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指导CPTSD治疗师写过一篇专业文章，本章就改编自那篇文章。我在本章的许多部分都保留了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希望能帮助你建立对治疗师的合理期望。
另外，本章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如何寻找治疗师的。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你，让你知道在找治疗师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问一些什么问题。
最后，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找治疗师，我在本章的最后介绍了如何与朋友建立相互咨询的关系。如果这也无法实现的话，你还可以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与其他分享疗愈历程的人交流。
心理治疗的关系维度许多CPTSD幸存者从未拥有过“足够安全”的关系。若要治愈依恋障碍，通常需要与治疗师、伴侣或值得信赖的朋友进行修复性的关系体验，而这些人需要有这样一种能力，即怀着同情与自己的痛苦和不安感受共处。他们必须能够自如地感受和表达自己的悲伤、愤怒、恐惧、羞耻和抑郁。
当治疗师具有这种水平的情绪智力时，他就可以引导来访者逐渐放下自动排斥自我感受的习惯。这也有助于来访者避免迷失在上一章介绍的反应循环中。具有“足够高”情绪智力的治疗师能够与来访者进行安全、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和声音联结，能够向来访者示范如何以接纳的心态与自己的情感同在。
丹尼尔·西格尔（Daniel Siegel）将这种能力称为情感的共同调节（Coregulation of Affect）。此外，苏珊·沃恩的研究表明，这种情感的共同调节能够促进大脑神经回路的发展，而大脑神经回路是代谢剧烈痛苦所必需的大脑结构。
此外，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证据表明，这一过程在生理上是通过镜像神经元完成的。在一个测量两只猴子的神经活动的实验中，一只猴子看着另一只猴子敲开坚果，最后观察方的神经活动会与行动方的完全相同。也许来访者学会像治疗师一样不被痛苦感受触发反应，就是镜像神经元在起作用。
CPTSD中的关系型治疗许多创伤学家认为，依恋障碍是CPTSD的主要症状之一。在治疗创伤幸存者过程中的心理教育阶段，我通常会将依恋障碍描述为“由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照料者经常让幸存者感到危险而导致的后果”。他们的危险在于轻蔑的语气、严厉的手段，或更隐性的疏远和冷漠。反复发生的虐待和忽视会使儿童习惯于生活在恐惧和交感神经系统亢奋的状态中。这使他们很容易陷入“混杂的被遗弃感”——强烈的恐惧、羞耻感与遗弃抑郁纠缠在一起的感觉。
如果父母不能或不愿意向孩子提供足够安全的依恋，孩子就无法将发展中的自我全身心地交付于人。没有人能为他提供反馈、认同和指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无法向使他感到足够安全的人寻求安慰或帮助。他不能向任何人哭泣、抗议不公，在经历伤害、错误、意外和背叛时，也无处寻求同情。没有足够安全的人与他一起绽放光芒，一起做展示演讲[1]；也没有人为他骄傲；甚至没有人能与他一起交流——而交流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遇到不止一个来访者曾这样描述这种状态：“与妈妈说话就像给敌人提供弹药，我说的任何话都会被用来对付我。难怪人们总是说我话不多。”
那些因CPTSD而患上依恋障碍的人，从来没有学会获得亲近感和归属感所需的沟通技巧。当涉及与人交往时，他们往往被累人的社交焦虑所困扰。当处于CPTSD的严重发作期时，他们还会出现社交恐惧症。
许多来我这里咨询的来访者从未有过足够安全的关系。强迫性重复促使他们在成年后不自觉地寻找不健康的关系，这些关系重演了他们在童年时遭受照顾者虐待或遗弃的经历。
对于许多这样的来访者来说，治疗师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建立安全与关爱关系的对象。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技能来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安全，让他们踏实地重新建立对他人的信任感，那我们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尝试。
另外，在安全的关系中教来访者管理情绪闪回的方法会更有效。来访者需要对治疗师产生足够的安全感，才能描述自己的屈辱和压抑。同时，治疗师需要有足够的关爱，才能向来访者提供同情和平静的支持，这些是他们早年经历中所缺失的。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治疗师需要能够接受信任突然消失的情况，并继续对这种情况进行有效的处理，因为这是CPTSD的典型特征。创伤幸存者没有一个自主的信任“开启”挡，而他们的信任“关闭”挡却经常在闪回中自动触发。在治疗中，治疗师必须能够反复安抚并恢复来访者的信任。我听来访者讲过太多失望的经历，都是关于曾经的治疗师因他们无法做到单纯的信任而对他们发火的故事。
随着我对这一点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我越来越倾向于主体间性取向的治疗[2]，或关系取向的治疗。也就是说，我认为来访者与我之间的高质量关系可以提供一种纠正性的情感体验，使他们不至于一生都处于肤浅的联结中，或更糟糕的自我孤立和疏离中。
