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能拯救人——不论是施与爱的人还是得到爱的人。”
一精神病学家卡尔?梅宁格
(Karl Meninger, 1893-1990)
纽约地铁列车进站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埃弗里特?桑德森却跳下路轨奔向迎面而来的列车，去救一名从站台上掉下去的4岁女孩，她的名字叫米歇尔?德耶色斯。就在列车将要碾过女孩之前的3秒钟，桑德森把米歇尔抛向了站台上拥挤的人群。列车呼啸将至，而桑德森却没能靠自己的力量跳上站台。在最后紧急关头，旁人把他拉到了安全的站台上（Young，1977)。
下面是另一个舍身救人的震憾人心的事例：1997年的一个晚上，23岁的美籍黑人建筑工奥帝斯?盖瑟，看见一团火焰从一间由汽车拖拉的活动房里喷出来，他便破门而入，找到并救出了已经昏迷的44岁的白人拉里?惠滕，而且还为他做人工呼吸。盖瑟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计较头顶上飘动着的南部联盟（南北战争时南部邦联是反对解放黑奴的——译者注）的旗帜。当别人赞颂他超越种族的英勇事迹时，盖瑟说：“我并不值得关注，换了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Time’ 1997)耶路撒冷的“正义之路”位于一个山坡上，由好几百棵树构成，每棵树下都有饰板，上面刻着一些欧洲基督教徒的名字，这些人曾经在纳粹大屠杀时期给犹太人提供过庇护。这些“正义的异教徒”（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把信奉非犹太教的人称为异教徒——译者注）知道，如果被纳粹政府发现，他们将与犹太人一样承受被处死的命运，但仍有很多基督教徒庇护了犹太人（Hellman，1980； Wiesel, 1985),还有不计其数的庇护者没有留下姓名。每一个在纳粹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背后，离不开数十人的英勇行为。乐队指挥康拉德?拉特是居住在远离战争的柏林的2 000名犹太人之一，他就是因为受到50名英勇的德国人的保护而活了下来（Schneider，2000)。
“9.11”及之后的日子里，这一蓄意发动的罪恶袭击引发了不计其数的善行。血库 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49耶路撒冷的正义之路荣誉墙。
超过16 ooo个庇护者的纪念石
组成了荣誉墙，其中的大多数
人都谦逊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
理所应当的（Rochat &
Modigliani, 1999)。
挤满了人，食品站挤满了人，衣物站也挤满了人，人们都从内心深处希望能够贡献一些什各，去安慰那些受到严重伤害的人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都是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当世贸中心的北楼遭到撞击后，埃德?埃默里护送5名在南楼90层的Fiduciary Trust公司的同事下了 12层楼，让他们进了一趟已经挤得满满的快速电梯，他自己又回到97层，希望再带着6位正在备份电脑资料的同事撤退。
就在这一刹那，他们这座楼被击中了，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他的同事爱德华?麦克纳利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够帮助所爱的人？就在大楼幵始坍塌的时候，麦克纳利打电话给妻子丽兹，讲述了人寿保险的条款和赔付。“他说我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他爱我。”麦克纳利太太后来回忆说，他们似乎已经做了最后的告别（《纽约时报》，2002)。但是，她的电话再一次响起。麦克纳利不好意思地说，他已经为他们预定了到罗马庆祝她40岁生日的机票。“丽兹，你得取消它了。”
不那么传奇的利他行为吏是不胜枚举，诸如安慰、照料和同情等，人们通常不求任何回报地为别人指路，捐款，献血，做义工。
?人们为什么、什么时候会做出帮助行为？
?谁会做出帮助行为？
?怎样才能减少冷漠而增加帮助行为？
这就是本章的基本问题。
利他主义（Altruism)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和帮助别人。耶稣关于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寓言为此提供了经典的诠释：.
