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获得和平，那就为正义而努力吧！”
—罗马教皇保罗六世
一种论调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用不同的语言重复着：“我们国家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国家拥有的新式武器对我们造成了威胁。因此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别国的攻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维护持久的和平” （Richardson, 1960)。几乎每个国家在强调和平是自己的惟一目标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其他国家的不信任，并通过武装自己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全球每天在军队和武器上花费达20亿美元，同时却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亿计的人们死于营养不良或缺少医疗。
冲突（conflict)的成分在各种层面上都是类似的，从国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到中东地区的冲突；从公司管理者与一般职员关于工资水平的争吵，到长期不和的夫妇。不论处于冲突中的人们能否正确地知觉双方的行为，他们总是认为一方的获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我们想要和平和安全感。” “我们也是，但是你们威胁到我们了。”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报酬。” “我们不能提供那么多。” “我希望你能把音乐关掉。” “我就喜欢放音乐。”
从另一个方面看，缺乏冲突的关系或组织可能是死气沉沉的。冲突体现了参与、承诺和关心。如果能够被理解和解决，冲突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很少会想到要面对并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和平指的不是对公开冲突的压制，也不是一种处于紧张和脆弱状态下的表面的平静，它是通过创造性地处理冲突得到的结果，不同的团体协调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达成了真正的一致：“我们获得了加薪，你们也得到了更多的利润。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帮助其他人达成愿望。”
在这一章中，我们通过下面几个问题探讨冲突与和?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引发了冲突？
?误解是如何加深冲突的？
?和另一方的接触会减少冲突吗？
?什么时候合作、交流与调和能够促成和解？
什么会引起冲突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巳经发现了一些导致冲突的因素，令人吃惊的（同时也简化了我们工作的）是，这些因素在社会冲突的各个层面中普遍存在，不管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团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的冲突。
社会困境
一些对人类未来威胁最大的问题——核武器，全球性气候变暖，人口过度增长，自然资源枯竭一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不同的团体追逐他们各自的私利所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行为最终都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为了那个昂贵的污染控制计划，我可要花一大笔钱，但是我自己造成的污染不过是一点点而已。”?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样想的结果就是我们要面对污‘浊的空气和不洁的水源。
在某些社会中的人会有这样的观点：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够对家庭式的劳作有所帮助，并能在父母年老后提供保障。但是当大多数家庭都有很多孩子之后，结果是人口过剩给整个社会带来危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个体有利的决策对整体而言可能是不利的，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两难问题也就产生了 ：我们如何能让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和集体利益协调一致？
为了分离并更好地说明这一困难的选择，社会心理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实验室游戏，它们很好地体现了许多真实的社会冲突的实质。在这些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正常的人是如何陷人相互矛盾的行为，它们揭示了人类生存过程、中一些奇妙但是使人困惑的悖论。
“研究冲突的社会心理学家，在许多方面处于与天文学家类似的地位上，” 一位冲突的研究者多伊奇（Morton Deutsch)这样写道。“在社会学问题上我们无法完成样本容量较大的现场实验研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大样本与小样本之间的相似性来推导我们的理论，二者的关系正如天文学家眼中的行星与牛顿的苹果间的关系。因此在实验室中少量被试进行的游戏可能会加深我们对战争、和平以及社会公正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将考虑两个例子：囚徒困境和公共地悲剧。
囚徒困境
这个难题源于一个故事，故事的核心是两个犯罪嫌疑人由地方检察官进行分别审问时采取的策略（Rapoport，I960)。他们合伙犯罪，但是检察官掌握的证据只能判他们很轻的罪。因此检察官为了使嫌疑犯愿意单独承认自己的罪行，设置了一种鼓励办法：
?如果一个嫌疑犯认罪而另一个没有，认罪的嫌疑犯将蠃得豁免（并利用他的供词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严厉的判决）。
?如果两个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决。
?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他们都会得到较轻的判决。
图13-1的矩阵总结了各种选择带来的结果，面对这样一个情境，你会认罪吗？
为了使对自己的判决减至最轻，很多人都会承认罪行，尽管实际上两个人互相指控会比都不认罪带来更加严厉的惩罚。从图13-1的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另一嫌疑犯如何选择，认罪总是比较有利的做法。一名嫌疑犯的思路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也认罪，那自己将会得到中等惩罚而非最重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不认 第13章冲突与和解383图13-1经典的囚徒困境
在每个格子中，斜线以上部分表示嫌疑犯A得到的处罚。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两名嫌疑犯都认罪，他们都会被关5年；如果两人都不认罪，那么都被关1年；如果只有一人认罪，那么他就会因为表现良好而被释放，另一个倒霉鬼则要被关上10年。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嫌疑犯，而且你没法和你的同伙商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认罪吗？
罪，那么自己就可以直接得到自由。两名嫌疑犯当然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就陷入了社会困境。
在2 000个左右的研究中（Dawes，1991)，大学生们被要求在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各种情境下做出选择，在这些春
实验情境中，他们考虑的结果并不是牢狱之灾，而是薯条、钱或是学分等不同的事物。如图13-2所示，在任何一种选择中，背叛对方总是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因为这一行为可以从对方合作的企图中得到好处，或是防止对方背叛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问题是如果双方不合作，他们得到的结果总是比在他们互相信任并合作的情况下要坏得多。这个难题常常使人处于令人发狂的困境中，一方面双方都知道他们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沟通从而相信对方，所以难以脱离不合作的行为方式。
在这样的困境中，个体未经约束的追求于群体而言，可能是有害的。1945年后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也是如此。一个外星的观察者很可能认为这个“相互毁灭”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军事政策正如这个词组的缩写（MAD) —样，是疯狂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图13—2实验室版的囚徒困境
表格中的数字代表了某种奖励，比如金钱。在每一个格子中。
斜线上方的数字代表了A能够得到的奖励数量。和经典的囚徒困境(只有一次决策)不同的是，实验室版本可以多次进行。
尔哀叹道：
每一杆枪，每一艘战舰，每一支发射的火箭。在它们最深层的意义上，都是对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的剥削。这个武装自己的世界花费的不仅仅是钱本身，它花费的是劳动者的汗水。是科学家的智慧。也是孩子们的希望……就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来说，在战争阴云的威胁下生活根本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在这样的生活中。人性被铁十字碾过。
在一个国家可能对其他较弱的国家发动攻击并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一种恐怖威胁形成的平衡可能会防止战争的发生。但是无论从历史纪录还是我们即将看到的心理学研究中，试图用大棒(比如核武器)威胁敌人来防止战争的做法都难以得到支持(I．ebow&Stein，1987)。在武器装备泛滥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战争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要多(Sivard，1991)。此外，如果能够消除武器带来的威胁。并且能够将军事开销用于生产上．世界各国的人民都会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获准持有枪支以维护个人安全的国家中．整体上的安全的损失．到了最后就只是保存脸面防止彻底的失败(Brockner-＆others．1982；’l'eger-，1980)。这种动机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总统在他的演讲中常常强调战争是以自由、民主和正义为目标的，但是随着冲突的升级．总统的论调便成了为了美利坚的荣誉并防止战败带来耻辱而战。
再次．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冲突．就像囚徒困境或是公共地悲剧一样是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s)。冲突双方得到的利益和损失之和并不一定为零。双方可能都赢．也可能都输。每种情境都将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的回报与群体的长期利益对立起来。在面对这类令人头疼的问题时．即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其结果仍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地球的大气层内日益增厚的二氧化碳层并不是某个丧心病狂的人有意策划的。而是由许多看似合理的行为造成的总体后果。
并非所有的利己行为都对集体有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当时社会的描述——由于每个个人都试图通过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将必然使整个社会的产值达到最大。亚当·斯密通过对生产行为的观察得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晚餐．并不是因为那些屠夫、酿酒师或是做糕点的师傅大发善心．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身的利益。
第13章冲突与和解3跖
在两伊战争(1980～1988)之
后。双方的领土范围与他们开
战之前完全一致，战争导致的
惟一结果是超过100万的伤亡
和完全崩溃的经济。
资料来源：Steve Benson，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Unit·ed Features Syndicate．。[nc．解决社会困境
在这些使人左右为难的社会困境中。我们如何使人们愿意通过合作。以提升他们共同的利益呢?一些针对两难情境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几种可能的途径(I．二ifford&Hine，1997)。
适当的管制哈丁(Hardin，1968)这样总结了公共地悲剧： “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享有完全的自由时，他们便会一拥而上试图获得最多的好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公共地’最终必然会成为一堆废墟。”
试想：如果税收的征缴完全依靠人们的自觉性，那么有多少人会交出应当交付的数目呢?很显然对多数人来说是做不到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不能依靠慈善事业来支付学校、公园以及国防安全的开支。
为了保护公共资源．人们发展出了相应的法律和规范系统：国际捕鲸者协议规定了一个使鲸鱼能得到足够繁殖机会的捕捞限制；美国与前苏联签署的核武器试验禁令，减少了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这类协议将环保的责任分摊至每个人头上．没有哪一个钢铁厂需要担心其他厂家会不顾环保责任以获得竞争优势。
在日常生活中。管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强制．了86 第三编社会关系
执行这些管制的成本，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样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便产生了：在什么情况下，管制的成本会超出它们带来的好处呢?
