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祭

200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作为一位公民，我真希望每年的12月13日能够成为国家的公祭日，让更多的同胞为那30万同胞祈祷，让更多的人都能永不忘却。”写下这句话，是缘于我总是担心当这一天过去了，我们的记忆会不会又一次清零？会不会有意无意地忘却那些不该忘的？

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此，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每一次的祭奠都是一次声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坚定不变。那天，我在《新闻联播》节目里为这条新闻配了音，内心深处有着难言的欣慰。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那天，我在演播室里做特别直播的主持人。望着镜头如一双缓慢而有力的大手抚过大屠杀纪念馆的每一处，我仿佛回到了14年前，差不多正是这个时候，阴沉的冬日里，我第一次走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小时后，我几乎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因为再多停留一会儿，似乎就会窒息。逃出来，大口呼吸着并不清爽的冬天的空气，觉得像是又活了一次。可抬眼，又看到了“300000”，大大的、粗粗的黑字，就那么无遮无挡，那么无从躲避，冲进眼里、心里，永远忘不掉。镜头停留在那大大的、粗粗的黑字上面，这无声的语言在提醒着我，提醒着每一个走进那里的人，提醒着每一个以任何方式参与公祭的人，别忘记，那30万南京人，30万血肉灵魂，没有再活一次的希望了。

曾经有杂志将南京评为中国“最伤感的城市”。就连“伤感”这个词都太过轻巧，绝压不住这座城市的悲凉之气。这种悲凉之气并非时时处处纠缠着南京人，只是每到冬天，特别是阴云笼罩的时候，便从寥廓的天边一点点氤氲起来。

因为，那30万亡灵的祭日，到了。

这些年，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呼吁、行动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过了扩建又开放，在墙上布满的遇难者的名字，让每一个曾渺小无谓的生命都被郑重地供奉在祭台上，让每一个来看望他们的人都更清晰地知道，这些都曾经是活生生的生命。写到此，我又记起了2007年12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播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特别节目中的一段画面，让我突然泪流满面，那是1937年12月13日之前的南京玄武湖，划着船的游人，男的，女的，笑着，开怀地笑着，而他们，她们，可是后来那30万中的数个灵魂？在影像记录的时候，他们，她们，何曾想到过生命中将有如此不可承受之殇？

有很长一段日子，我都害怕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文字、图片、资料，下意识地躲避着更多的真相，我害怕那种从脊梁骨深处生出的寒意，害怕那种从内心深处生出的对“人”这个字的怀疑。所以，后来知道亲历大屠杀的魏特琳、让西方人开始更多了解大屠杀的张纯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是能理解她们的，因为，她们大概是对“人”极度失望了。

但我又以为，更值得尊敬的，是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常志强、夏淑琴……那些随着时光流逝已越来越少的名字。80多年了，当他们一个个一遍遍讲述着当时那些惨烈的经历时，他们心上的伤疤就是一遍遍被撕扯开，痛到不知痛，可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们用自己的痛把真相保留，把真相告知人类。我想，他们还是对“人”、对后来的人始终存着希望，希望不忘却，希望不重演。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的污点，是人类永不可再错的镜鉴。也因此，中国的“国家公祭”，不仅仅是在留存、巩固中国人的记忆，让中国人世世代代有着应有的历史观。同时，更是为世界留存、巩固一份极其重要的记忆遗产，在提示着人类，我们本不该有这样的悲剧，我们本该是命运共同体。这同样是中国、中华民族始终对“人”保有着的希望，尽管至今仍有企图否认、涂抹、颠覆历史的人，这些装睡的人，即使永不可能叫醒，但敲打他们的声音只能大些，更大些。

中华民族总有着博大的胸襟，就如习近平主席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上所说：“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当年的幸存者李秀英老人（现已过世）曾说：“要记住的是历史，不是仇恨。”约翰·拉贝先生也有句名言：“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记。”对此，我接受。理性的思考，冷静的判断，应有的历史观，站在人类全局的角度，都让我们必然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每当面对那些试图抹杀真相的同类时，总有一种声音在胸中激荡：“我不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