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联播》里寻找“中国气派”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朱东君 郑心仪
《新闻联播》主播台下的康辉，45岁的人却意外地有一种少年感，穿着露脚踝的裤子、白色运动鞋，背黑色双肩包，走路轻快带风。而这又会让你讶异于他的另一重身份——一名有着24年党龄的“老党员”。
“我大学毕业那年入的党，今年毕业24年，入党也就24年了。”在入党的第24个年头，康辉当选为十九大代表。10月18日那天，他将与另外2000多名代表一起，共同见证大会的开幕。
宣读名单得知自己当选
康辉是在六月末当选十九大代表的。那天，他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的党代表参加中直机关党代会，闭幕会上还兼任了工作人员，宣读中直机关选举产生的十九大代表名单。在一百零九个名字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要说高兴、激动，当然有，不过这种情绪没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播音员主持人，首先想的还是宣读名单别出错，先把该做的工作做好。”那天上午开完会，他就直奔机场，赶最近的航班赴香港，准备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特别报道。而20年前、10年前，在香港回归和香港回归10周年的重要时刻，也都有康辉报道和主持的身影。
康辉现在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部的主任，被同事们戏称“康帅”，同时也是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党代表。“十九大代表是从基层开始推选的。在央视新闻中心范围内，各个支部首先推选候选人，名单汇集到中心党委，再到台里，再到广电总局，一级一级推选，最后中直机关的党代会再对各个单位推选的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
“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的心态挺好的。大家推选我、肯定我，当然心里挺高兴，但我也知道工作做得出色的人有很多，我并不一定是那个最好的，所以对于最后能否当选，我并没有那么高的期许和那么较劲。现在当选了，更觉得是又多了一份责任，平静下来想得更多的是，接下来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好。”
作为“70后”，康辉最初与党的接触很有时代特色。“我小时候有一套很喜欢的积木，搭起来是一栋大楼，其中有两根红色的柱子，一根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另一根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最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太阳放射光芒。我到现在也记得那套积木的样子，但那时对党、对党员完全没有什么具象的概念。”这种具象的概念，始于一张烈属证。
“我们家有一张革命烈士家属证，小时候不知道烈属是什么意思，印象里就是逢年过节会接受慰问。后来大人告诉我，爷爷是烈士，就是和电影里一样，为了中国牺牲的那些人。听长辈说，爷爷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个青年抗日组织，在一次开会时被叛徒出卖，掩护突围时牺牲了。我见过唯一一张爷爷的照片是他学生时代的证件照，就是一个小孩子的模样，我根本没法想象他后来的样子。”
2015年，康辉和同事做“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节目，采访了很多老战士，那时他发觉自己对爷爷的事知道得太少。“爷爷牺牲时，我爸爸还很小，他也是听上一辈的人说起我爷爷的事，传到我这一辈就更少，而我们的下一辈人呢？又能知道多少？但他们的故事是多么应该被保留下来。
”从小喜欢电影的康辉，萌生入党的想法，也是受到一部电影的影响，那部电影是1990年上映的《焦裕禄》。那时，他正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读书。看之前，康辉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学校里放映的几部电影之一，而且还是似乎不那么吸引人的“主旋律”，对焦裕禄的故事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新鲜感，新华社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早就是他们专业课的练声材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播送的通讯作品，也是广播史上的经典之作。
但电影一开场，康辉就被震撼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兰考的老百姓给焦裕禄送殡，大家穿着白衣，打着白幡。当时我浑身都激灵了一下。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去送他最后一程，发自内心地爱戴他呢？随着故事的铺陈，这部电影好像让我感受到了很多。我是一个挺理性的人，很少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流泪，我记忆中绝对不超过3次，而看《焦裕禄》落泪就是其中一次。
”那晚回到宿舍，赶在熄灯之前，有着记日记习惯的康辉匆匆记下：“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员特别让人钦佩，如果共产党员都是这样，整个国家真的会不一样。”也是从那一刻起，康辉有了入党的想法。“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焦裕禄这么一个人，让我觉得这样一个组织是有吸引力的，我愿意跟这样的人有同样的选择。”