小即是美另一种解决社会困境的方法是：缩小群体的规模。在一个较小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集体的影响(KelT，1989)，而当一个集体变得较大时，人们就更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反正我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正是这一想法常常导致不合作(Kerr-&Kaufman—Gilliland，1997)。在较小的集体中。团队的成功也能够给成员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此外．其他任何使人们团队意识增强的因素，也会增加合作行为。
甚至几分钟的讨论，或者认为和团队其他成员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想法，都会增加集体成员的“我们感” (we feeling)和合作的可能(Brewer．1987；Orbell&others，1988)。
此外，在较小的团体中，成员对公共资源的消费也会较有节制并通常能够维持在平均应得的水平(Allison&others，1992)。在我童年时居住的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的岛屿卜．牛活用水的来源是以几户邻居为单位共享的蓄水池。在炎热的夏天当蓄水池水位下降时，池上的警示灯会亮起，提醒我们15个家庭该注意节约用水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于其他家庭的责任，并能感觉到我们的节约真的起了作用的时候，每个家庭都会节约。于是蓄水池从未干涸过。
在大得多的群体中——比如说城市．自觉的节约则很少能够成功。这是因为一个人造成的危害会被很多其他的人所分担，因此每个人都可能不再考虑对群体的责任。因小团体更易于合作。在位于苏
格兰西海岸外的马克小岛上，
康斯特布尔·劳伦斯·麦克尤恩
很轻松地管辖着岛上的居民，
因为现有居民只有33人。在
他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从
未发生过一起犯罪事件(Scot—
tish Life，2001)。
“与最广大群体利益相关的事情往往是被关心得最少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
此一些政治理论专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建议，只要可行。就应当将公共资源划分为较小的单位(Edney，1980)。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 (Mutual A谢)上，俄罗斯革命者Pyotr’Kropotkin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小型共同体根据公共利益来决策，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出重要决策的社会体系(Gould。1988)。
沟通人们只有通过沟通才能解决某些社会困境。在实验室创造的情境中，实验小组内部的交流有时会恶化成恐吓和骂人(I)eutseh＆Krauss，1960)。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沟通可促成人们的合作(Bornstein＆others，1988，1989)。对两难问题的讨论会增进小组成员的群体意识，并使成员们更加关注小组的整体福利。通过沟通，也使小组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和期望．并对组内成员产生一定的服从小组内部规范的压力。在沟通过程中，尤其是当人们面对面交流时，他们可以产生很好的合作行为(Bouas&Komorita，1996；Drolet＆Morris，2000；Kerr＆others，1994，1997；Pruitt，1998)。
罗宾·道斯(I)awes，1980，1994)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来说明沟通对冲突解决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这个实验中。你将与6个陌生人组成一个小组，你们每人会得到6美元。你们可以选择保留这6美元或是将它捐献出去。如果你选择捐献，则实验者会将它翻倍并使其他6个渗Il
人均得到2美元。别人不会知道你的选择。因此，如果7个人都选择捐献。那么每人可以得到12美元；但如果只有你选择保留而其他人都选择捐献，你就能得到18美元；如果不幸只有你选择捐献而其他人都选择保留，那么你什么也得不到。很明显，对于群体来说，合作是最有利的行为，但是也需要个人的牺牲、信任并有一定的风险。道斯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实验参与者没有进行过讨论，大约只有30％的人会选择捐献，而在讨论之后这一数字将升到80％·。
开放、明确而坦诚的交流也能消除人与人之问的不信任。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那些预期别人不会有合作行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会表现出任何合作的倾向(Mess6&Sivacek，1979；Pruitt＆Kimmel，1977)。缺乏信任之人不会与别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带来了进一步的不信任(“我还能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在实验中，沟通减少了不信任感．使人们有可能达成使他们共同的福利得到增加的一致观点。
改变激励机制当实验者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够得到更多的强化，而自私行为能够得到的好处变少时，人们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Komorita&Barth，1985；Pruitt&Rubin，1986)。激励机制的改变也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际的困境。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由于开私家车去上班的人很多，高速公路常常出现堵塞并且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人们喜欢开私家车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比较舒适．而且每个人都认为多一辆车对交通情况和污染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为了使人们的想法发生改变。许多城市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对公共交通服务的激励．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开辟公交专用车道。以及降低通行税。
倡导利他规范在第12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增加人们对他人的责任感有助于利他行为的产生。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通过增加利他动机。促使人们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呢?
我们从事实中得到了不同指向的证据。一方面，对非合作行为带来的可怕后果的了解。并没有对合作行为的出现产生多大的影响。在实验室情境下。人们即使清楚他们的利己行为会带来对整体而言非常糟糕的结果。
他们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和对节约资源的呼吁．也是应者廖廖。1976年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美国人对能源危机的态度应当与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一样，并强烈号召人们节约能源。在接下来的一个夏天．美国对汽油的消费比以第13章冲突与和解387
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许多城市选择了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公共交通工具专用快车道的开辟，增加了公共交通的优势，也提高了单独驾驶的成本。
往都要多。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全球性气候变暖正在日益严重——而对耗油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购买量也达到了历史新高。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态度对行为的影响有时并不明显：对很多人来说，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与实际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尽管如此，多数人仍能较好地遵守社会责任、互惠、公平的规范，始终承担着个人的义务(Kerr，1992)。问题在于如何激发出他们的这种情感，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一个有超凡魅力的、无私的领导的影响来鼓励其他人进行合作(De Cremer，2002)。另一种方法是以合作规范来定义情境。在李·罗斯与安德鲁·沃德(Itoss&Ward，1996)进行的实验中，他们请来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宿舍管理员对他们熟悉的男学生在囚徒困境中可能出现的行为做出预测，指出他们认为哪些大学生更富于合作性，哪些更可能背叛。实际结果显示，这两组学生在合作行为上并没有什么差异。有趣的是研究者对实验情境的不同命名对学生们的合作行为有较大影响：当实验情境被称为“华尔街游戏”时，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表现出合作行为：但当实验情境被称为“团体游戏”时．合作者的数量增加半英里。在活动的第一周，两组童子军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通过准备食物、扎营、修建游泳池和建立绳桥等活动．两组童子军内部分别形成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并且给自己的小组起了名字： “响尾蛇”和“老鹰”。为了表达对童子军生活的满意．其中一间小木屋上还写上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
当团体的认同感确立之后，两个小组也将进入冲突的产生期。在第一周即将结束的时候，响尾蛇组成员“发现老鹰组的成员出现在‘我们’的棒球场上。”此后，夏令营活动的组织者在两组童军间开展了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包括棒球比赛、拔河、营地内务检查、寻宝等)，两个小组对这些活动均显示了很高的热情。在游戏中两组必须分出输赢，所有的优待(奖章、小刀之类的奖品)都属于胜利一方。
结果如何呢?整个营地逐渐进入了公开的战争状态，一切就像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中描写的场景——在荒岛上野营的男孩之间的社会瓦解。在谢里夫的研究中．冲突是从比赛过程中双方对骂开始的．然后迅速升级为餐厅内的“垃圾大战”．烧毁对方的旗帜．对对方营地进行抢掠甚至互殴等严重的争斗行为。当被要求对另一个小组进行描述时，男孩们使用的形容词包括： “卑鄙的”、“自作聪明的”和“臭鬼”，而在评价自己的组员时使用的则是： “勇敢的”、“坚强的”和“友好的”。 『鲜为人知的事实：谢里夫怎么能够自然地观察到孩子的行为．而不会抑制孩子的行为呢?答案就是谢里夫担任了营地的维护者(Williams，2002)。]
分胜负的竞争活动带来了激烈的冲突．对别组成员的歧视，在组内强烈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群体极化也第13章冲突与和解389
加剧了冲突。根据实验观察，在鼓励竞争的环境中群体总会表现出比个人更多的竞争性行为(Wildschut&others，2003)。
两组之间没有任何文化、体质或是经济上的差异，而且在与他们相熟的人眼中都是温和可爱的“社会未来的希望”，但还是发生了上述的一幕幕。谢里夫提到，如果我们此时来到这个营地。我们会认为这些男孩是“一帮邪恶、自私而贪婪的混小子”(1966，p．85)。事实上，他们的邪恶是被邪恶的环境诱发的。后来的研究表明。尤其在(a)人们知觉到诸如金钱、工作岗位和权力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并且是零和的(一个人的获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 (b)一个明显的外团体成为潜在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更易于引发冲突(：Esses&others．2004)。因此，那些把移民看成是他们工作的竞争者的人，更倾向于对移民者和移民制度持否定态度。
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谢里夫不但将陌生人变成了敌人，他在最后又将敌人变成了朋友。
知觉到的不公正
“不公平!” “多么卑劣啊!” “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类似的话语代表了由于觉察到不公正而产生的冲突。
但什么才是“公正” (justice)呢?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为了纠正主观偏差，你应对别人好，比你期待别人对待你的还要好上20％。”
——Linus Pauling f 1 962)
竞争导致冲突：图为谢里夫
的山贼洞实验中．一组男孩
洗劫了另一组男孩的曹地。
渗1l
39D 第三编社会关系
理论．人们将公正理解为公平(equity)——或者说是付出与获得之间要成比例(Walster&others，1978)。如果你和我有某种关系(例如雇主一雇员、老师一学生、丈夫一妻子或是同事关系等)，当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满足下列等式时．我们之间是公平的：
我的所得一你的所得
我的付出 你的付出
如果你的贡献比我要大而获得的收益却没有我多，你就会感到不满和恼火：而我可能觉得冒犯了你并感到内疚，不过你可能比我对不公平更加敏感(Greenberg，1986；Messick&Sentis．1979)。在实验中我们看到，人们通常不会主动要求对自己或自己所在团体给予优待，但是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好处时，他们是绝对会欣然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的(I)iekmann＆others，1997)。拉提沙不会要求超出平均水平的奖金。但是如果有人做出利于她的决定的话，她会很容易地证明这是正当的。
我们也许会同意用公平原则来定义公正，但对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否公平却往往不能达成一致。对于一家公司中的两个职员来说，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投入呢?年纪较大的一个可能会希望按照资历来安排工资水平．而年纪较轻的则会希望按照产出评价绩效。当出现这样的分歧时，谁的意见会胜出呢?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别人相信，他们获得的就是他们应得的(Mikula．1984)。这一现象被称为“黄金定律”：总是由拥有黄金的人来制定规则。
占了便宜的小组会有一种集体负罪感，就如同个人在获得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时会有负疚感一样。为了公平．这种集体负罪感会引发道歉或是提供补偿(Mallet&Swim．2003)。然而，这些自利者也可以通过贬低他人的表1 3—1 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人们对性别歧视的知觉有所增加考虑所有的方面，你认为我们的国家中谁的生活水平总体较高?