此外，我注意到，如果来访者没有与我建立起适度的信任，那么他们对我的指导的接受度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我的共情所起到的改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后文将描述建立关系的四个关键品质，我相信这些品质对于培养信任及随后的关系型疗愈是必不可少的。这四个关键品质是共情、真诚地展现脆弱、对话性，以及合作型关系修复。
共情关于共情的定义，我特别喜欢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3]的说法：“共情是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在体验，去思考和感觉自己的能力。”我曾经认为共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很遗憾地听到了太多关于在治疗中缺乏共情的故事。在这方面，我只想说，如果我们对来访者态度生硬、缺乏共情，就会触发他们的危险感和被遗弃感，就像他们在父母那里经历的那样。
当我足够深入地了解了来访者的经历时，无论这一经历最初看起来多么令人困惑或过分，我都能从中找到心理上的合理之处，特别是当我认识到其中的闪回成分时。事实上，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从来没见过一种感觉或行为，从移情或创伤学的视角来看是不合理的。当然，通过仔细倾听和充分引导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经验，以及使用镜像模仿和转述技术，向来访者展示我们对他的理解，都能够加深共情。
留意自己主观的自由联想常常会增强我的共情能力，以及给予来访者情绪上准确而有效的反馈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我有时会与来访者分享我的“自传式”自由联想。这样做是为了让他知道，我对他分享的内容能够真正地感同身受。
在此分享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位来访者非常尴尬地告诉我，她整个周末都待在家里，因为她的鼻子上有一个痘痘。她为这个痘痘和她的“虚荣心”而感到羞耻。她抱怨道：“我怎么会这么蠢，居然为这样的小事而困扰？”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我有一次因为嘴角起疱而取消了一个约会。当时，我也陷入了毒性羞耻感。我与她分享了这件事，告诉她我当时的痛苦，但现在已经不会因这样的事感到羞耻了。她眼角泛泪，然后大笑起来，她的羞耻感因为我的共情而化解了，她感到解脱。几个月后，她告诉我，她对我的信任在那一刻迅速增强。后文我将介绍如何恰当地使用这种自我披露。
在共情的众多益处中，最大的益处可能是它能示范和教导自我同情，也被称为“自我接纳”。在我们产生共情并接纳患者的所有经历时，来访者也能同样学会接纳自己的经历。
真诚地展现脆弱：“真实的关系造就健康的关系”真诚地展现脆弱是亲密关系的第二个特质。真诚地展现脆弱往往始于对来访者的情感回应。我发现，若要促进信任并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对来访者的感受进行情感反馈是无可取代的。
情感反馈要求治疗师自己能真诚地展现脆弱，并透露自己有时也会生气、悲伤、难过和害怕。就像共情一样，示范性地展现脆弱是向来访者展示了脆弱的价值，是对他大胆展现自己的脆弱的鼓励。
我是自己在接受治疗时吃了苦头，才意识到了治疗性的情绪表露的价值。我以前的一位治疗师属于老派的“空白屏幕”学派。她疏远、冷淡、讳莫如深，坚守“恰到好处的挫折”这一精神分析原则。她的治疗实际上起到了反作用，使我感到羞耻，因为我们重演了有缺陷的孩子与完美父母的关系。
治疗性的情绪表露值得庆幸的是，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有未被解决的依恋问题，并找到了一位关系取向的治疗师，她非常重视使用自己的脆弱和真诚的情绪，并将它们作为一种治疗工具。
她适度而适时的情绪表露帮助我瓦解了幼时为掩盖痛苦而建立的无敌外表。她说的话对我特别有帮助，比如，“天啊，逢年过节总是很糟糕。”“我讲课的时候也会害怕。”“很抱歉，我刚才没听到你说了什么。因为今天下午要看牙医，我感到很焦虑，所以有点分心了。”“你母亲对你如此刻薄，我感到很难过。”“你被父母如此霸凌，这让我很生气。”
我的治疗师用实际行动示范了愤怒、悲伤、恐惧和抑郁是能够被健康表达的情绪，这帮助我摆脱了压抑痛苦的情绪完美主义。在她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不再为得到爱而把自己的情绪掩埋起来。我放弃了那套“别想了”的人生哲学，拥抱了脆弱这一最终能与人亲近的情绪。
我和许多幸存者都需要这样的示范，以便从恐惧（害怕因为感觉难过和烦躁而被攻击、羞辱或遗弃）中走出来。为了放下获得永恒幸福的西西弗斯[4]式救赎幻想，我需要体会到自己身上所有不光鲜的部分都能被他人接纳。看到我的治疗师对自己的不快乐感到自在并能欣然接受，最终使我相信，她真的不会厌恶我的不快乐。
治疗师审慎地使用自我情绪表露，有助于来访者走出情绪完美主义这个滑坡谬误般的、充满羞耻感的陷阱。为了鼓励来访者更加接纳自我情绪，我也会说一些自我表露的话，比如，“我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我对你被困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家庭里感到非常生气。”“当我暂时感到困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时，我会……”“当我感到羞耻时，我会……”“当有东西引发我的恐惧时，我会……”“当我的内在批判者反应过度时，我会提醒自己只需要做一个‘足够好的人’。”
