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导致首尔，乃至全国都爆发了烛光示威。当时卢总统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克制。即使李明博政府连日发言，把责任都转嫁到参与政府头上，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但依然尊重现任总统，考虑着别人的感受。烛光示威中有人高喊“总统下台”的口号，卢总统都公开站出来批评这样的口号和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适，对烛光文化节之后人们涌向青瓦台的行为，他也指出这么做不妥当，公开表示了忧虑。
总统和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烛光示威的后续就是政治报复，报复的锋芒直逼我们。李明博政府已经开始对卢总统和参与政府产生憎恶与仇视，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他们还怀疑烛光示威的背后是我们在指使，这种说法我们也是过了很久才听说。他们像是得了被害妄想症，这种想象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政治报复的肇端始于对参与政府人员进行拙劣的背后调查。前任总理李海瓒与韩明淑，据说都是被调查的对象。继而我们又听说前秘书室室长李炳浣、前教育副总理金秉准周围的人也公然被带走，挖他们的问题。还在几位“386”出身 [1] 的秘书官身上拼了命地找线索。如果在本人身上找不到毛病，就开始随便乱抓，甚至是逼迫他们周围的人就范。
总统当然也听说了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所经受的遭遇，但他对此一律不做任何回应，只是告诉人们尽量不要来峰下村了。他觉得自己还好，不想那些人因为来看他，被人家盯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是多么焦虑、多么痛苦，否则他怎么会在遗书中写道：“因为我的缘故，让太多人受太多的苦了。”
复仇的刀锋悄悄转向了总统本人。首先是用总统留下的档案羞辱他。卢总统是历任总统中留下档案最多的一位，他们却指责他是“转移档案材料的寡廉鲜耻之人”，这不成了一幕讽刺喜剧吗？
他们的论点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前任总统不能随便阅览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这个规定是有问题的。我与当时的总统室长柳佑益通了话，向他说明了事实关系，我们方面的前总务秘书官郑相文与对方总务秘书官金伯骏也通了话，对很多内容做了详细补充。当时他们听了我们的解释，大体理解了，但还是无情地推波助澜。
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制度，让前任总统可以阅览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就可以解决了。可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故意制造事端，把事情弄得好像是重大的违法行为。
《总统档案管理法》的规定是将总统档案存于国家档案院内的总统档案馆，让国家来保存管理，如有违反将予以处罚。万一我们应该移交的资料没有移交，而是全部拿走的话，那就是违法了。但是我们把原件原封不动地移交了，因为阅览制度有些麻烦，就带走了一份复印件。这对国家管理卢总统档案的制度没有造成任何冒犯和侵害。
即使考察立法宗旨，卢总统违法的主张在法律上也不成立。更何况前任总统阅览过去在任期间的档案，在现实上来看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能阅览档案，如何写文章，如何去演讲？
总统与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在法律上是明明白白的，应该按照合法程序把是非弄得清清楚楚。但总统最终还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以一种屈辱的方式举起了白旗。参与政府时期参与过此事的人都成为调查对象，接受了传唤调查。这让总统实在难以承受。总统想要保护他们，公开表示：“都是我让他们做的，如果有错误那也是我的问题。”
任期结束时，为了能多移交一份档案，整个青瓦台都全身心投入，备尝艰辛，总统档案事件让我觉得当时付出的辛苦荒唐无比。当时为了督促大家早日完成档案，我还让几个职员连续熬夜。我真没想到我们一心为了下届政府，移交给档案院的档案，竟然成了无耻的政治报复所使用的工具。
过去总统卸任之前，或者把档案销毁，或者干脆带回家处理。在这方面，制定法律的人正是卢武铉总统本人。前任总统卸任后，如果不让他任意阅读、使用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那么他很可能会把档案全部带走处理掉，因此卢总统认为制定这个法律很有必要。很遗憾当时留下了法律的漏洞，没能把阅览的便利性做得更明确。遭人背叛的苦涩感油然而生，我们也很无奈。
更何况，复印件由卢总统本人保管，里面的文书并没有出现泄露。当时卢总统自己还没来得及打开看，就算他有什么违法行为，也没有必要如此落井下石吧！
我听人说，执政者担心那些档案有可能被用于批评，甚至攻击李明博政府。不管这究竟是谁策划的，我认为确实有组织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政治判断，进行了操纵，下达了对策和指令。
档案事件结束后，又开始拿大米补贴的问题做文章。他们把事情弄得就像是他们在为参与政府所做的坏事擦屁股一样。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啊，李明博政府与卢武铉政府以及峰下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对立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归罪于上届政府之类的政治行为，而是怀有相当大的敌意了。我这种感觉得到印证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1] “386”出身：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领导过民主化斗争和学生运动的一代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