男性还是女性?
1972 1993
男性 29％ 60％
女性 35％ 21％
二者相同 30％ 15％
不清楚 6％ 5％
资料来源：Roper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1 997付出来缓解自己的罪恶感。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提到的，有的罪犯会对被害者进行指责，从而维持他对公正世界的信念。
那么那些利益受损害者是如何回应的呢?伊莱恩·哈特菲尔德等人(}tatfield，Walster‘，＆。Berscheid，1978)发现了三种可能性。他们可能接受并认同自己较低的地位(“我们穷，但是我们很快乐”)。他们可能会寻求补偿，例如骚扰、为难或者欺骗那些侵害了他们的人。如果上述两种可能都没有实现，他们可能会尝试通过报复来获得心理平衡。
从公平理论中能推出一个有趣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在实验中得到了证明——当一个人越是感觉自己有较高的能力和价值时(他们对自己的投入评价越高)，他就会越容易感到怀才不遇并意图报复(Ross&others．1971)。对社会强烈不满者大都是受过教育、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比实际所得更多的那些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机会显著增加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更加严重了(表13—1)。于公平理论者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女性只和其他女性比较自己得到的机会和挣得的钱，她们一般会感到比较满意．正如她们常常分担更多的家务一样(Jackson，1989；．Major，1989，1993)。当女性更为经常地视自己与男性平等时．她们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增强(Desmarais&Curtis，2001)。如果我们认为秘书工作与开卡车具有“相同的价值” (对技术有类似的要求)，那么这两样工作也应当得到相当的报酬：提倡男女平等的人们认为．这样才算公平(kwe&Wit．tig，1989)。
“报酬应该‘取决于价值’，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公平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虽然他们所指的价值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
批评者认为公平并不是公正惟一的定义。 (你能想到另一个吗?)爱德华·桑普森(。Edward Sampson)认为，公平理论的倡导者错误地以为指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原则具有普适性。事实上，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认为公正就是公平，而是将公正看做平均或按需分配：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卡尔·马克思)。当利益在同一团体内部进行分配时，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如中国和印度)的人们，比来自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会更多地按照平等性或是各人的需要进行分配(Hui＆others，199l；【,eung&Bond，1984；Murphy—Berman＆others，1984)。
在崇尚集体主义并尊重老年人的日本，工资水平常常与资历而不是绩效有更密切的关系(Kitayama&Markus，2000)。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多达53％的被调查者认为工资水平应当与工作业绩有关，而在英国和西班牙，相应的比例则只有32％和26％。那么政府是否需要减少收入差异或设定最低工资呢?有39％的美国人、48％的加拿大人和65％的英国人持赞成态度(13rown，1995)。由此可见．即使在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有时也会用公平以外的其他标准来定义公正(I)eutsch，1985)。那么，在家庭或是一个利他性的情境下，人们会考虑按需分配；在朋友关系中．可能是平均分配：而在完全竞争型的关系中．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对分配问题的解决很重要。孩子打架、同事抱怨、同伴退出、脾气爆发甚至国家间战争的原因都可能是分配不公导致的。而家长、雇员、老师和总统都明白，不管他们怎么做出分配．最可能的回答都是： ‘不公平!”’
———一Arnold Kahn and William Gaeddert．1 985那么把公正定义为公平这种倾向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报酬应该基于什么标准进行分配呢?按价值?平均分配?按需分配?还是把这些方式结合起来?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请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未来，我们所有人都不清楚自己在社会经济阶梯中处于哪个阶层，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公正标准?格雷戈里·米切尔和他的同事(Mitchell&others，1993)报告了美国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希望一部分报酬是基于绩效进行分配，同时也有学生认为如果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会优先选择平均分配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误解
在本章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冲突是被知觉到的行为或目标的不相容。实际上，很多冲突中真正对立的目标只是核心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来自对对方动机和目标的误解。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老鹰组和响尾蛇组的男孩第13章冲突与和解397
们确实有一些相互对立的目标，但是他们对对方的误解在主观上夸大了他们的差异(图13—3)。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过引起类似误解的原因。
自我服务偏见会使个人或群体乐于承认自己做的好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推卸责任。同时并不会考虑对方的类似行为方式。当无法摆脱自己的丑恶行径时，自我合理化的倾向进一步使人们向否认错误倾斜。由于基本归因偏差，冲突中的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反映了他们邪恶的品质．然后他们将会按照自己的成见过滤并理解得到的信息。而在一个群体中，利己、合理化和偏见都会得到极化。群体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将自己所属的群体描述为高尚而强大的，并将对立的群体描述为卑劣而弱小的．被多数人认为是残酷暴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在一些人眼中却是“圣战”。事实上，仅仅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会使人产生群体偏见，而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肯定。在冲突的双方眼中．对方的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尽管这种误解很容易被我们理解。但它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无论你居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难道你们国家发动的最近的一次战争不是披着道德的外衣吗?难道在战争发动前没有极力丑化敌人吗?然后人民接受了政府的借口并集结在它的旗下。社会心理学家艾尔文·斯托布和丹尼尔·巴塔尔(Ervin Staub&Daniel Bar一’ral)认为，一个处于难以处理的冲突中的群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把自己的目标看做是最重要的。
·为“我们”感到骄傲，而极度贬低“他们”。
·坚信自己是受到损害的。
·强调对集体的热爱、团结，和对集体利益的忠诚。
的不一致
图13—3
多数冲突中只有核心的一小部分来自真正的矛盾．外面包裹着的则是各种各样的误解。
392 第三编社会关系
·表扬自我牺牲，并压制批评。
虽然冲突的一方可能更有理些，但问题在于敌人的脸谱是很容易预见的，甚至更有趣的是，连误解的类型都是可以预见的。
镜像矢。觉
在冲突中。双方对对方的误解常常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他们都会美化自己和丑化对方。当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LIrie Bronfenbrener)到的苏联对很多普通的苏联公民进行访谈时，他吃惊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描述，与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惊人地一致。在苏联人眼中，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它蛊惑并剥削美国的民众，而且在外交上美国从来不可信赖。 “我们慢慢而痛苦地发现，苏联人对美国人歪曲的印象与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具有奇怪的一致性，二者正如镜像一般。”
根据心理学家(1Fobin&Eagles，1992；White，1984)和政治学家(Jervis，1985)的研究，美苏之间类似镜像的偏见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任何一方来说，同样的举动(潜艇出现在对方的海域；向小国出售武器等)由对方完成时．看起来更具敌意。
这种镜像知觉也推动了军备竞赛。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政治声明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对两个国家来说： (1)比起其他任何情况来说，它们都更加希望双方都能够解除武装： (2)当另一方具有强大武装时，绝对不能解除自己的武装； (3)认为对方会试图实现军事上的霸主地位(】Pious，1985，1993；表13—2)。因此两个国家在声称自己希望解除武装的同时，都感到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
表13—2导致军备竞赛的镜像知觉
前提假设 羹冒总统的典型论调
当双方知觉到冲突时，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存在误解。当出现这样的误解时，布朗芬布伦纳认为， “就后果的严重性而言，这一心理现象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种印象的特点就是．它们可以自我证实(self-confirming)。”
也就是说当A认为B对他有敌意时，那么A就会以充满敌意的方式对待B．那么A的期望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莫顿·多伊奇(Moron Deutsch)解释道：
你从小道消息中听说你的一个朋友在说你的坏话。尽管这个消息是错的但是你相信了，于是你开始反击——侮辱这位实际上是无辜的人，他当然不能忍受于是也回击了．而这正好肯定了你原先的想法。类似地．东西方的政治家总会沉浸在对战争威胁的担忧中，并认为对方会试图通过军事称霸，因此他们采取了不断加深对方误解的行动。
负面的镜像知觉(mirror。image perceptions)在很多地方都成了通往和平的障碍：
·阿以冲突的双方都坚持认为， “我们”进行军事活动的动机，是保卫自己的人身和领土安全；而“他们”
的意图．则是将我们消灭并夺取我们的土地； “我们”
是这里的原住民而“他们”是侵略者； “我们”是受害者， “他们”则是侵犯者(}teradstveit，1979；Rouhana&Bar．ral，1998)。在这样极端不信任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在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大学，亨特(J．A．Hunter)和他的同事(1991)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学生播放了前苏联领导人的典型论调