自我情绪表露是我治疗工作的基本工具。当遇到被教导“要恨自己”的来访者时，我会反复表达自己真心的愤慨。久而久之，这往往能唤醒来访者的本能，让他也对这种悲剧感到愤怒。这让他开始有能力对抗内在批判者，并把情绪投入到进行健康的自我拥护上。
此外，我还会反复用共情和慈悲去回应来访者的痛苦。一段时间后，这通常会唤醒来访者的自我同情能力。当他处于闪回或其他痛苦的生活境况时，他会逐渐学会自我安慰，并越来越少地屈服于自我憎恶、自我失望和自我遗弃的内心折磨。
我从过去的来访者那里得到的一致反馈是，我这样的反应（特别是那些将恐惧和抑郁正常化的反应）极大地帮助他们破除了完美主义，并重启了他们自我同情和自我接纳的能力。
自我表露的准则我们可以依据什么准则来确保自我表露是审慎而具有治疗性的？以下五个原则帮我以治疗为目的进行自我表露，并避免了无意识地分享自己自恋的满足。
第一，我很少进行自我表露。
第二，我的表露主要是为了促进建立关系中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因此，我表露脆弱是为了正常化、去羞耻化那些在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完美。例如，我们都会犯错，都会遭受痛苦、经历困惑等。
第三，我不分享那些还处于原始状态、未被整合的脆弱。
第四，我从不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自我表露，也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头宣泄或自恋需求而进行表露。
第五，虽然当来访者试图关注或安抚我的脆弱时，我可能会表示感激或感动，但我从不会接受这份给予。我会温柔地感谢他们的关心，提醒他们治疗是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并让他们知道我有自己的外部支持网络。
自我情绪表露与分享类似的创伤史许多来访者之所以来找我咨询，是因为读了我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从不健全家庭中康复的书，所以有时我无须再披露我过去的创伤。但这也让我认识到这种披露在治愈羞耻感和培养希望方面是多么有力。来访者们总是说，是我那脆弱又实在的故事（我如何疗愈父母的虐待和忽视带来的创伤）使他们有勇气投身于漫长而艰难的疗愈之旅。
现在，不管来访者是否读过我的书，我都会对适合的人审慎并有节制地分享我自己的经验，讲述我是如何处理他们所提到的问题的。我这样做既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心理教育，也是为了示范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我通常会说：“我也讨厌闪回。尽管我现在的闪回比刚开始时少了很多，但回到以前那种恐惧和羞耻感中实在太可怕了。”
我有时也会说：“我真的能感受到你对内在批判者的无望和无力感。我刚开始接受治疗时，也经常感到这种沮丧难以承受，好像越是想缩减它，却让它变得越糟。但是现在，经过无数次重复的思维阻断和思维纠正，我的内在批判者就只剩它以前的影子而已了。”
我还会进行纯粹情绪化的自我表露。当来访者口头宣泄悲伤的经历时，我有时会允许自己眼含泪水，对他们的痛苦表示真诚的同情。对我最有帮助的治疗师第一次对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对她的信任有了质的飞跃。
对话性对话性（Dialogicality）是指两个对话者在倾诉（一种健康的自恋）和倾听（一种健康的关系依赖）之间流畅地切换。这种对等的互动能防止任何一方趋于极端，陷入失调的自恋或关系依赖型关系中。
对话性使对话的两者都充满活力。对话性关系与单一的能量窃取型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指的是在互动中，自恋者病态地利用关系依赖者的倾听性防御来窃取能量。许多人都十分认同我的观察，觉得倾听自恋者的独白是在耗费他们的能量。
我现在很擅长察觉这种状态，当我在一个新的社交场合突然感到疲倦时，就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与一个自恋者交谈。这种感觉与真正的互惠交流完全不同，在互惠交流中，我在自己和同伴身上都能感受到提升——我再次怀疑这里面是否有镜像神经元的参与。
有一天，我在翻阅一本家具购物广告时，非常震惊地看到一套咖啡杯上印着“指定说话者”（Designated Talker）和“指定倾听者”（Designated Listener）的字样。我和妻子思考了几分钟，认为设计这套杯子的人一定是个自恋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订购这套杯子的自恋者会把它们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们最喜欢的倾听者。
在治疗过程中，对话性来源于一种团队合作方法，即治疗师与来访者共同就后者的问题和顾虑进行头脑风暴。这种方法有助于充分探索来访者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其他人生难题。
当治疗师以“随便你接不接受”的立场提供反馈时，对话性会得到加强。对话性也意味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它与传统精神分析疗法那种“空白屏幕”的中立和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经常重演来访者童年时经历的言语忽视或情感忽视。
