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第一年，最让总统痛苦的决定就是往伊拉克派兵。整个青瓦台都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阵痛。
青瓦台与内阁、外交部、国防部、安保方面都认为应该应美国的邀请派兵。美国提出了派兵请求，但是并没有公开说明派兵的规模。他们私下表示规模最好为5000—7000名战斗步兵。
外交部、国防部、安保方面主张我们应该再加一点，派一万名以上战斗步兵。至少也得有一个师团级规模，能够负责独立区域、进行独立作战才行。否则韩国部队就会隶属美军麾下，归美军指挥。
另一方面，青瓦台内负责政务领域的参谋们则反对派兵。我也反对，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正义的战争，其次派兵之后一旦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很难面对舆论的抨击。
总统的想法也差不多。从个人角度来讲，他觉得不应该派兵，对我们反对派兵的意见也多次表示认同。但当时韩国正致力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确需要美国的协助。美国以新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当时正在讨论轰炸朝鲜，即有限性对朝进攻，还提出了对朝封锁等制裁措施。
战争的阴云正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因为朝鲜半岛政局不稳，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将韩国的信用评估降低了一个等级，随之外国对韩投资减少，韩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当然，总统明确向美国表达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反对武力解决朝鲜问题。总统的信念很坚定，即朝核问题要通过彻底的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得到美国的协助才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统和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总统的苦恼，NSC事务处李钟奭副部长比谁都清楚，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案——“接受他们的派兵要求，但派兵规模为最低限度，派3000名非战斗士兵，出兵性质不是参加战斗，而是去支援战后重建工作”。高建总理在会议中用“和平重建支援部队”八个字，准确概括了派兵的性质。已经绞尽脑汁的总统也接受了这个方案。这算是我们对友邦尽了最低限度的道义。派兵地区也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区，这样就能防止我国官兵的宝贵生命受到威胁。总统嘱咐我，首先说服青瓦台内部的反对派接受这个方案，然后再说服市民社会团体阵营。我也赞成这么做。
外交部与国防部负责具体业务的人被派往美国协商，NSC李钟奭副部长作为谈判代表前往美国。他回来报告说，美国国务院总体上还能理解，国防部方面多少有些冷嘲热讽。因为我们内部一直有人说“要派一万人以上的战斗部队”，这让美国提高了期待值。后来布什政府在非公开来访时对我们表示了感谢。在布什政府的立场上，他们也迫切需要营造同盟国愿意派兵参战的局面。
发布派兵方针的草案文本是外交部准备的。草案上有这样的内容：本次战争是为消灭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派兵占领了有利于战后重建工程及复原项目的高地，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总统看了之后说：“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随之让下属删掉了这句话。还说“经济上有没有好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绝不能为了经济利益驱赶我们年轻宝贵的生命去奔赴死地”。也就是说经济利益不能成为我们派兵的理由。总统继而指示，向国民坦诚交代其中的利害：派兵是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韩美同盟的现实的利害关系。
虽然这是个万分艰难的决定，但朝核问题朝着总统所期望的方向推进了。得到了美国的协助，我们打造了“六方会谈”这一多边会谈的框架。“六方会谈”是为了通过对话的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此前甚至还强硬地主张轰炸朝鲜，现在态度也缓和下来了，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有效的危机公关。我们派兵伊拉克的决定在背后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总统提到派兵一事时，回忆道：“如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会反对派兵。但身为总统，就身不由己了。”而且他还说“这个选择虽然不正确，但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直到现在，进步、改革阵营还把伊拉克派兵看成参与政府时期代表性的错误例子。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在讨论派兵时，是进步、改革阵营的强烈反对，帮助政府下定决心只派出最小规模的非战斗部队。同样，也正是因为进步、改革阵营的反对，推动了“六方会谈”的开启，这一点到今天已经不言而喻了。不过，他们依然认为派兵是错误的，我就不敢苟同了。当然了，伊拉克战争并非一场正义战争，我们最好是不派兵。但如果需要为国家争取到更大的利益，派兵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思维才能治理国家。我认为进步、改革阵营如果期待着执掌国政，也应该学着做这样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