1．我们希望双方都能 “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与他们一道削减武器解除武装。 存量。”(《纽约时报》，1984年6月15日)2．在对方武装时我们
不能解除武装。
3．与我们愿望不符的
是。对方总是希望
军事称霸。
“我们在潜在的对手仍在坚持其帝国主义野心时不能削弱我们自己。”(《纽约时报》’．1982年6月18日)
“对(前)苏联的领导者来说，和平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军事手段扩张自己的实力。”(<纽约时报》，1984年6月28日)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cott Plous(1985，1993)“我们并没有试图在军事力量上超越谁……我们希望能够终结，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纽约时报》，1985年3月12日)
“我们的国家并不想寻求(核)优势，不过我们也不能让别人压过我们。”(《真理报》，1984年4月9日)“整个日内瓦谈判都说明了一点——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在尝试通过武力称霸全球，这是我们和平道路上最大的障碍。”(《真理报》．1984．年3月1日)两段录像．录像的内容分别是一群新教徒对一场天主教葬礼的袭击和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葬礼的袭击。多数学生在观看录像后认为，与自己持相反信仰的攻击者的攻击动机显示了他们嗜血的本性，而与自己信仰相同的攻击者则不过是为了自卫或者还击而已。
·美国和伊拉克在备战时期．双方在谈到对方时多次使用“邪恶的”这种说法。在乔治·布什看来，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一个“杀人的暴君”和“疯子”。他拥有威胁世界和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政府认为，美国政府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一群疯子，他们只是贪婪地想获得中东的石油” (zajOnC，2003)。
津巴多(Zimbardo，2004)指出，这种冲突将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即好人(像美国人)和坏人(比如“他们”)之间的冲突。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常常夸大这种差异(Sherman，Nelson，＆Ross，2003)。在堕胎、移民和其他一些议题上。并不是像对手想像的那样，支持者就是那么激进的．而反对者就是那么保守的。对他人想法的理解有助于冲突的解决。但并非易事。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指出， “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你很讨厌的事情，而让你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这无疑是道德训练中最难的一课了。”
具有破坏性作用的镜像知觉在较小的团体或个人之间也有所体现。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博弈游戏中，双方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想合作，但对方的拒绝态度使我们也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在对经理人的研究中，肯尼斯·托马斯和路易斯·庞迪(1％omas&Pondy，1977)发现了这样～种归因的倾向。当被要求回忆最近遇到的一次较严重的冲突时，只有大约12％的人认为冲突的另一方具有合作的意愿；而‘74％的人认为自己是愿意合作的。在解释冲突发生的原因时，这些经理人认为，自己在交流时采取的是“建议”、“暗示”
的态度则总是“提出要求”、
或是“拒绝合作”。
第13章冲突与和解393
和“劝告”的方式．而对手
“认为自己的意见一无是处”
“要想成功地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地方讨厌美国。那些人生来具有和你我同样的人性．而他们却成长为人体炸弹或者是为之鼓掌欢呼的人。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罗伯特·赖特。“Twe Years Later’。
a Thousand Years Ago"。2003
激化冲突的另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认为尽管对方的领导阶级是邪恶的。但是他们控制和操纵着的民众则是支持我们的，这种“领导邪恶一民众善良论”明确地体现在美苏冷战的双方身上。在越战之前．几乎整个美国都相信，美军士兵一进入这块被越共“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区，就将有大批被压迫的民众揭竿而起加入战斗。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痴人说梦。2003年，美国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他们以为“存在大量的地下组织会支持联军，帮助他们建立安全和法律体系” (J?hillips，2003)。哎，地下组织没出现，战后的安全真空倒是使抢劫、破坏和对美国士兵的袭击不断。
“美国人是好人，不过他们的领导是坏蛋。”
——巴格达市民Adul Gesan。1998年美国轰炸伊拉克后镜像知觉的另一种形式是夸大双方的分歧。在诸如堕胎、死刑或政府预算削减这些问题上有分歧的人们一般很镜像知觉常常引起冲突：在
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佛罗
里达的选票统计风波中。两
个政党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
想要的是公正明确的结果，
而对方则在徇私舞弊。
渗1
394 第三编社会关系
难觉察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双方往往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将对方的观点极端化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全依据事实说话的，而对方的观点则是对实际情况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Keltner。＆Robinson，1996：Robinson&others，1995)。这类对双方分歧的夸大有时会导致文明间的战争。
简单化思维
当形势紧张时，正如在国际危机中发生的那样，理智的思考变得非常困难(Janis，1998)。对敌人的看法变得更加简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现凭经验式(seat．of．the．pants)的判断。卡内瓦莱和普罗布斯特(Camevale&Probst．1998)进行的实验研究表明，即使是对冲突的预期都会固化人们的思维，阻碍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hilip’Fetlock)在对俄罗斯和美国在1945年后的政治语言的复杂性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了非常僵化的思维方式。在柏林封锁、朝鲜战争和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政治声明被简单化为刻板的、非好即坏的措辞。在其他时期。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图13-4)，政治用语公开承认每个国家的动机都是复杂的。
研究者还分析了在大战爆发、军事突袭、中东冲突和革命前的政治语言((：onway&others，2001)。几乎在所综合复杂性的均值(复杂性=非简化)有的事件中。那些发起攻击的领导者就在他们开始攻击行动前，都会显示出愈加简化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好的而他们是坏的。泰特洛克认为，摆脱这种简单化思维．将使美俄达成新的一致。他的乐观主义在后来得到验证，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莫斯科并签署了美俄中程核武器(INF)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了纽约，并向联合国声明俄罗斯将从东欧撤走50万军队：我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实现这些愿望，使战争、地区冲突与对峙、对自然的掠夺、对饥饿和贫穷的恐惧以及政治恐怖主义都成为历史。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且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一切。
矢口觉转换
如果说误解与冲突总是一同出现，那么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而且有着极强的规律性。当一股势力成为敌人时．我们会将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敌为友之后它的形象也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二战中美国民众和传媒眼中“嗜血、残暴、奸诈、长着兔牙的小日本鬼子”，在战后迅速变成了美国媒体和人民心目中“聪明、勤劳、自律而足智多谋的盟友”((；allup。1972)。
o．o一[二——_L———_L———_L———』———_L———L j—一J． J I I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1985 1986 1987 1988正
图13-4美国和前苏联官员的政治
用语的复杂性
资料来源：From Tetlock．1988．4 l 8 5 2 9 6 3 O
3 3 2 2 2 l l l l
德国人。他们因为世界大战的缘故两次成为全世界人民憎恨的对象，又两次重新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对他们的民族性中是台包含了残酷已小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尽管伊拉克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在国内展开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它对伊朗的战争仍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不过是由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当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开始侵略重要产油国科威特时。它的行为立刻成为了“野蛮的行径”。由此可见，观念变化的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冲突之中误解的严重程度让我们感到心寒：一个既不疯狂也不邪恶的人．在冲突中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对对方的歪曲印象。在与另一国家、另一个群体甚至是与室友或家长的冲突中，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动机和行为误解为完全的正确，而将对方的行为理解成彻头彻尾的邪恶。同时我们的对手也会对我们形成镜像式的误解。
因此，在受困于社会难题、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只有同时抛开偏见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冲突结束。一个好的建议是，在冲突中不要认为别人与你在价值观与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进行换位思考。设想一下：也许对方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小 结
当两个人、两个群体或是两个国家交往时．他们就可能因为需要或某个目标产生冲突。当人们将个人的利益看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时，很多社会困境就会出现，囚徒第13章冲突与和解395
困境和公共地悲剧很好地诠释了这种个人与集体利益间难以抉择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正如在实验中那样，我们的解决办法包括：通过制定法律规则限制利己行为。通过划分较小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有更多责任感。通过增进交流减少不信任感。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行为能得到更多回报，以及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当人们为了某种稀缺资源而竞争时．人际关系也常常陷入偏见和敌意。在谢里夫著名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非赢即输式的竞争使陌生人迅速成为了敌人，即使对那些正常而优秀的男孩，都会引发彻底的争斗。