我认为克制通常会使来访者闪回到被遗弃的感觉中，从而引发他们退缩到“安全”的肤浅表露，变得日益沉默，或过早地逃离治疗。
满足健康的自恋需求尽管如此，在治疗的早期阶段，大量应用对话性往往并不合适。尤其是当来访者的正常自恋需求从未得到满足，并且仍处于发展停滞状态时。在这种情况下，来访者需要被大量倾听。他们需要通过自发的自我表达，去发现自己感受、需求、偏好和观点的本质。
有些来访者的自我表达能力遭到了照料者的严重摧毁，所以他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将重心放在关注自我的言语探索上。不然的话，未形成的健康自我就没有空间成长和摆脱内在批判者，而其健康的自我意识会继续被禁锢在过强的超我霸权之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治疗师退至极端的倾听中会对来访者有益。大多数来访者若能从治疗师那里听到真实或“私人”的对话，哪怕是第一次面谈，也能从中受益。这有助于帮助来访者克服在“来访者在明（被看），治疗师在暗（隐形）”这一状态中可能产生的羞耻感：当一方展现出脆弱而另一方没有时，非常容易让自我表露的那一方产生羞耻感。这也可能会使来访者困在闪回中，重现童年时的情景——脆弱的孩子被看似毫不脆弱的父母一再地拒绝。因此，我的许多同事认为团体治疗对治愈羞耻感特别有效，因为它通过创造出“不只是一个人在冒险展现脆弱”的环境，来纠正这种不平衡。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大约15年前针对加州治疗师的一项大型调查。该调查是关于这些治疗师的治疗偏好的，超过90%的人强调，他们不想成为一个“空白屏幕”式的治疗师，而是想要做一个偶尔提供观点和建议的治疗师。
25年来，我会在第一次面谈时例行询问来访者：“根据你以前接受治疗的经验，你希望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做些什么、不做什么？”来访者的回答常常与治疗师在调查中的回答一致。
此外，来访者还经常给出的答案是“我不想要一直说个不停的治疗师”。许多人的原话是：“我完全插不上话！”有许多已经取得治疗师资格的自恋者，把已经患有关系依赖症的来访者变成了自己的倾听接收器。我多么希望我们的资格测试能够识别出这些人，并取消他们的执照。这些人是“空白屏幕”治疗师阴暗的极端对立面。
对话性中的心理教育经验告诉我，遭受童年创伤的幸存者通常会从有关CPTSD的心理教育中受益。当幸存者了解了CPTSD疗愈过程的全貌，他们会更积极地参与到疗愈的自助实践中。这也在总体上增强了他们的希望，使他们全面地投入到治疗过程中。我有时会想，教练指导（Coaching）变得越来越流行，是否是为了应对各种传统形式的“治疗性忽视”？
最糟糕的“治疗性忽视”类型之一，是治疗师未能注意到，或未能挑战来访者对自己持续的、憎恨式的谩骂。我认为，这相当于默许了这种谩骂，默默地与来访者的内在批判者串通一气。
也许治疗时有所保留和节制的习惯来源于西方家庭常见的“父亲缺席”现象。可能传统的心理治疗过分强调倾听和无条件的爱这些母爱原则，而忽视了鼓励和指导这些父爱原则，而这些恰是教练所擅长的。
当然，过度的教练指导就和过多的倾听一样，会起到反作用，造成治疗关系的不平衡。它会干扰来访者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过程，甚至可能诱使治疗师陷入自恋的陷阱，爱上自说自话。
如果使用得当的话，教练般的指导就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治疗工具。就像养育一个平衡发展的孩子同时需要父爱和母爱一样，要满足依恋缺失来访者的发展需求，也同时需要父爱原则和母爱原则。
成熟的治疗师懂得重视这两方面，并根据来访者当下的发展需要，凭直觉在这两者之间切换。有时候，我们会用心理教育、治疗性的自我表露，以及主动的积极关注来引导来访者，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会用接纳的态度培养来访者逐渐学会自发的自我表达和口头宣泄。
再次强调，我认为在早期治疗和许多后续治疗阶段，倾听通常需要占主导地位。在我进行的大多数治疗中，我大约有90%的时间是在倾听。
最后，我常常发现，治疗的最后阶段往往会显现出越来越高的对话性，即倾诉和倾听之间更具有一种平衡的流动性。这种对话的互惠是健康亲密关系的关键特征。此外，成功的治疗会提高来访者的互动能力，帮助来访者在外部世界建立更健康的关系。
对话性与4F反应类型由于童年被遗弃的经历和后来在关系中的强迫性重复，许多幸存者都极度渴望被倾听。然而，不同4F反应类型的人在治疗过程中的对话性需求区别很大。
讨好（关系依赖）类型的人在童年时的求生方式是成为父母倾诉时的垃圾桶或哭泣时的肩膀。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可能会使用倾听性防御来鼓励治疗师说很多话，甚至可能让粗心大意的治疗师开启自恋的独白。
僵（解离）类型的人很早就学会了在沉默的伪装中寻求安全，他们往往需要大量的鼓励来发掘和谈论自己的内在经验。心理教育可以帮他们了解到，自己健康的自恋表达需求从未在家庭中得到满足。
此外，僵类型的人在努力学习如何谈论自己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在肤浅的、几乎无关的自由联想中。刚开始时这当然需要被接纳，但最终我们必须帮他意识到，通过阐述无尽的幻想和梦境来逃离当下的真实感受，是解离性防御的主要表现。
僵类型的人需要了解，情感疏离的谈话是一种始于童年的旧习惯，培养这种习惯是为了能够使自己悬浮在未被处理的痛苦之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反复引导他们感受自己的内心，学会表达最重要的困扰。