后来的日子里，康辉并不会时时刻刻把党员挂在嘴边，但工作中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他都会猛然意识到：党员在往前冲。“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前方的很多是党员。再比如2015年天津港的爆炸事故，当时记者站的站长都冲在最前面，那时防护的用具不够，怎么办？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不管是从一名党员角度讲，还是从一个干部角度讲，这时候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往前冲。”
《新闻联播》背后的故事
康辉喜欢读金庸，最喜欢令狐冲，他向往令狐冲的洒脱。但那种从心所欲，他认为是需要真正懂得如何遵从内心的人才能做到的，而不是行为上的肆意。
他没有微博，也很少发朋友圈，在公众场合发言更是很谨慎。“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的职业让我们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表达机会与平台，所以，你不能因为占有了更多的资源就随心所欲地使用甚至挥霍。因为工作关系，你只要说话，别人就不会认为这仅仅是康辉在说话，前面永远会挂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头衔。所以，我必须对说过的任何一句话负责，我们的个人角色和职业角色是无法分割的。”
《新闻联播》主持人是康辉身上最重要的标签。
他2006年开始亮相《新闻联播》，当时被称为“《新闻联播》迎来‘第三代主持人’”。这些年，常有朋友调侃康辉：“你们《新闻联播》是最稳定的一个节目吧？好像几十年如一日，就是我们印象里那个样子。”还有朋友对康辉说，《新闻联播》天天说的好像都差不多，我都不看了。
这时候康辉就会笑着问：“你都不看，怎么知道《新闻联播》天天在说什么？”其实，《新闻联播》一直在改变。
2012年最后一天，康辉以评论员的姿态出现在《新闻联播》里，播出“央视新年述评之一”——《中国梦：朝着百姓的美好向往，走起！》。他带着笑意说出“航母style”，祝愿“中国，走起”。
2013年除夕那天，康辉和搭档李修平在《新闻联播》结束时给大家拜年，双双行了拱手礼。后来，这也成为《新闻联播》在除夕夜的惯例。康辉说：“我们俩之前还特别认真地研究过，老礼里拜年男女手势不一样，谁应该左手在上，谁应该右手在上。”难怪有观众评价，《新闻联播》真是讲究。
2014年第一天《新闻联播》，又是康辉，上演了最浪漫结尾：“朋友们都在说，2013就是爱你一生，2014就是爱你一世，那就让《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传承一生一世的爱和正能量！”
2015年清明节前后，《新闻联播》推出《重读抗战家书》节目，重温了左权、彭雪枫、赵一曼、戴安澜等10多位抗日英烈的家书和事迹。播送张自忠家书时，张自忠的长孙说起祖父尽忠报国的故事时数次哽咽。有网友感叹，没想到看《新闻联播》竟然看得眼泪哗哗。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新闻联播》有了越来越多的百姓自拍视频，比如“厉害了我的国”。康辉说：“以往我们报道成就，可能会让大家感觉话语很高很大，但‘厉害了我的国’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语言，是大家自己拍摄上传的视频，是很接地气的表达。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央视调研，走进《新闻联播》演播室，迎接他的是当天值班的康辉和海霞。康辉后来回忆说：“总书记就坐在我播报新闻的地方，还特别有兴致地对着摄像机体验了一下新闻播报，那条新闻正好讲的是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总书记还说，《新闻联播》责任非常重大，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虽然见惯了大场面，但直到今天，康辉主持《新闻联播》时还是会紧张。“每次播片头时最紧张，等片头过去，我把第一句话说出来，感觉这口气吐出来，就可以正常地往下进行了。紧张好像是做这个工作必需的，真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这几个成语形容的绝不是胆怯，而是因为越来越懂得责任在哪里，懂得责任有多大。
”在不少人眼里，主持《新闻联播》就是念稿子而已，念了那么多年，还能有什么问题？遇到这种问题，康辉会给对方一个建议：“你就拿一张今天的报纸，找一篇新闻，都不用长，从头到尾念，一字不错，还得声情并茂，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没有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分寸的拿捏。“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播讣告。”康辉说道，“大家认为播讣告就是沉痛，但按中国传统习俗，90岁以上的老人去世，是喜丧，又不能太沉痛。同时，虽然这些去世的人都为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但贡献的程度又不一样，这些细微的差别都要传达出来。再比如，某国领导人胜选或就职，我国领导人致贺电。贺电就一味地欢欣鼓舞吗？不是的。国与国关系不一样，这个人上台和另一个人上台对我们的外交工作也有不同影响。所以同样都是贺电，你注意看文稿，内容也会有细微的不同，也就意味着我们播报的时候也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
康辉很敬佩自己的一些前辈。“他们对国家的政策、形势把握得特别好，你要让他们讲一讲新闻背后的东西，他们能讲得特别到位。所以他们才能把文字中蕴含的东西准确地播出去。
”刚刚进入《新闻联播》时，康辉向前辈罗京请教自己要注意些什么。罗京说：“我不用跟你讲技术层面的问题，你现在要知道的是这个节目的分量，你要在这个节目中寻找‘中国气派’。”十几年过去，康辉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完全体现出了“中国气派”，但他一直记着前辈的话。“《新闻联播》是一个最重要的传递中国声音的窗口。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都要通过你的语言和表现传递出来。”