当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冲突常常会爆发。根据公平理论，人们以付出和获得的均衡来定义公正，当人们认为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时．他们就会感到不公正，并产生冲突。
在冲突中，双方真正在目标或行为上的对立只是冲突的一小部分，不过由于对对方动机或目标的误解。使冲突往往显得更加严重。此外，群体的冲突中双方常常会产生镜像知觉，即双方都相信“我们爱好和平，而他们则具有侵略性。”在这种误解之下产生的行为，往往会强化原有的误解。而在国际性的冲突当中， “领导邪恶一民众善良”也是一种常常被信以为真的假象。
怎样获得和平
尽管那些有害的力量会导致毁灭性的冲突，我们却可以借助其他的力量把冲突引向具有建设性的解决途径。这知觉转换：美国曾经是伊拉
克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商，继
而变成了伊拉克的敌人。而
在战后又寻求成为伊拉克的
朋友。
民区．同时在种族混合的地方工作。
很多国际学生交流项目同样不能使学生对居住国的印象产生所预期的积极影响。比如．当一个上进的美国学生来到法国学习时．他通常仍然跟其他的美国人住在一起，因此他们对法国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stroebe&others，1988)。同样，接触也不能减少卢旺达的图西人被他们的胡图人邻居嫌恶的情况．频繁的接触也并未减少很多男性的性别歧视。通常人们很容易去歧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同性恋者或者移民．但是他们也会轻视那些他们经常见到的人。
所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有时能够改善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而有时则不能。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激起了科学家的探索热情。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做法。真正地废除种族隔离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实行。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何时能够改善种族态度种族间接触频率会是一个因素吗?看起来的确如此。
很多研究者调查了数十个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并观察了那些和他们一起吃饭、谈话和游戏的特定种族的儿童。种族的不同影响了孩子之间的接触。白人孩子更愿意和白人孩子玩，黑人则和黑人在一起(Schofield，1982，1986)。
在一个夏日(12月30日)的午后，约翰·狄克逊和凯文·多尔汉姆(【)ixon&I)urrheim，2003)对在南非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海滩上散步的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进行观察时，发现种族隔离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图13—5)。促进交流的努力有时会奏效，有时则无济于事。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年轻人在和北爱尔兰的学校进行交换学习后解释道：“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立一些新教的学校。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学校好像是混合性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并不是我们不想，只是真的觉得很尴尬”
((]aims&}|ewstone，2002)。
友谊相对来讲。早期的那些对于商店店员、士兵和安居计划的邻里关系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因为有大量的种族之间的接触。使得那种由于最初的不同种族的接触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另一些研究涉及到长期的、个人之间的接触——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监狱．以及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参加的夏令营——得到了同样好的结果(clore＆othem，1978；Foley，1976)。那些曾经在德国或者英国留过学的美国学生中．跟当地的人民接触越多．对他们的印象也就越好(stangor＆others，1996)。在一些第13章冲突与和解397
图13—5废除种族隔离并不意味着接触(见彩插)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后，南非的斯科特堡海滩成为“开放的”．但黑人(图中的红色圆点)、白人(蓝色圆点)和印第安人(黄色圆点)还是倾向于和他们自己种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资料来源：Fmm Dixon＆Durrheim．2003．实验中，那些和其他群体的人建立了友谊的人，往往容易对这些群体产生积极的态度(Pettigrew．2000；Wright&others，1997)。并不仅仅是由于对他人的了解．还有情感纽带形成了亲密的友谊并降低了焦虑(1tewstone，2003：Pettigrew&‘Tropp，2000)。
然而， “群体突显”(group salience)也会起作用。
如果你总是把你的朋友看成是单一的个体。你对他的情感纽带也不会推广到你朋友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身上(Miller，2002)。因此很理想的方式，是建立突破群体界限的相互信任的友谊。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的朋友能够代表他所在的群体，他们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弱化了他们的外群体身份——认为他们在本质上和我们是一样的，而不是觉得他们的不同会威胁到我们，那么我们就更可能友好相待。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对新朋友的喜欢扩大到对他人身上。那么他们的群体特性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突显。因此．为了减少偏见和冲突，我们最好一开始就将群体差异最小化，然后承认这种差异，最终跨越这种差异。
一项针对4万欧洲人的调查显示。友谊关系是成功接触的关键：如果你有一个少数群体的朋友．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对这一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会更为支持他们移398 第三编社会关系
民到你的国家。无论是西德人对土耳其人的态度，还是法国人对亚洲和北非人，或者是荷兰人对苏里南人以及土耳其人，英国人对西印度和亚洲人的态度都是如此(Brown ＆others，l 999；}tamberger&。Hewstone，l 997；Pettigrew，1997)。同样，对同性恋的厌恶情绪也会由于自己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而减少(Herek，1993)。另外还有一些针对人们对于老人、精神病人、艾滋病人以及残疾人的态度的研究，发现态度也会因为经常的接触而得到改善。
地位平等的接触那些支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并不认为所有类型的接触都能够改善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接触是竞争性的，或没有权威机构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么结果必然是恶化的(Pet．tigrew，1988；Stephan，1987)。在1954年以前，很多持偏见的白人经常和一些黑人接触——比如擦皮鞋匠和家庭仆人等。但就像第9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不平等的接触只能让那些白人继续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接触必须是双方地位平等的接触(equal．status contact)才是有效的，比如在商店店员、士兵、邻居、囚犯或者夏令营参与者之间。
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中，学生之间的接触往往是不平等的。白人学生往往更加活跃，更有影响力，更成功(Cohen，1980a；Riordan&Ruggiero，1980)。当一个7年级的黑人女孩从一个较差的学校转到一个以中产阶级白人的孩子为主的高中班级，同时她的白人中产阶级教师也有点看不起她时．她的同学包括她自己都会认为她是一个比较差的学生。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古林和他的同事们(Gurin＆others，2002)从一项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得到。在高等院校或是综合大学里，种族多样化引起的非正式的班内互动对所有的学生都是有益的。这样的互相接触能够促进智力的提高，并培养出对差异的更大程度的接受．从而达到各社会单元的融合——这一结果推动了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决议——种族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可以作为招生的一个标准。
合作
尽管地位平等的接触有助于改善态度，但有时这还是不够的。谢里夫在他的夏令营实验中阻止了“老鹰”和“响尾蛇”之间的竞争，让这两个团体进行一些非竞争的活动，比如看电影、放焰火和吃饭等——但是这些行动却德国的沃尔玛工人的罢工行为，表明共同的危机能够导致合作。
并没有带来效果。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非常强烈．简单的接触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互相嘲弄和攻击的机会而已。当“老鹰”队中的一个成员被一个“响尾蛇”队员弄伤后，他的伙伴会鼓动他去雪耻。显然，在这两个团体之间消除隔离基本无法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
既然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达成和解呢?回想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军队中的来复枪公司把不同种族的人混合在一起．不仅仅使白人和黑人有了平等接触的机会，而且使他们变得彼此依赖。他们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打败共同的敌人。
这是否表明了预测废除种族隔离有效性的第二个因素?是否竞争性的接触只能分化他们的关系，而只有合作性的接触才能使他们团结?看看那些面临共同困境的人们是怎么做的吧。
共同的外部威胁能建立内部的团结你是否曾经和别人一起站在大街上等待一场大雨的结束呢?是否曾经由于烦恼而和别人一起加入了一个团体?
是否曾经和同学一起被老师批评过?是否由于你的社会地位、种族以及宗教信仰而与他人一起被迫害或嘲笑呢?如果是，那么你就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对那些跟你一起面对困境的人的亲切感。当你们互相帮助一起扫雪开辟道路或者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你们之间的社会性障碍就有可能消除。
这种友善的行为经常在人们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出4DD 第三编社会关系
口口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体育迷都那么在意谁获胜呢?为什么纽约人也那么在意乔治棒球队的那24名身价数千万的临时球员能否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获胜，尽管这些球员大部分来自其他州或国家?为什么在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疯狂三月”篮球赛中，那些完全正常的成年人会疯狂地支持自己的球队，而当球队输掉比赛时又极度沮丧?为什么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梦想着自己的国家获胜?