战（自恋）类型的人在开始治疗时往往习惯于占据舞台的中心，通常会用谈话性防御来回避真正的亲密关系。对于这类人来说，谈话治疗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在谈话治疗中滔滔不绝会加剧他们的特权感。如果治疗师一直配合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就会加强他们过度控制谈话的防御机制，而这种防御会破坏亲密关系。作为治疗师，我们或早或晚都必须把自己置入这段关系中，帮助他们学会倾听。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实习时遇到的一位来访者哈里。我在谈话治疗中长达50分钟的不间断倾听成了他在关系中的新标准和新期望。于是，他本来对妻子仅存的些许倾听能力都消失了。后来我从他妻子的语音留言中得知，治疗让他变得更加恶劣，让她更加难以忍受，我为此感到很内疚。然而，几年后另一位来访者告诉我，哈里的妻子最终对这种“治疗性”的变化感到高兴，这使我感到了一些宽慰。原来，她的丈夫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而这对她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让她终于如释重负地甩掉了他。
如果治疗师自己属于讨好类型的人，那他可能会躲在倾听或引导对方说话的防御中，以避免一项可怕的工作，即逐渐深入到关系中并促使其发展出对话性。如果我们不推动来访者进行互动，来访者就不会康复。关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请看下一节。
逃（强迫）类型的人有时会表现得比其他类型更具对话性。然而，就像僵类型的人一样，他们可能会执着于“安全”的抽象问题，而与自己深层次的问题相去甚远。因此，治疗师要引导他们进入更深层次的、基于情绪的问题，以帮助他们学习进行更能增进亲密关系的对话。否则，逃类型的人可能会一直受困并挣扎于对表面忧虑的纠结中，而这些忧虑不过是一种左脑解离，想要远离自身被压抑的痛苦。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4F反应类型的人都使用左脑解离或右脑解离来避免感受自己内心的情绪和哀悼他们的童年损失。建立对话性可以帮他们发现自己未被哀悼的伤痛，并进行口头和情绪宣泄。
合作型关系的修复合作型关系的修复是通过成功解决冲突，使关系恢复并变得更加紧密的过程。每一段实质的关系都必然会出现不和谐和不满意的时期。当分歧暂时破坏了安全联结的感觉时，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恢复亲密关系。
我相信大多数人仔细想一想，都会意识到他们最好的朋友是那些与他们发生过冲突并找到方法化解的人。一旦友谊经受住了伤人的不和谐，通常就意味着它已经度过了“酒肉朋友”的关系阶段。
在我写这一章时，我儿子一反常态地在学校发生了冲突。在三年级的课间休息时，他的两个好朋友一反常态地开始取笑他，我儿子在他们说个没完时推了他俩。最后他们三个都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是一位严格但特别睿智、和善的女士。我儿子通过武力解决冲突的违纪行为，被判定为严重违反学校纪律，但他的朋友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接受了不能取笑他人的教育。
我儿子之前很少被惩罚，因此大哭了一场。后来他认同了处罚的公平性，利用一天的课间休息时间，给他的朋友们写了道歉信。两天后，我问他现在和那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了。他带着惊讶和喜悦的表情告诉我：“爸爸，这真的很好笑。现在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
关系修复可能是治疗师所能示范的最具改变性、最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我指导这一过程所采取的视角是，认识到任何误解或冲突通常都是双方共同造成的。因此，修复关系通常需要一个相互尊重的对话过程。但也有例外情况，包括霸凌型自恋者挑起的不愉快，及其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自恋者是完全的过错方。有些关系依赖型来访者会向霸凌的父母道歉，好像是他们让父母虐待了自己一样，我经常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
在较为常见的矛盾中，我经常通过两个连续的干预措施来启动修复过程。首先，我会指出矛盾（比如我会说“我觉得我可能误解你了”）。其次，我会描述我认为自己对于这次误解的责任，以此来示范如何展示自己的脆弱。
一个简短的例子是：“我觉得我刚才可能有些说教、累了、不专心、不耐烦或被我自己的移情触发了闪回。”承担起自己在冲突中的责任，能表明关系中出现失望是正常现象，还有助于解构外在批判者的一种观念，即关系必须是完美的。同时，这也示范了一个建设性的冲突解决方法，渐渐地会使大多数来访者有兴趣探索自己在冲突中的责任。这是一项宝贵的技能，他们之后可以把这一技能运用到治疗以外的关系中。
不难预料，战类型的人是4F反应类型中最难以合作的，也是最不可能在冲突中承担责任的人群。基于这一原因，极端的战类型（如被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长期以来在传统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