这种“中国气派”来自对这份工作发自内心的尊重，这在《新闻联播》的团队里是一脉相承的。康辉说：“以前前辈们随领导人出访报道时，有一点难得的空余时间时，其他同事都会出去转转，感受一下风土人情，但邢质斌老师每次都会选择在驻地休息，睡一觉。别人奇怪：有什么好睡的？出去逛逛！她说：我的工种性质不一样，我必须保证自己能以最好的状态、最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你看，我们的前辈，对这项工作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康辉和同事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有时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2014年上海举办亚信峰会，媒体中心设在一个特别大特别空旷的场所里，每个媒体租用的工作间上面都不封顶。新闻中心经常会广播，下一场活动在哪里，记者到哪儿集中。我们给新闻配音时这些声音都会进来，怎么办？结果，安检人员惊讶地发现，我们带的箱子里居然有一床被子。因为被子能起到隔音和吸音的作用，我们在工作间里把被子撑起来，钻到被子里配音。这些年，我们在各种地方、各种千奇百怪的情况下，工作上没出过任何问题。”
主场外交里的中国故事
《环球人物》：您参加了许多随访和峰会，这5年来，您感受到我们在外交上的变化有哪些？康辉：这5年，大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这不光是说我们经济更发达、钱更多了，而是我们在外交上更主动、更自信了，我们更愿意也更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责任。越是大国，责任也就越大。
从2014年中国APEC峰会，到2016年G20杭州峰会，再到今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峰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我们可以更主动地设置一些议题，我们的一些方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场合，转化为大家的共识。这些共识落到行动上，我们的影响力就更明显了。
这次在金砖峰会的直播中，我引用了一句古话，“主雅客来勤”，主人很好地表现出沟通的意愿，构建了沟通的良好氛围，大家自然愿意有更多的响应。
《环球人物》：您刚才提了4个主场会议，您怎么在短时间内抓住每个会议的独特之处呢？
康辉：我会努力去讲故事。在会场报道有时候很难，因为会场都很像，什么东西能体现这个会和那个会的区别？其实特别难找。比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现场，我就一直在想，该怎么体现这次论坛真的吸引了很多国家参与？你直接说有多少国家来，有什么人来，当然也可以，但这样报道有一点干。那天早上到了会场，我突然发现每个座位上同声传译的耳机旁，都有一个提示卡片，正面是会场的注意事项，背面标注着同声传译的频道。第几频道是中文，第几频道是日语，第几频道是柬埔寨语……我立刻发现这次列的语种特别多。我以前报道过的多边会议，通常同传语言也就四五种，但这次有16种之多，各大洲的语言都有，还有一些很小众的语言。我觉得这个细节就很能说明问题。
《环球人物》：在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报道时，您有什么感触？
康辉：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到了很多国家，都能感受到当地人民真是发自内心地欢迎我们中国人。确实是朋友来了的感觉。其实面对面的时候，对方仅仅是客套，还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国与对方的交往并不是完全从利益出发，而是真心地让别人感受到中国是朋友。
《环球人物》：今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您在2014年主持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的直播，您对那次节目有什么样的记忆？康辉：那是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我觉得公祭日的设立，既是对当年那么多屈死同胞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也是告诫某些国家，历史不是你可以随意涂抹篡改的。
几年前，我看过一段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在南京玄武湖公园拍摄的影像，好多人都在划船、在玩。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笑容，让人特别动容。我当时就想，这些人后来在哪里？是否就在不久之后，他们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可能是他们留在世界上最后的笑容。那段影像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纪念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面向未来。但从我个人来讲，对有些人过去犯下的那些罪行，我永不会原谅。
《环球人物》:2015年，您也报道了天津港的火灾爆炸事故，当时报道中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康辉：在这样一些安全责任事故中，我们的关注点最初是死伤者的情况怎么样，现场处置的情况怎么样。而第二落点、第三落点，我们就要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责任到底在哪儿。犯了错不怕，怕的就是永远不从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如果真的能够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少一些利益的牵扯，这些事故是不会出现的。我们的报道不应该只是宣泄一些情绪，更重要的是怎样推进制度的完善与落实。