理论和事实都表明．这种竞争有很深的根源。当两个球队一上场群众就爆发出热情，其中有一些原始的东群体特性产生竞争，同时竞争产生群体特性。
相击掌表示庆祝。
经过这样几次共同完成超级目标的活动后．男孩子们开始在一起吃饭，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谊在两个团队之间蔓延开来。敌意直线下降(图13—7)。在最后一天，男孩们决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们不再按照团队分开乘坐。当巴士到达他们的家俄克拉荷马州时．他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俄克拉荷马州”的州歌．彼此在祝福中道别。就这样，谢里夫用隔离和竞争制造了陌生人之间的敌意，又用超级目标使得这些敌人变成了朋友。
谢里夫的实验仅仅是小孩子的游戏吗?或者说对于成人来说，把彼此冲突的人们叫到一起完成一个超级目标也西在起作用。正是一种原始部落时期就有的东西支持着他们两个小时的热情，使他们的反应随着那个橘黄色的皮制小球起起落落。我们的祖先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相邻的部落间常常会突袭并劫掠其他部落的营地，因此他们更明白团结就意味着安全(那些不能团结在一起的人们留下的后代较少)。无论是打猎、防御或攻击他人，lO只手总是好过2只手。把这个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要承担沉重的代价，比如种族主义和战争。但是也会使群体内部更加团结。为了区分我们和他们，我们的祖先——离今天的那些狂热的球迷并不遥远——穿着会取得类似的结果吗?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Blake ＆Mouton，1979)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系列为期两周的实验巾，共有150个不同的团体，l 000个经理人，他们重现了“响尾蛇”和“老鹰”之间竞争情境的基本特征。一开始每个团体各自活动，然后组与组之间互相竞争；而后让不同的组在一个超级目标之下合作。他们的结果明确显示，成年人和谢里夫实验中那些年轻被试是一致的。
塞缪尔·盖特纳和约翰·多维迪奥和他们的合作者(Gaertner’＆Dovidio，1993，2000)拓展了这些结果，他们发现在一起工作尤其对分解小群体。建立一个新的、更第13章冲突与和解4D7
具有群体特色的服装或使用特殊的颜色标识自己。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群居在一起，我们为自己的群体欢呼．为自己的群体战斗，甚至为自己的群体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用我们的群体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概念，即我是谁，不仅包括我们个人的品性和态度，还包括我们的社会同一性。我们的社会同一性，即“我们”是谁，能强化自我概念和自豪感，尤其是当知觉到“我们”是优越的。因为缺乏积极的社会同一性。很多年轻人从团伙中寻求自尊、权力和认同。很多极端的爱国者用他们的民族身份来定义自己。
对于“我们是谁”的群体定义同时也暗示了我们不是谁。许多社会心理学实验都表明只要把人们分组。
哪怕只是任意的分组都会促使“内群体偏见”的产生。
如果你问孩子们， “是你们学校的孩子好还是邻校的孩子们好?”毫无疑问，所有的孩子都会说，他们自己学校的孩子更好。如果你只是按人们的出生日期或是驾照的尾数把人们分成组。那么他们也会感到和自己的组员存在某种相近，而且会对组员表现出喜爱。因此群体意识如此强烈。以至于就算我们只是随机地分开“我们”和“他们”，人们也会觉得“我们”看起来好予“他们”。
就像9．1l之后美国所表现的那样。当人们面临共同的敌人时，群体的团结性高涨。谢里夫的强盗野营实验，也生动地证明了竞争会制造敌人。在竞争的推动下和群体匿名的情况下，人们在一些恶性体育事件中的激情会达到顶点——球迷们辱骂对手，向裁判尖叫，甚至向裁具包容性的群体很有用。当两个团队选择围着圆桌坐下来(而不是对立地坐着)，给他们的新团队起一个名字。然后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下一起工作时，他们原先对彼此的那种带有偏见的不良感觉就会减少。 “我们”和“他们”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咱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美国和前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组成了“同盟国”。只要“打败共同的敌人”这一目标存在。
那么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总是支持的。
“响尾蛇”和“老鹰”一起合作的努力最后以成功告终。但是，如果当时供水并没有恢复，影碟没有买成．或者那辆卡车仍然停在路中央．男孩之间的和解还会出判员丢啤酒瓶。
伴随着成功，人们的群体认同也会高涨。球迷可以通过个人的成功获得自尊，但当他们支持的球队获胜时，他们也能通过和那些胜利的运动员联系在一起获得自尊。
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在足球队大获全胜之后，罗伯特·恰尔迪尼和他的同事(Cialdini＆others，1976)询问了一些大学生，他们一般都会说“我们赢了”。他们从他人的荣誉中得到满足。然而在球队输掉比赛后询问这些学生，他们更经常地回答“他们输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最强烈的感情留给和我们相似的竞争对手。弗洛伊德在很久以前就说过，仇恨总是围绕着小差异形成。 “在两个相邻的城市，一方总是成为另一方猜疑的对手。每一个小的行政区都会轻视其他的行政区。紧密相关的两个种族会互相疏远对方；南德人不能忍受北德人，英格兰人用各种手段诽谤苏格兰人，西班牙人也看不上葡萄牙人。”芝加哥小熊队和白袜队的球迷会心照不宣地同意这种说法。
作为苏格兰的临时居民。我目睹了很多能反映苏格兰人仇外原则的例子——苏格兰人把非苏格兰人“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 (1)英格兰人； (2)其他人。”正像小熊队狂热的球迷在小熊队赢的时候或白袜队输的时候都会高兴一样。苏格兰足球队的球迷在苏格兰队赢的时候或英格兰队输的时候都会感到欣喜。
“哟，他们输了”，1996年英格兰队在欧洲杯中被德国队击败后，苏格兰一家小报的头版头条就欣喜地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现吗?似乎不会了。在对弗吉尼亚的大学生做的一个实验中，斯蒂芬·沃谢尔和他的助手们(Worchel&others．1977，1978，1980)发现，成功的合作能够增强两组人之间的吸引力。如果曾经敌对的组在一个合作的任务上失败了，并且他们又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反而会恶化。谢里夫的实验中。团队之间已经彼此怀有敌意，因此如果他们想要集资租影碟时不能凑够足够的钱，那么他们很可能归结为对方的组员太“小气”或“自私”。这不仅不能减轻他们的冲突．反而会加重矛盾。
402 第三编社会关系
L————。．．————．——．——、，—————．——————————√k—————————————————————r—————————————————————^———————————————、———————————————一、————v—————一，2001 2002 2003 2004
民意测验数据
图13—6外部威胁会导致内部的团结从总统乔治·布什的支持率的起伏可以看出，国家冲突可以影响公众的态度(Gallup．2003)。
对外群体负面评价的百分比
┏━━━━━━━━━━━━━┓┃ ┃
┣━━━━━━━━━━━━━┫┃ ┃
┣━━━━━━━━━━━━━┫┃ ～ ┃
┣━━━━━━━━━━━━━┫┃ ＼ ┃
┣━━━━━━━━━━━━━┫┃． ＼ ┃
┣━━━━━━━━━━━━━┫┃ 1’’＼1’＼ 由胜利者 ┃
┣━━━━━━━━━━━━━┫┃ 1'’＼1、心出明伴疋 ┃
┣━━━━━━━━━━━━━┫┃ 由失败者1'’～1'、～ ┃
┣━━━━━━━━━━━━━┫┃ 做出的评定1'’＼ ┃
┣━━━━━━━━━━━━━┫┃ 、 ┃
┗━━━━━━━━━━━━━┛竞争之后
时间
经过一系列超级目标以后
图13—7
竞争之后，“响尾蛇”和“老鹰”之间对彼此的评价是负面的：在一起为了超级目标合作之后，“响尾蛇”和“老鹰”之间的敌意下降了。
资料来源：Data from Shefif，1966，p．84．∞ 帅 ∞加 ∞ ∞ ∞ 如 加m o
促进“内群体一致性”。欧洲和美国都越来越多地在学校推广校服，目的是为了把“咱们”和“他们”变成“我们”。
合作学习能够改善种族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有限的社会好处(尤其是没有友谊带来的情感纽带或平等的关系相伴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两个敌对的群体之间进行成功的、合作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戏剧性的社会好处。
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对传统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践提供更好的选择呢?一些独立第13章；中突与和解4叩
的研究小组认为是可以的。每个小组都希望知道，我们能否在不影响学业成绩的情况下，通过把那些激烈竞争的学习环境变成一种合作的环境，从而改善种族之间对彼此的态度呢?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几乎每一个都涉及到让学生参加一个学习小组．有时会要求他们和其他的组竞争——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令人吃惊和振奋的。
那些参加了现有的合作活动的学生．比如种族间的田径队和课程小组，是不是会有更少的偏见呢?罗伯特·斯莱文和南希·马登(Slavin&Madden，1979)对71所美国高中的2．4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鼓舞。那些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学习和游戏的学生更多地报告说有非本族的朋友，对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更加积极。查尔斯·格林和他的同事们(I；reen&others，1988)对上述的结果做了进一步的证实。他们对3 200名佛罗里达的中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相对于在传统的、充满竞争的学校里学习的学生而言，那些在学校参加混合民族的学习小组的学生．有着更好的种族态度。
从上面这些相关研究中，我们是否能得出结论说。在种族间合作性的活动能够改善他们对彼此的看法呢?应该说，我们仍然是需要实验的证据的。随机地抽取一部分学生参加种族混合的活动，而另一些不参加．这样才能看出真正的差异。斯莱文(1985，2003)和他的同事们把班级拆分成各个种族混合的学习小组。每个组包括四到五个学习成绩水平各异的学生。每个小组的成员坐在一起，学习各种科目，并在每周末的班级竞赛中和其他小组竞争。小组的成员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小组的总体成绩。他们既可不同种族间的合作——在田径
小组，课堂活动，课外活动
中——溶解了彼此的差异。改
善了对彼此的态度。在要求合
作的团体运动中(比如篮球)
和黑人队友一起打球的白人运
动员，比那些在个人项目中
(比如摔跤】的白人运动员对黑
人表现出更多的喜爱和支持
4D4 第三编社会关系
以和其他组同等程度的学生比，也可以和自己以前的成绩比。每个人都有机会取得成功。并且，小组成员都被鼓励互相帮助准备每周的竞赛——比如准备一些小知识，拼写．或者历史事件的背诵——各种小事都可以。和单打独斗的学生相比，这种组与组之间的竞争使学生们有更亲密的接触．也更容易产生互助和支持的关系。
另一个由阿伦森(Aronson，1978，1979，2000；Aron一$OR&Gonzalez．1988)领导的研究小组使用“拼图”
(jigsaw)的方法进行了类似的小组合作的研究。在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学中．研究者根据学生的种族和学习成绩把他们分成六人小组。这样一来，一个科目就可以变成六个部分．而每个小组成员将成为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专家。在关于智利的一个单元中，其中一个学生可能是关于“智利的历史”的专家，而另一个则是智利的地理专家．还有精通智利文化的专家等。一开始，这些所谓的“历史专家”、 “地理专家”们分别聚在一起研究他们的学习材料。然后他们回到自己原来的小组把所学的知识教给同学。也就是说，每个小组成员都有了一块“拼图”。沉默寡言的学生也可以向那些平时很自信的学生讲述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于同伴的重要性。其他的研究，比如戴维·约翰逊和罗杰·约翰逊(Johnson＆John—SOn，1987．1994，2000)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伊丽莎白·科恩(Cohen，1980)在斯坦福大学。施罗默·沙兰和亚尔·沙兰(sharan＆Sharan，1976，1994)在特拉维夫大学．斯图尔特·库克(Cook，1985)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合作性学习。
从所有的818个研究中(【)ruckman&Bjork，1994)，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合作性的学习中，我们发现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他们还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斯莱文和罗伯特·库珀(Slavin＆Cooper，1999)说： “合作性学习让所有的学生在得到学业上的成就的同时，也改善了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阿伦森(1980，p．232)也报告}兑： “在存在‘拼图’的班级里面，孩子们互相帮助，对于同伴也更加喜爱，对学校的感觉也更加良好，同时他们的自尊也比在传统的班级中的孩子要高。”
“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的学生和我发现了使废除种族隔离起到其应有作用的方法!”