至于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战类型，我有时能成功地对他们进行心理教育，使他们了解自己是如何习得控制性防御的。然后我会试图帮助他们看到自己为控制欲付出了多少代价。最重要的代价是亲密关系饥渴（Intimacy-Starvation）。无论他们是否能意识到，他们都渴望得到他人的温暖，但他们无法从被他们控制的人那里得到这种温暖。这是因为战类型的受害者们太害怕他们，因而无法放松地给战类型的人带去真正温暖的感觉。
最后，我认为来访者过早终止治疗的一个最常见原因，是他们在治疗中逐渐积累了很多不满情绪，但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来提出或谈论这些不满。由于个人或伴侣双方无法安全地解决分歧和冲突，致使各种有前景的关系枯萎和死亡，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如果你确有此类困扰，请参阅第十六章的四号工具箱，其中列出了许多实用的化解冲突的工具。
从遗弃到亲密：一个案例研究我遇到过一位可爱的僵-讨好类型的来访者，名叫弗兰克。他在童年时遭受了严重的情感遗弃。他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在家庭中极其缺位。作为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弗兰克在和兄弟姐妹竞争父母仅有的些许照顾时，总是居于末位。不幸的是，他的成年生活重演了他童年时的关系贫乏。
童年的创伤使弗兰克极易被触发至退缩或自我孤立的状态。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长久的关系。然而，由于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的长期合作，他变得更有动力去寻求一段关系，最后成功地交往了一位健康且能够陪伴他的伴侣。在他们关系的头六个月，我的指导和伴侣的善良天性使他能更多地展示自己，而他在与和她的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感到放松和舒适。然而，当他接受她的同居要求后，他又开始焦虑，并且难以隐藏自己反复出现的情绪闪回。他比从前更加确信，他的恐惧、羞耻和抑郁的感觉是他众多缺陷中最致命的。
当我们在治疗中处理他的这个认知时，他回想起小时候有很多次，他最微小的低落都会引发他母亲躲到书房里。他发现，他母亲少有的陪他的时间，是他偶尔能让母亲高兴的时候。于是他坚信，只有他能让别人愉快时，他才能被社会接纳。他伤感又尴尬地承认：“皮特，这对我来说很难，我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他的内心深处被灌输了一种关系依赖型的防御，即永远保持愉快和可亲。他无法摆脱这种恐惧，即如果他不够积极向上，他的新伴侣就会厌恶并抛弃他。他说他在家中的闪回次数增加了。有时他感到亟须隔离和躲藏。他的僵反应常常被激活，以致他越来越多地对伴侣有所保留，陷入沉默。他知道自己太过逃避，沉溺于玩电脑、过度睡眠，以及看电视体育节目，但他停不下来。
在闪回最为强烈的时期，他的恐惧和自我厌恶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他找了各种借口来离开家。他被困在再次单身的想法和幻想中，他的内在批判者正在赢得这场战斗。弗兰克确信伴侣会像母亲一样对他的情绪感到厌恶。他几乎真的要逃跑了。他准备搬出去，就像他在前几段关系的短暂热恋期结束时开始疏远对方一样。
我们通过了很多次的面谈来处理这些让他回到最初遗弃经历的情绪闪回。他更深刻地理解到，沉默和保留是正在经历闪回的迹象。于是他决定在这些时刻重读并使用闪回管理的十三个步骤。
在我的鼓励和温和的推动下，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哀悼了自己最初的被遗弃经历。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抗着内在批判者，不让它把母亲的影子投射到伴侣身上。
同时，我鼓励弗兰克更多地向伴侣展现脆弱，并在与我进行的角色扮演中加以练习。在所有这些治疗的鼓励下，他开始与伴侣谈论自己的CPTSD。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以同情和支持回应了他。这最终促使他表露了自己的情绪，他觉得展现脆弱的谈话使他感到更加恐惧和羞耻。但令他感到释然的是，她不仅能与他共情，而且很感谢他向自己展现了脆弱。她告诉他，他的脆弱使她更有安全感去分享她自己更深层的脆弱。他告诉我这些进展时，流下了感恩的泪水，我也同情地眼含欣慰的泪水。
弗兰克在几个月后取得了疗愈过程中的最大成就，他终于鼓足勇气告诉伴侣自己在抑郁时的体验。这一突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亲密感，他们的爱发展成为更有深度的亲密关系。只有当人们感到足够安全，可以无话不谈时，才能拥有这种亲密感。
随着弗兰克越来越善于展现脆弱，他成功与伴侣建立了不可替代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来自相互同情。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和未来将成为他妻子的女友成了彼此可以口头宣泄的可靠对象，弗兰克甚至不再需要我的治疗了。
赢得的安全型依恋在治疗中，来访者若能学会在感到痛苦的同时进行交流，保持人际接触，那就能取得更大的收获。这会逐渐让他明白，无论他感受或体验到了什么，他都是能被接纳且有价值的。
随着幸存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闪回是对不健全童年的正常反应，他们的羞耻感就会开始消解，而这会缓解他们担心自己被别人视为有缺陷的人的恐惧。同时，他们也会减少在闪回时孤立自己或拒绝他人的习惯。
