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任期末，我们一直推动的韩美FTA（自由贸易协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赞成与反对双方尖锐对立。总统与参与政府处理问题时初衷始终在国家利益上，落脚点也在国家利益上，而李明博政府则破坏了原则，因各种外交性的考虑，导致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土崩瓦解。我觉得正是李明博政府在美国的要求下不得不做出各种让步，才反衬出参与政府与美国平等协商、不卑不亢的业绩。
在韩美FTA协商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当时通商交涉本部的本部长金铉宗。总统刚刚当选时曾听过金铉宗的简报。他虽然不善于语言表达，但是简报的内容做得非常好。总统对他非常满意，觉得他比较适合在通商交涉本部工作。后来考虑到他并非官僚出身，结合他的经历与他的年龄，觉得任用他为本部长不太合适，因此任命他为仅次于本部长的协调官。当时我就嘱咐总统，应该给金铉宗一段时间去适应、融入通商交涉本部，多听取同事们的评价。
金铉宗经常作为代表参加国际谈判，本部内部的评价也颇为不错。在进行了充分的核查，实力得到了广泛认可后，他才被任命为本部长一职。他表示，自己当上本部长之后计划“推动韩美FTA谈判”。在后来的FTA讨论过程中，他没能参与其中。后来协商取得一定进度后，他才因为市民社会的反对而参与到讨论中来。
总统一直强调“生意人逻辑”：“我们必须100%以国家利益为基准！对我们有利就做，否则就不做。谈判过程中如果有悖于国家利益，不做也无可厚非。条件不合适，随时都可以中断！”总统的这一态度为谈判团注入了很大活力，让他们能够有胆有识、不卑不亢地与美方进行谈判。总统出访中东的前一天，还特意把谈判团找来，强调说：“能谈好最好，谈不好我来负责，谈好了也由我负责。本部长要彻底地按照‘生意人逻辑’去谈。什么韩美同盟关系，各种政治因素，千万不要考虑。所有政治上的责任都由我一力承担。”
正是因为总统定下了这一基调，我们的谈判代表团在你来我往、寸土必争的紧张谈判过程中，始终维持了“就算今晚美国谈判团回去也没关系，我们没什么遗憾的”这一态度。为了防止谈判崩盘，我方也准备了几个让步方案，但这些根本就没用上，谈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有些人从根上就反对开放，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还是抱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反对谈判，他们始终怀疑我国政府能否与美国政府平等谈判，交涉过程中能否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对于他们的质疑，我想重申一遍：“至少在谈判过程中面对美国代表时，我们努力做到不卑不亢，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