——Elliot Aronson。”Drifting My Own Way。。2003同时，民族问的友谊也在飞速增长。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了提高(也许因为现在的学业成绩是同伴间互相支持的)。在实验结束之后，许多老师仍然继续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D．w．．Johnson&others，198l；Slavin．1990)。“很显然，”种族关系专家约翰·麦科纳希(John McConahay)写道， “合作学习是目前为止在那些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中，最为有效的改善种族关系的实践方合作与和平。研究者找出40
多个和平的社区——这些社
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暴力事
件。对其中25个社区(包括
_m M^·1{L日、M，、F
渗JI
法。”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规律。早在1954的最高法院决议中，奥尔波特((；ordon Allport)代表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预言． “歧视可以通过主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进行的平等接触来消除”
(1954．。p．281)。合作学习的实验研究支持了奥尔波特的预言，使得斯莱文和他的同事(Slavin&others，1985．2003)很乐观地表示： “在奥尔波特提出基本原则3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一原则以合作学习的方式实现了可操作化。终于用实验证明了，在废除种族隔离的课堂中实行接触可改善态度的理论的正确性……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是教育研究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因此，无论是对露营的男孩们。还是工厂的经理人，大学生们，或者中小学校的孩子们，合作与地位平等的接触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个规律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适用呢?通过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参加农园劳动，或是修理旧屋。或是驾驶帆船能够促进家庭的团结吗?社区中的人对于社区的认同会因为一起饲养家禽。或者合唱，或者一同踢足球而得到增强吗?国家之间的理解会因为在科技和空间技术上的合作。或者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或者通过不同国家之间个体的接触而得到改善吗?很多迹象表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Brewer’＆Millel’，1988；Desforges＆others，1991，1997；Deutsch，1985，1994)。因此，对于我们目前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超级目标，并建立合作的关系来实现它。
群体和高级认同
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身份(I．：aertner＆oth．ers，2000，2001；Hewstone＆Greenland，2000；Huo＆others，1996)。我们认同小群体中的身份(作为父母或者孩子)，然后超越这种身份(把更大的群体认同为家庭)。
离异父母再婚组合的家庭，兼并的公司等都让我们提醒着自己，我们曾经是谁，现在又是谁。在我们继承的道德情操中，自豪感需要我们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体的、民族的身份认同。小群体和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Brewe／’，2000；Crisp&Hewstone，1999，2000)。
但是，在种族多元的文化中，人们怎样平衡他们的种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关系呢?
他们可能具有身份认同研究者珍妮·菲尼(Jean Phin．ney)所说的“双文化”认同，既认同他本身的种族文化．又认同更大的社会文化。生活在英国的民族意识清晰的亚第13章冲突与和解4仿
洲人．也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英国人(I-Iutnik，1985)。
法裔加拿大人根据自己的种族根基来认同自己，因此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强烈地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Driedger’，1975)。那些仍然觉得自己是“古巴人”(或者墨西哥、波多黎各人)的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也会强烈地觉得自己是美国人(】Rogers&others，1991)。正像杜波依斯(W．E．B．DuBois，1903，p．17)在《黑人的灵魂》中阐述的那样， “美国黑人渴望自己既是一个黑人，也是一个美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新文化的身份认同会增加。前东德和西德人都逐渐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 (Kessler＆Mummendey，2001)。移民到澳洲和美国的中国人的第二代中，对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有所下降．而对于新的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却比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移民要强(Rosenthal＆Feldman，1992)。不过，通常第三代的移民，也就是孙子辈的孩子会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更好的认同(Tr4andis，1994)。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的身份认同有交叠的部分．这就使我们能够与非常不同的群体团结在一起。我们可以喜欢我们自己，同时也不去讨厌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他人那里学习，并尊重他们的文化，但同时也在自己的传统中茁壮成长。”
——科菲·安南。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2001研究者们也希望知道，个体对自己群体的认同与对更大的文化背景的认同之间会不会出现竞争。我们在第9章中已经知道，我们有时会根据我们所在的群体来评价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把所在的群体(学校、雇主、家庭、民族、国家)看成是优秀的。那么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很优秀。因此，积极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助于提高积极的自尊心。同样，那些融入主流文化的人也会拥有一个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而那些既没有民族身份认同也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边缘人” (表13—3)通常自尊心就比较低。
表13—3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对主流群体的认同 强 弱
强
弱
双身份认同
分离
融入
边缘人
4D6 第三编社会关系
田
罗宾逊和里基
1947年4月10日，19个词永远改变了棒球运动，同样也验证了社会心理学家的规则。在布鲁克林道奇队表演赛的第六局，蒙特利尔队的广播台的播音员雷德·巴伯朗读了来自道奇队的主席布兰奇·里基的一段讲话：“道奇今天和来自蒙特利尔的罗宾逊签约了。他很快就会来队里报到。”五天后。罗宾逊成为自1887年以来担任棒球队主力的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在秋季赛上。道奇的球迷们终于实现了进军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梦想。罗宾逊在遭受了种族的嘲笑、抨击和挖苦之后，被《体育新闻》评为年度最佳新人，并在一次民意调查中成为仅次于宾·克罗斯比的最受欢迎的美国人。棒球比赛中的种族障碍被彻底打破了。
社会心理学家普拉特卡尼斯和特纳(Pratkanis＆Turner，1994a，b)报告说，在道义和对球队成功的渴望的驱动下，里基打算引进罗宾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三年前，一个社会学家，同时也是团结市长联盟的主席，找到里基。要求在他的球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他回答说，需要一些时间使得雇用黑人不会给球队带来太大的压力．以及计划好的方法来实行它。早在1945年．里基是惟一一个反对在球队排除黑人的球队负责人。1947年他所采用的雇用黑人的方法，被普拉特卡尼斯和特纳总结如下：
·让球员们认识到改变是在所难免的。给那些反对者和“双身份认同”的人则通常有很强的积极自我概念(Phin．ney，1990)。他们能够在两种身份之间变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时就采取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LaFromboise 顽固派不留反驳的余地。播音员雷德·巴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回忆说1945年里基有一次和他一起吃午饭．用很慢但很坚决的语调向他解释他的球队正在寻找一名“可以和白人一起打球的黑人运动员。我不知道他是谁，在哪里．但我知道他即将到来。”愤怒的巴伯一开始想要离开。但是。他及时地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继续他所热爱的“世界上最好的体育新闻播报工作”。里基1947年和他球队里的队员也进行了类似的沟通，并且提出：如果有人不愿意和罗宾逊一起打球，他可以更换球队。
·用一个超级目标使球员进行地位平等的接触。就像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跟里基解释的那样．当大家关注于一个超级目标时．比如取得比赛胜利，那么“所有人都会自动地调整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一个最初强烈反对罗宾逊的球员，后来在比赛中帮助他进球．他说：“当你们在同一个球队里的时候。你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以取得胜利。”
·打破偏见。在里基的带领下．其他人也积极地帮助破除偏见。球队的队长击球手里斯，一个南方人，作为表率和罗宾逊坐在一起吃饭。一天在辛辛那提州．人群在高呼“把黑鬼从球场上踢走”时，里斯离开他自己的击球手位置，走到罗宾逊所在的一垒。微笑着和他交谈，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通过不断地实践和平来消除暴力。里基希望球员们能够有足够的胸襟，不要互相攻击。因此。尽管罗宾逊受到攻击和辱骂。里基希望他承诺不要用暴力来对抗暴力。当罗宾逊被嘲笑或者扔东西的时候．他只是把回应的事情留给他的队友。就这样，球队的凝聚力就增强了。
罗宾逊和鲍伯·费勒后来成为棒球史上最早因出色的才能而进入名人纪念馆的运动员。当他接受这项荣誉时。
他邀请了三个人站在他身旁，一个是他的母亲玛丽；一个是他的妻子雷切尔；还有就是他的朋友里基。
&others．1993)。
发展到极端的话，民族自豪感会演变成破坏性的种族主义。对多样性的成见可能会与能够促进冲突解决的团结难于平衡的法案。这些有很强的民族意识的法裔加拿大人——支持101法案“允许法国人在魁北克居住”——可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认同自己加拿大人的身份，也可能不会。随着国家越来越民族多样化，人们一直争论着我们怎样才能建设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国家。
感发生抵触(Mayton&others，1996)。甘地、马丁·路德·金和纳尔逊·曼德拉等人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公正．比如寻求理解、体谅、保护所有的人等。
通过提出一致的理想来推广公民身份的认同．使得很多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避免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中．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瑞典人和苏格兰人，亚洲人和非洲人很少为捍卫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厮杀。然而，即使在移民国家中．也为分裂与整合。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承认现实的多样性和寻求共同的价值观而斗争。对于一个“共性整合多元”(communitv incorporating diversity)的社会的追求造就了美国人的格言：合众为一。
第13章冲突与和解4D7
沟通
群体问的冲突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当夫妻之间、劳资双方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可以直接谈判(t)argain)；可以请第三方通过提议或促进协商来调解(mediate)；或者将双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进行研究并仲裁(arbitration)。
谈判
如果你想要买或者卖一辆新车。你是选择进行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开一个极端的价格然后寻求妥协比较好呢?还是一开始就出一个善意的价格?