赢得的安全型依恋是一种近年才被认识到的健康依恋类别。许多依恋治疗师认为，有效的治疗可以帮助患者“赢得”至少一段真正的亲密关系。赢得的安全型依恋属于本书中所讨论的那种足够好且具有丰富亲密感的依恋。
我认为本章所论述的原则是构建赢得的安全型依恋的关键。良好的治疗可以成为一种亲密关系的范本，促使我们在行动上倾向于采用能建立亲密关系的行为，并加以练习。来访者与治疗师的联结可以成为一种过渡性的赢得的安全型依恋，而这会让来访者在治疗之外与他人也能建立赢得的安全型依恋。我曾多次在康复的来访者身上看到这种效果，同时我非常感恩地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治疗最后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将患者从内在批判者手中拯救出来在许多心理治疗团体（如戒酒团体、关系依赖症团体、酗酒者成年子女康复协会）中，“拯救”这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内容已成为禁忌。“拯救”一词经常被非黑即白地使用，以致任何类型的积极帮助都被病态化。但我认为，帮助幸存者走出情绪闪回的深渊是一种必要的拯救。
实践健康拯救的关键在于对抗内在批判者。在我看来，当我把来访者从内在批判者（内化的父母）那里“拯救”出来的时候，我是在帮来访者满足童年时未被满足的被拯救需求。这是一个从没有人满足过的需求。这个孩子没能从伤害他的父亲（或母亲）那里被拯救出来，这意味着他的母亲（或父亲）亲戚、邻居或老师的可怕忽视，他们忽视了这个孩子被虐待至“枯萎”的迹象。
几十年的创伤治疗工作，使我的内心无法在别人遭到内在批判者攻击时保持沉默。在我看来，沉默就等同于默许。当来访者用内化的父母的声音虐待自己时，我无法静静地坐着而不进行干预。
由于我自己第一次接受长期精神分析治疗的经历非常失败，所以我更有动力去挑战来访者的内在批判者。我的“空白屏幕”式治疗师任由我不断用自我憎恨和自我厌恶来攻击自己，从未指出我可以而且应该挑战这种“反自我”的行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创伤专家哈维·佩斯金（Harvey Peskin）称这是对儿童创伤的失败见证。
我现在会大声挑战内在批判者的谎言和诽谤，并试图帮助来访者走出被内在批判者推入的恐惧和羞耻的深渊。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突破了早期训练灌输给我的关于“拯救”的不健康的内疚感。不过，现在的我有时仍会感到内疚，但这是因为我的退缩让内在批判者偶尔占据了上风，虐待了我的朋友或患者。这种内疚感实际上是健康的情绪智力，它来自我的同理心，是挑战内在批判者的正确判断。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不提醒对方注意他在用父母的霸凌伤害自己，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职的人和治疗师。
许多成年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与孩子内化的批判性父母共谋，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不会再那样了。如果一个成年人在目睹孩子受到破坏性的批评时不提出抗议，他就成了沉默的帮凶。孩子会被迫认为蔑视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而目睹这一切的成年人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未能保护孩子不受父母虐待。
我指出幸存者父母的伤害行为其实是在唤醒他发展停滞的自我保护需求。我向他示范，他应该受到保护，而且他现在可以拒绝在心理层面效仿父母的虐待。这最终鼓励了大多数患者摆脱内在批判者，并削弱了将攻击性的父母内化为内在批判者的过程。
我还注意到，如果童年时有人帮助幸存者意识到遭受创伤不是他们的错，那么情况会大有不同。如果有一个成年见证者充分谴责幸存者所经历的伤害，大多数人就不会发展出如此严重的、自我毁灭性的内在批判者。通常这样的人物是父母温柔的那一方、开明的兄长或姐姐、亲戚、老师或和善的邻居。
而我自己的情况是，小时候祖母住在我家，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爱，但她未能使我明白，错的是我那刻薄愤怒的父母，而不是我。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20年。现在回想起来，她的忽视让我相信自己活该受到虐待，并将父母的蔑视演变成了自我厌恶。
寻找治疗师在寻找治疗师之前，请先阅读以下关于面试治疗师的建议。
与治疗师面谈的目的，是确认备选的治疗师是否接受过规范化训练，并且愿意在你描述的层面上开展治疗工作。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至少与三位治疗师进行试谈，以确定他们的治疗取向是否与我之前描述的方法足够兼容。
一个合适的治疗师会非常乐意回答你关于他们治疗取向的问题，并通常愿意在安排会面之前与你在电话中大致交谈至少5分钟。如果治疗师以冷漠、批评或羞辱的方式回应你，我建议你立即把他从名单上划掉，接着寻找其他治疗师。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许多治疗师有心理治疗的执业证书，但自己没有接受过治疗（或督导），而我的经验是，这类治疗师很少能指导来访者进行深度的CPTSD康复。我认为询问备选的治疗师自己是否接受过治疗（或督导）是合适的。我希望他至少能回答“接受过”，并且认为有帮助。最理想的情况是，治疗师愿意透露他们也曾处理过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
