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跟总统亲近的人，以及他们的企业开始成了新的目标。我立德医院的李向浩、金修景会长接受了税务调查，紧接着创新纤维的姜金源会长也接受了检方的调查，最终遭到了拘捕。2008年7月泰光实业开始接受税务调查，检方调查扩大到世宗证券卖出舞弊案，随之总统的兄长卢建平成了调查的目标。后来一切都清楚了，总统兄长还只是问题的开始。
其实总统兄长的问题早在青瓦台时期我们就特别留心了，因此当他被调查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世宗证券与朴渊次的问题我也有不好的预感。我在青瓦台时就听说了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传言，民政首席室的司正秘书官室下属特检班，曾获得过有关信息。我让他们彻底调查，企业方面的人坚决否认，他们都说绝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向总统兄长也询问了，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绝对没有”。后来才知道，企业方面的人与总统兄长并没有吐露实情。但当时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我们也毫无办法，因为青瓦台没有调查权，我们也不能再深入挖掘了。如果当年找到哪怕一点点线索，或者总统兄长跟我们说了实话，我们绝对不会掩盖真相的，一定会用我们自己的手去揭发。
当检方申请拘捕令，马上就要实施拘捕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总统兄长已经和那件事极不光彩地绑在一起了。如果说事情的爆发是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我们之前已经接到了消息，却没能深入挖掘，这让我觉得格外地遗憾。
继总统兄长之后，总务秘书官郑相文也被卷入了不光彩事件，遭到了拘捕。问题还是出在朴渊次会长那里。为了应对这些事件，我开始频繁前往峰下村。前民政首席全海澈、郑宰星律师还有我，主要负责法律上的应对事宜。
夫人自知犯下了大错，觉得对不起总统，更无颜面对我们。我们为了掌握案情进行讨论时，她不得不一起在场。其余时间她尽量避免跟总统同处一室。有时她正跟我们在一起，见到总统来了，就悄悄地离开。
那段时间总统有点儿奇怪。当时总统也和我们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知情。我们为了掌握案情向夫人再三询问，夫人逐渐吐露了详情，我们这才有所了解。如果换作平时，他一定会大为光火，高声训斥，但当时一次也没有。到最后也没在我们面前大声喊过一次。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不是心态豁达就可以理解的，但当时他看起来就是很豁达的样子。
他对我们说：“最终都是我的错。我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会赚钱，不能给他们任何未来的保障，所以我妻子与郑相文秘书才会这么做的。这都是我的错。”他还说：“我搞政治搞得久了，我得到了锻炼，但我的家人没能接受锻炼。”
总统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虽然他当时毫不知情。他让郑秘书说是他指示秘书这么做的，郑秘书没有听他的话。于是总统干脆写了文章，说事情是自己干的。不久以后他又把文章传到了网上，还说“大家应该抛弃我”。
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总统就连见我们都觉得尴尬，颜面尽失，还直接向我吐露过这种心情。他对自身要求严格，近乎到了道德洁癖的程度，我太清楚他这样的人要接受那种现实有多么困难了。虽说当时有些难堪，难免让人担心，但我也只能企盼他们靠着最终会被宣判无罪的信念，挺过这段痛苦难熬的岁月了。
检方与媒体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大搞舆论审判，扣“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把总统弄得好像是“寡廉鲜耻之人”。检方的调查企划官洪满杓从早到晚地发布正式简报。中央调查部部长以下的检察官们也将调查情况全部透露给了媒体。甚至检方的有关人士，俗称为“吸管” [1] 的人，还会把故事做进一步丰富处理。
那个“田埂手表” [2] ——传说是总统把受贿来的价值1亿韩元的手表扔到了田埂里——的桥段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他们要是觉得司法处理不称心，就通过媒体进行公开羞辱，迫使我们屈服。这一点上，媒体几乎成了共犯。
最让人痛心的就是那些标榜进步的媒体。他们的报道与保守媒体别无二致，但专栏与社评写得却像扒皮剜肉，着实恐怖。法正大师的文字是出了名的充满灵性，抚慰人心，大师去世之前留下遗言：“文章也是造业，不要出版自己的文章。”而那么多人写下的文章就像锋利的匕首一样直刺人心，我没有看到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做出一丝反省，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节制。
相形之下，我们这边既缺乏应对的策略，也没有能够应付的人。峰下没有专门负责媒体的秘书，无奈之下只能由我担此重任。我一面要上班，一面还要抽空去峰下，对记者们的采访电话也要一一应答。当时媒体所报道的我的意见，大部分都是我开车时回答的。而且是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检方的简报和媒体报道的情况下回答的。当记者问“检方的简报说了某某内容，您怎么看”或者“某媒体报道了某某内容，您怎么看”时，我都是当场即兴回答。如果我没能接电话，那我方的立场就不会见诸报端，因此只要有人来问我，我就很感激了。
我不是那种在思想上、语言上具备爆发力的人，更何况媒体环境和舆论环境都对我们极为不利。每当遇到记者的提问，如何表达才更具说服力，才会有所帮助，我都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我虽然每天绞尽脑汁地应对，但事情还是成了那样，让我后悔不已。
当时总统确实是很冤枉，所以我还考虑除了法律上的应对，是不是也需要从政治上做出应对。我们讨论了一个正面应对的方案：对于并非事实的事情就直接说不是事实，并指出这包含了某些政治用意。负责宣传的参谋们基本都同意这样做。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写了封“寄给李明博总统的信”，最后我们还是没寄出。但最终总统选择了百分百的法律应对。因为他觉得媒体根本不会听我们说的话，那样反而会招致更为残酷的批评。
总统与我们在当时一忍再忍。事情过后我也留下了很多遗憾，觉得当时我们的应对并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小心谨慎了？我们都没能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总统的心里话。如果我们当时一面指出“这是针对前任总统的一种卑鄙的政治调查”，一面提出质疑，偶尔来个全面拒绝调查，或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应对，是不是更好？……现在只剩下悔恨了。
当然了，我无法知道如果那样做是否会更好，是否能让总统更加舒心，更加有底气。反正我的脑海里有一个想法总是挥之不去——如果我们早知道您有那样的心思，那我们也一定会以死相搏……
[1] 吸管：检方的线人、水军之类的，为检方做一些私下的运作。——译者注
[2] 田埂手表：是国情院操纵舆论故意编造的，目的是抹黑卢武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