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6日到9日，总统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东盟+3”首脑峰会，这期间发生了“SK秘密资金事件”。检方表示前任总务秘书官崔道术与此事有牵连，要对其传唤、调查。媒体一连多日铺天盖地地报道崔秘书收受秘密资金一事。
其实，所谓崔秘书的涉案事实，民政首席室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发现并向总统汇报了。2003年8月秘书室人事调整时，崔秘书以准备参加国会选举的名义离开了青瓦台，这其实就是民政首席室所做的防备措施。
该来的还是来了。但真的成为现实时，给人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崔秘书在总统踏入政界后一直都担任会计一职，不离左右，被称为“总统永远的管家”。这件事给参与政府一直以来强调的道德要求打了折扣。
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看到了国内的报道，就一直为这件事担心。总统从海外出访回来都会与前来迎接的首席、助理们在总统府开个茶话会。这时我们通常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汇报总统出国期间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
总统从印尼回来的当天晚上，即10月9日晚上我们就聚在总统府了。崔秘书的事情是不能不汇报的，我们简单地汇报了情况。总统表示不管怎样，自己最好出来表明一下态度。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表态的内容和方法。参谋们觉得如果总统向国民道歉，同时对整个竞选资金问题强硬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程度大家都能够接受。参谋们也进一步劝道：“现在检方还在调查，总统现在站出来表态不太合适。”总统说：“我自己看着怎么合适怎么办吧。”说完就结束了讨论，解散了茶话会。
茶话会结束后，总统把我留下了，他说：“如果没别的事，咱们再说一会儿吧。”当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都以为总统想听我讲讲崔秘书事件的详细情况。所有人都走后，一切安静了下来，总统向我问道：“我有个提议，让国民再投一次票看看是否还信任总统，你觉得怎么样？”听到这话，我当时吃惊的程度不亚于当头一棒！我能理解总统的心情，他觉得对于崔秘书的事自己也有责任，但再次投票就有点太过了吧？稍有不慎，国家就可能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我将自己的想法如实说出，总统点了点头，说：“我在印尼期间一直在考虑，好像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这样看来，总统不是在咨询我的意见，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种时候就算反对也没什么用。
人们都以为卢总统非常固执，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很多时候，过一段时间再把反对意见多说几次，他还是会改变想法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说：“如果您想知道国民是否还信任您，那只能用国民投票的方式。宪法规定了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国民投票，这估计会引起轩然大波。对于能不能用国民投票来咨询对总统的信任，我们得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检方正在调查之中，投票还为时尚早，我们至少等到检方起诉比较好。”总统似乎也同意了我的看法，我觉得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第二天上午10点刚过，附属室就十万火急地给我打电话，说总统正在去春秋馆 [1] 的路上，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我告诉他们：“必须阻止他！我马上出发，哪怕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抓住！一定要阻止总统，等我赶过去！”
当时民政首席室还不在青瓦台里，设在外交通商部的办公大楼。我立刻赶往春秋馆，但是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已经开始了。
因为总统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太突然，他连讲话稿都没准备。但是总统讲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崔道术辅佐了我大约20年。调查结果早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但是对于他的嫌疑，我不能说完全不知情。如果他有错误，由我来承担责任。我向国民们谢罪。同时也打算承担起责任。除了这次的问题，此前国民们一定积压了很多对我的不满，调查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我想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我没有任何弄权的手段，大家对我个人道德上的信赖，才是我继续执政的基础。现在道德已经亮起了红灯，因此我觉得我应该接受国民们的审判……我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执政也很困难。舆论环境也不好，国会环境也不好，地区民意也不好，想要克服所有这一切不利条件，需要的不是我对权力的野心，而是我在道德上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拥有的自豪感。现在出了崔道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再拥有那样的自豪感，难以再全力以赴地处理国家政务了。”
作为参谋，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这次记者招待会没有参谋陪同。卢总统察觉到参谋们可能会反对他的意见，或者预料到参谋们肯定会反对，干脆不给我们发表反对意见的机会，自己就付诸行动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除了公布信任投票这次，还有大联政 [2] 提案。也许，他觉得一旦听了参谋们的反对意见，就很难再坚守自己的想法了。反正，一般这种情况的结果都不太理想。
[1] 春秋馆：青瓦台内专门供媒体活动的地方。总统组织谈话、会见活动，发言人发表简报等都在这里举行。也是记者进出采访及投稿的地方。
[2] 大联政：由议会主要多数政党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与此相反，几个小政党联合起来成立的联合政府就叫“小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