《环球人物》：现在中产阶级焦虑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您会有一些焦虑吗？
康辉：中国的中产阶级怎么界定？这个恐怕还有争议。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焦虑，第一是我能不能保有现在的生活水准？第二是对未来够不够有信心？从我个人来讲吧，第一我没有孩子，可能就少了一重关于教育的焦虑。另外我没有那么多房产，也就没那么多负累，不用太操心房子的保值、增值。所以如果单纯从个人层面来讲，我的焦虑感没有那么强。
但要从大的层面说，焦虑一定是有的，这恐怕也是我们国家向前走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怎么能跳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还得保有发展速度和质量？这是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当然与每个人都直接关联，我觉得，其实只有关心国家发展的人才会有更多焦虑吧。
一个国家能不能走得好，走得扎实，说实话也不是说上层做好顶层设计就万事大吉了，还得大家一起努力。如果说每个人都只是焦虑，寄希望于他人给我把一切安排好，我来享受，那最终恐怕谁都享受不到。可能能减轻一点焦虑的办法，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吧。现在大家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一些在海外的朋友都感觉，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是最有发展希望的地方。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有机会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均等的。我们自己要去努力，去抓住这样的机会，然后创造一些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东西。
《环球人物》：然而年轻人好像都很焦虑（笑）。
康辉：我同意，也理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可能比我们年轻时更大。但年轻人首先要做的也是把现在的事做好，我常常给年轻人讲欧阳夏丹的故事。她刚开始在上海台，你知道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吗？她是在人力部门，天天整理人事档案。那时还不用电脑，就是一个个档案袋，装着人事档案，需要你拿出来整理，破的地方用胶粘好，整理完再放回去。有人可能会说，我一个播音专业的大学生，天天就干这个？但夏丹做得非常认真。后来周围的同事都知道，有一个学播音的女孩子在人力部门，任何小事情交给她都特别认真，态度又好，也有灵气。再后来，台里突然有一个节目，想找一个年轻主持人，大家就想到她，让她来试试吧，一试，效果非常好，她的职业道路一下子就打开了。想象一下，如果她在做档案工作时没有踏实认真的态度，后来的机会会是她的吗？小事情做不好，怎么取信于人？所以年轻人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别着急，踏踏实实的，你认真做的一切都会被看得到，现在积累的所有东西，到最后都是长在你自己身上的本事，没有人能够拿走。
《环球人物》：北京还有个特别容易让人焦虑的事：雾霾。您也在北京生活二十多年了……
康辉：对，你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对感受到的不舒服，肯定会吐槽。我觉得吐槽是关心，是对有责任解决问题的机构的督促，是好事。我们在工作中也会督促政府部门想办法，采取措施去改进。一个问题出现，指望它立竿见影地消失，这不现实。只要还在往前推进，就不能放弃。但是，咱们避免一点，就是“除了吐槽，其他的都不做”。光吐槽是没用的，还是得想办法。我们自己也得干点什么吧？比如少开车，空调温度别开太低。事儿都不大，但也是行动。对于社会出现的问题，光动嘴批评，光动手做键盘侠，这太容易了。最怕的就是说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少，在今天的中国，实打实干事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环球人物》：您在2015年被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您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担负哪些实打实的责任和事业？
康辉：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只能从个人角度讲，其实我更多是新闻工作者，但与文艺工作者有交叉，有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在身上。我们的工作实质上是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品格、文化形象，世界在通过我们看中国，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每个从事这样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责任，简单说，就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每个人都做到了，这就是实打实的责任的完成，合起来就是实打实的事业。
2017年9月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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