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秘书室室长期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2007年10月的韩朝首脑会谈。参与政府所秉持的韩朝首脑会谈基本原则是要通过国情院、统一部等主管对朝关系的公共机构公开推动。总统的方针很明确——不能像过去的政府那样搞秘密交易，而且他也坚定地认为，这次会谈不能不计较成果，只把首脑见面本身当成一大成果。因此，总统坚持要在六方会谈达成解决朝核问题的协议之后，进行韩朝首脑会谈。他认为，在六方会谈达成协议之前推动韩朝首脑会谈，会让局势更为混乱。
在首脑会谈开始之前，还有很多程序要走。2005年6月，在“六一五共同声明”五周年到来之际，总统派统一部部长郑东泳作为总统特使前往平壤面见了金正日委员长。总统还附上了亲笔书信，表示“访问朝鲜的郑东泳是代表我本人的全权特使，请您开诚布公地与他商讨”。当时，郑特使转达了总统的意思——为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应尽早重新启动六方会谈，在此基础上，希望实现韩朝首脑会谈。当时金正日委员长心情非常好，说一旦时机成熟就拟定日期。
终于，2005年9月，六方会谈发表了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九一九共同声明”，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不远的将来朝鲜方面能够传来关于首脑会谈的回音。但是布什政府刚刚缔结了“九一九共同声明”，接着就冻结了朝鲜唯一的交易银行账户，这让九一九声明顿时黯然失色。美国与朝鲜完全不顾韩国政府的多方努力，在朝鲜的交易账户问题上始终未能找到解决途径。朝鲜在2006年7月进行导弹发射实验，紧接着又在10月份进行了核试验。韩朝首脑会谈就此被搁置了起来。
在首脑会谈之前，安熙正与文盛槿分别进行了对朝接触。朝鲜方面先发来提案，安熙正想先看看这个提案是否值得商讨，所以才去的。那是2006年秋天前后的事。根据安熙正的判断，朝方的提案没有什么分量。他告知国情院后，此事就此作罢。
文盛槿比安熙正要更早一些，他在2003年就带着总统的亲笔书信去了朝鲜。当时不是为了促成首脑会谈，只是想表达卢总统在韩朝关系上的真诚态度，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这样的接触对缓和气氛也是有所帮助的。
2006年11月，金万福就任国情院院长，他向总统表达了自己想要促成韩朝首脑会谈的决心。总统嘱咐他不要太有负担，不要超过可承受的范围。2007年5月17日下午，天气温暖，我陪总统参观光陵植物园回来，安保室室长白钟天在总统府等候总统，报告了他的计划：未来准备2—3个月，在8月15日前后一定要实现韩朝首脑会谈。总统指示秘书室室长、安保室室长、国情院院长具体负责协调工作。之后每逢星期四，三人就要会面，这个会面也被称为“山沟会面”。只允许参与实际工作的安保战略秘书官朴善源一人列席。白室长负责解决交易账户问题与重启六方会谈，国情院院长金万福则负责对朝接触。
双方的工作迅速展开，并取得了成果。6月初，在我方主导的构想下，朝鲜账户问题得以解决。金万福院长趁着召开韩朝部长级会谈的机会，对朝方首席代表表示：“我方有意派遣特使以商讨韩朝首脑会谈有关问题。”传递了会谈信号。起初，白室长与金院长的意思是一旦收到朝鲜回信，就派我作为特使访朝，我说最好视情况而定。每当有了具体的进展，我们就口头向总统汇报进展情况。有消息说要到7月底才会有某种联系，因此我们从7月中旬开始就满怀期待。
但是，7月17日阿富汗传来紧急消息，24名在当地进行传教活动的韩国泉水教会牧师、传道师、宣教师，还有热忱的信徒被塔利班抓为人质，安保室室长白钟天此前一直在等待朝方的联络，这时不得不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22日被紧急派往阿富汗。随后7月底，朝鲜方面传来同意会谈的消息。可是我得负责解决阿富汗人质问题，于是就改派金万福院长前往朝鲜。
金院长带着与朝鲜达成推动首脑会谈的协议从朝鲜归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在保持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又增派了一些人手从事具体工作。双方进行了具体接触，首脑会谈的日程也被确定下来——8月28日。这次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我们先向国民公布了消息，之后青瓦台几乎所有的人力都被投入到这件事的准备工作之中。
就在会谈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朝鲜发生了水灾，朝鲜方面提出会谈延期举行。虽然有些遗憾，但毕竟还可以让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其间，朝鲜统一战线部部长金养健就首脑会谈准备工作一事访问了首尔。但是他所带来的内容与我们所提出的主要议题几乎没有交集，总统明确地表示出失望的情绪。总统指示我们，将我方准备的各项内容制作出朝鲜版本，让朝鲜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判断。幸运的是，朝方后来接受了大部分内容，会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