗教哲学——中国教父哲学研究论坛包括“宏观历史背景与中国教父学自我意识”“奥古斯丁哲学问题”“奥古斯丁与古典哲学”“《忏悔录》研究”“奥古斯丁著作研究”“东方教父”“正统与异端”“中世纪哲学及其传播”几个场次。
基督宗教经典文献学——处境中的圣经研究论坛则包括“理论探索”“圣经翻译”“历史中的圣经”“域外借镜”“圣经研究方法”“旧约研究”“新约研究”几个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