如果你居住的城市不算特别小，并且你坚持寻找，那么我想你找到一位“足够好”的治疗师的机会是很大的。祝你成功找到合适的治疗师。
寻找线上或线下支持团体负担不起或找不到足够有帮助的心理治疗师也没关系，有许多类型的自助团体是免费的，而且也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此外，如果你正在接受治疗，参加相关的团体治疗活动可能也会加强你的疗愈效果。
找到一个足够安全的线上或线下团体的重要准则是：如果你发现有领导者或成员通过自恋的行为过度主导团体（如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用大量私人信息占据时间、用他人不需要的建议压迫他人或以任何方式羞辱他人），请离开并尝试寻找其他团体。
互助咨询如果你找不到或负担不起一位“足够好”的治疗师，或想要补充现有的治疗（我和妻子就经常互相帮助），你可以寻找一位让你有安全感的、愿意与你合作的伙伴，一起发展互助咨询关系。
互助咨询的形式多种多样。我和妻子约定了一个简单的模式，用以建立安全和治愈的互助咨询关系。我们已经使用这种模式很多年了，并从中受益匪浅。在此之前，我也与两个好朋友尝试过互助咨询，并受益颇多。当然，请随意调整这个模式，以适应你们自己的共同需求和协议。以下模式可供参考。
· 每周见面，相互提供30～60分钟的咨询。
· 先由被咨询者谈论自己的所有困扰，咨询者除了积极倾听（Active Listening）外，不进行任何干预。
积极倾听有助于被咨询者进行充分的口头宣泄，它是基于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态度。咨询者可以使用非直接、非侵入性的言语反馈，让被咨询者知道你在关注他。
积极倾听包括使用诸如“嗯”“是”等回应，以及镜像模仿的方法。初级的镜像模仿是指重复对方所说的关键词或短语，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专注地倾听。而进阶的镜像模仿是指用自己的话复述所听到的内容。不过，这只有在复述准确的情况下才有帮助。
· 最后，提出开放式的问题也是一种积极倾听的技巧，例如，“你能再进一步谈一谈吗？”“还发生了什么？”“你对此还有其他想法和感受吗？”这类问题可能非常有帮助。
开放式的问题与有指向性的问题截然相反，后者会限制或塑造被咨询者的回答方式。“你对此有什么想法或感觉？”比起“你对此感到不安吗？”能让人有更大的内在探索空间，因为后者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陈述，而不是一个问题，听起来像是你在告诉对方应该有什么感觉。
此外，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积极倾听。请以开放的心态给予并接受反馈，彼此了解需要多少积极倾听。
为了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除了做到积极倾听外，咨询者还要承诺不提供建议、批评或任何形式的主动反馈。如果被咨询者渴望得到反馈，最好让他来决定反馈的时机、类型和数量。反馈最好的给予方式是由对方自由决定接受与否。
除非被咨询者有明确要求，否则不要给予任何反馈。被咨询者往往会明确说明所希望得到的反馈类型，或希望不要有任何反馈，例如，被咨询者可能会说：“我只想要口头宣泄一下我的关系问题，但除了积极倾听之外，我不希望得到任何反馈。”而在另一个时刻，被咨询者可能会说：“关于这件事我想得到一些反馈。我想知道我是否清楚地理解了老板的意思。”
当有了足够的感恩之心、运气、尊重、练习和同情心，咨询者和被咨询者最终会对彼此产生足够的信任，以致双方都同意改变模式，允许在咨询过程中的某些时刻自发地给予反馈。但双方不要急于达到这种程度，并且应该始终保留权利，要求对方在咨询中随时或就特定议题开启无反馈模式。比如，我和妻子可能会对对方说：“我今天只希望你积极倾听。我想自由倾诉，探索我心中的这种焦虑感，而不需要得到任何有关它的意见。”
最后，咨询双方必须对治疗进行保密，不向他人透露咨询面谈中所说的内容。
我还建议双方在开启互助咨询关系之前，了解第十六章的四号工具箱，以及前文所介绍的关系型疗愈的四个关键品质。
[1]展示演讲（Show and Tell）是一些国家中小学的常见活动，学生带物品，如自己的手工作业，到学校向同学展示并介绍该物品。——编者注
[2]主体间性取向的治疗是以关系为背景来探索来访者与他人互动的特有“模式”，而这些模式还是形成人们产生当下感受的基础，也是新的组织方式的原型。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来访者共同营造了一个互相融合的心理系统。——编者注
[3]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会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前副会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前副馆长。他提出并创立了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派，著有《自体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Self）等书。——编者注
[4]西西弗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为触怒了众神而被放逐至地狱。他被判将一块巨石推至山顶，然而巨石太沉了，总是滚回山脚。因此，他只能每天重复“推石上山，看石滚落”这一件事，日复一日，永无止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