实验没有给我们简单的答案。一方面，那些出价高的人卖得也高。罗伯特·恰尔迪尼等人((2ialdini，Bickman。
＆Cacioppo，1979)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结果：在控制条件下，询问很多雪佛兰牌汽车的经销商一辆蒙特卡洛汽车的价格。而在实验条件下，他们跟另一些经销商接洽．并且一开始就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询问另一种汽车的价格然后表示太贵(“我需要更便宜的价格，那样太贵了”)。
当这些人再次询问这些经销商蒙特卡洛汽车的价格时(就像控制条件中的那样)，但这次他们得到了平均下降了200美元的出价。
激烈的讨价还价可以降低对方对你的期望。从而使他们愿意降价(Yukl，1974)。但有时也会被反咬一口。如果冲突一直持续，那么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而是一个缩水的蛋糕。协商有时并不能够实现双方共同的利益，大约有20％的协商最后以“双输”告终。双方利益都受损盯hompson＆Hrebec，1996)。
而迟来的协议也代价不菲。当一个罢工长期持续时．劳资双方都遭受损失。激烈的讨价还价还可能失去达到真正一致的机会。如果其中一方坚持与另一方同样极端的条件，那么双方可能都会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而僵持。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前一星期，布什总统在公众场合威胁说要“踢萨达姆的屁股”。萨达姆·侯赛因毫不示弱地表示要让异端的美国人“在自己的血海中游泳”。在这样好战的宣言之后，双方都很难既挽回面子又避免战争的发生了。如果双方都给对方留一点面子，也许协商能够避免战争。
调 解
第三方调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使得冲突的双方可408第三编社会关系
以在做出让步的同时．仍挽回面子(I，ruitt，1998)。如果我的让步是对调解人的。并且他同时也从我的对手那里取得了让步。那么我们都不会把这种让步看做是对对手要求的满足。
把“非赢即输”变成。0及赢” 调解人也可以通过促进双方建设性的沟通来解决冲突。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双方重新思考这个冲突，并知道对方的利益所在(1"hompson，1998)。通常，冲突双方都有一个“非赢即输”的想法：如果对方对结果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就成功了；如果对方对结果满意，他们则失败了(Thompson＆others，1995)。
调解人要通过让他们暂时放下冲突中的自身需求。而换位思考对方的需要、利益和目标，从而把这种“非赢即输”
的想法变成“双赢”的取向。利·汤普森(1"hompson，1990a，b)在实验中发现，有经验的协商者更能够作出折衷的让双方都有利的决定。从而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
一个关于“双赢”的经典故事。来自争桔子的两姐妹(Follett，1940)。最终她们的决定是把桔子平分成两半，其中一个女孩把她的一半榨成橙汁，另一个女孩用她那一半的桔子皮来做蛋糕。迪安·普鲁伊特(【)ean Pruitt)和他的同事在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中，鼓励被试对这个故事找出更好的整合性协议(integrative agreements)。如果这两个女孩同意分享桔子。其中一个得到全部的橙汁，而另一个得到全部的桔子皮。那么他们就得到了兼顾双方利益的决定(Johnson&Johnson，2003；Pruitt&Lewis。
1975，1977)。和那种要让双方牺牲掉一些东西的妥协来说，整合性协议更具有持久性。因为他们是互相满足的．因此也可以带来持续的伙伴关系(Pruitt，1986)。
用克制的为近来潸膘溟会沟通可以减少自我证实的误解。回忆一下，也许你也能想起和这个大学生类似的经表13—4怎样建设性地斗争
不要：
历：
我经常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玛莎交流后，就觉得她这种沉默是不喜欢我的表现。而她也认为我的寡言是对她厌恶的结果。我的沉默导致了她的沉默．而这又使得我更加沉默……这种滚雪球效应直到一次我们必须交流的意外事件的发生才得以打破。而我们通过交流消溶了彼此之间所有的误解。
像上面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人们怎样彼此交流他们的感受。罗杰·克努森及其同事(Knudson＆oth．ers，1980)邀请已婚夫妇到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心理实验室，通过角色扮演重新体验他们过去的冲突。在他们的谈话(往往产生和先前的真实矛盾同样激烈的冲突的谈话)之前、中间和之后，都仔细地观察和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那些回避问题的夫妇——或者不能够澄清他们的处境或者未能认清其配偶的处境——让他们自己有一种比以前更和谐的错觉。他们会觉得彼此现在能够在更多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而事实上只是更少的一致。而那些主动面对问题的夫妇——能够认清他们的处境并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得到了更多真正的一致并且对彼此的想法有了更确切的了解。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的夫妇通常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Grush&Glid．den，1987)。
上述的结果引发了一个教育夫妇和孩子如何建设性地解决冲突的活动(}]orowitz&Boardman，1994)。如果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冲突，那么冲突能够提供和解的机会和更多真正的和谐。心理学家伊恩·戈特利布和凯瑟琳·科尔比(Ian Gotlib＆Catherine Colby)提出了关于如何避免破坏性的争吵和怎么进行建设性的争吵的几点建议(表13—4)。比如，孩子们应该了解到生活中的冲突是正常的．人1．过早的道歉
2．回避争论，保持沉默．或者夺门面去3．利用你对别人的了解雨攻击对方的缺点4．引入无关话题
5．当厌恶时假装同意
6．告诉对方他或她自己的感受
7．通过指责对方所着重的东西．含沙射影地攻击对方8．威胁对方的安全
1．私下争吵。远离孩子
2．清晰界定问题，用自己的话重复对方的观点3．抛开你积极或消极的感受
4．接受对自己行为的反馈
5．澄清哪些你同意，而哪些不同意，以及你们彼此最关心的问题6．提问以帮助对方表达其观点
7．等待对方自然地平静下来，不要报复8．提供让双方都满意的建议
们可以试着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很多争吵可以“双赢”地解决．非暴力的沟通是暴力和欺凌的替代品。这种“阻止暴力的课程……并不是被动的，”德博拉·普罗思罗一斯蒂思(I)eborah。Prothrow—Stith)认为， “它是旨在让人们合理地引导自己的愤怒以免伤及自己或他人．旨在改变这个世界。”
戴维·约翰逊和罗杰·约翰逊(Johnson＆Johnson。
1995．2000)让六个学校的一到九年级的孩子进行约12个小时的冲突解决训练。得到了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在训练之前．这些孩子总是纠缠在日常的小冲突中——互相奚落嘲笑。运动场上互相厮打。争夺东西——所有的冲突都导致一胜一负的结果。在训练之后．孩子们经常能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更好地调解朋友的冲突．并在整个学年都能把他们的新技能用于校内外的各个地方。当整个学生群体都经过这样的训练后，学校社区变得非常和谐安静．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冲突研究者认为信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Ross&Ward，1995)。如果你相信对方是善意的．你就会更容易“我们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阂，这个隔阂来自猜疑、拒绝、害怕和诡计．但这种隔阂其实是来自幻觉……”
——总统安瓦尔·阿尔一萨达特对以色列议会的讲话．。1977第13章冲突与和解4D9
流露你的需要和想法。没有这样的信任，你可能就会担心你的坦诚会给了对手反对你的信息。
当双方互相不信任并且进行无效的沟通时，第三方的调解者——婚姻顾问，劳资调解员，外交官——有时候是有帮助的。通常调解者是冲突双方都信任的人。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在20世纪80年代充当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调解人。而罗马教皇则化解了阿根廷和智利在领土上的分歧((：amevMe＆Choi，2000)。
在说服冲突双方重新思考他们所认为的“非赢即输”
的冲突之后，调解人让双方都确认自己的目标，并按重要性给目标排序。如果目标是相容的。那么排序的过程就可以让双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标上让步．以实现最主要的目标(1￡fickson&others，1974；Schulz&Pruitt，1978)。
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认可对方的最高利益——以多数决定原则代替种族隔离，同时保护白人的安全、财产和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南非获得了内部的和平(Kelman，1998)。
一旦劳资双方彼此相信，管理者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的目的与劳动者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是一致的话，他们就可以共同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了。如果员工能够放弃那些对他们有一点小利益却可能让老板花费很多的好处(比如公司提供牙科护理费)，如果老板能够放弃对管理者有一点小利益却可能让员工感到非常反感的安排(比如不固定的工作时间)，这样的话劳资双方都获在这个针对青少年的多样化
训练中，沟通的促进者打破
了孩子之间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