一名男子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Jericho),途中落入强盗之手，强盗抢光了他的财物，并打得他半死不活，然后跑掉了。这时，恰好有一名传教士经过这儿。传教士看到了受伤的男子，便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利未人（Levite)，他同样看见了受伤的男子，也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了。但是撒马利亚人（Samaritan)却不同，他途经这里，看见受伤的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他走到受伤人的身边为他包扎伤口，还在伤口上搽上油和酒。然后，他把受伤人放到自己的马背上，带他到一家小旅馆并照料他Q 第二天，他掏出一些钱给老板，说：“好好照顾他；等我回来，钱不够，我会补给你。”（圣经?路加福音10章30?35节）
这个撒马利亚人的行为诠释了利他主义。他完全为同情心所驱动，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奉献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却既没有期待任何回报，也没有期待任何感激。
我们为什么有帮助行为
为了研究帮助行为，社会心理学家们考察了人们做出帮助行为的各种条件。在了解实验所揭示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哪些事物会激发人们的帮助行为。 350第三编社会关系善良的撒玛利亚人，Femcmd Schultz-Wettel (见彩插)获得回报，避免惩罚
有精细的盘算。人们像是要为自己的同情心找些借口，有人发现，当给捐献者提供一些诸如糖果、蜡烛之类的小物品时，他们就会向慈善机构捐献更多的钱，即使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也永远不会买）这些东西。这就解释了社会交换（Holmes & others，1997) 0
社会交换
催生帮助行为的报偿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商人捐款能提髙其企业形象，顺路的人搭车能获得称赞或友谊，这些回报都是外部的。我们的付出是为了收获。因此我们会最热心地帮助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帮助那些我们渴望得到其赞许的人(Krebs, 1970； Unger, 1979)。
帮助行为也能提升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在皮列文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献血者都承认献血“使你对自己感觉良好”和“给予你自我满足感”。的确，一张传统的红十字会海报这样写道：“献血！只会使你感觉良好。”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离家在外的人会为那些他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的陌生人做善事。
帮助行为对自我价值感的积极作用，为因何那么多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更会做好事提供了一种解释。一项为时一个月的针对85对夫妇的研究发现，给予对方情感支持，对自己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会使自己产生积极的心境(Gleason & others，2003)。皮列文（2003)和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en，1998)指出，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几种关于帮助行为的理论都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与者和接受者同样受益。有一种解释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社会经济学”指引。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社会性的商品——爱、服务、信息、地位等（Foa&Foa，1975)。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采用“极小极大化（minimax)”策略——令花费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社会交换理论（so-
cial-exchange theory)并不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去监控花费和收益，只是表明这类因素能预测人们的行为。
假设你的校园里有一辆献血车，有人要你参加献血。
难道你会不权衡一下献血的代价（针扎下去的疼痛，时间，疲乏）和不献血的代价（负罪感，他人指责）吗？难道你会不考虑献血的收益（因帮助别人而产生的愉悦感，免费的点心）和不献血的好处（节约时间，不至于不安和焦虑）吗？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得到来自皮列文(Jane Allyn Piliavin)及其研究小组(1982, 2003)对威斯康星献血者研究的支持——人们在决定是否提供帮助之前“嗨，邪孓足#拉鳴！他正在态涟大嗲堆备A而封枓呢！”
资料来源：Copyright ? 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2001, Ed-
ward Koren, from cartoonbank.com. Rights Reserved.
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51
投身于社区服务计划，投身于以学校为基础的“帮助他人学习”或辅导儿童等活动的年轻人，都发展了社会技能和积极的社会价值观。这些年轻人明显地更少面临犯罪、未婚怀孕、辍学等危机，而更可能成为良好公民。志愿者行动也同样地有益于成年人的精神状态乃至健康状况。所以，人们做了好事之后还会做更多的好事。
“人们不会看重善行的，除非善行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①，Epistulae ex Ponto
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看起来有失身份。然而，这个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难道“善有善报”不是对人性的一种信任吗？难道我们不相信人们的大多数行为不是“反社会”的，而是“亲社会”的吗？难道我们不相信人们可以从爱心奉献中获得满足吗？如果人们就是为了自我获得快乐，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些读者会回应说：“说的不错，但回报理论难道不是意味着帮助行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利他行为吗？当回报是无意识地获得时，我们可能会说那种行为是利他的。
但是如果我们帮助一位吓得尖叫的女士是为了获得社会赞许，释放我们的压力，避免内疚，或者提升我们的自我形象，那么这能箅真正的利他吗？”这样的争辩要追溯到斯金纳（B. F. Skinner, 1971)对帮助行为的分析。斯金纳认为，只有当我们不能解释别人做好事的原因时，我们才会因此而信任他们。只有当我们找不到外在的解释时，我们才会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内在的品质，而当外部原因明显时，我们就会相信外部原因，而非个人品质。
给予的同时我们也在接受。”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
然而，回报理论也有一个弱点。它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如果一个人志愿参加“大姐姐指导计划（Big Sis-
ter tutor program)",很容易让人把其富有同情心的行为解释为那样能为其带来满足感。但这种对回报进行事后命名①Ovid (公元前43-17年)：古罗马四大诗人之一，代表作有《爱的艺术》——译者注。
的做法又引起了循环的解释：“她为什么会做志愿者呢?”
“因为有内部回报。” “你怎么知道有内部回报呢?” “那除了这个，她还会因为什么去做志愿者呢？”因为有这样的瑕疵，利己主义（egoism)—主张自我利益驱动所有行为的观点——在研究者中名声不佳。利己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利他主义的终极目标则是增加他人的福利。
为了避免陷入这样的循环，我们必须把收益和成本独立于帮助行为之外。如果社会赞许引发了帮助行为，那么在实验中我们就能发现，帮助行为之后就会有赞许，而事实也正是如此（Staub, 1978)。
内部回报
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分析的是促使人帮助他人的外部回报，现在，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内在的原因，比如帮助者的情绪状态或者个人品质。
帮助行为的收益也包括内部的自我回报。接近一个痛苦的人，我们也会感到痛苦。窗外一声妇女的尖叫惊动并困扰你，如果你不能视它为闹着玩而减少对它的关注，你就会去查看一下或给予帮助，从而减轻你因它而产生的痛苦(Piliavin & Piliavin, 1973))。丹尼斯?克雷布斯(Dennis Krebs, 1975)发现，哈佛大学生的生理反应和他们的自我报告都揭示，由他人的痛苦唤起的反应最强的，给别人提供的帮助最多。[克雷布斯（1999)报告说：“那些曽帮助我度过难关的人的慷慨行为燃起了我对利他主义的兴趣。”作为一名被放逐的14岁的学生领袖，克雷布斯从温哥华到加利福尼亚，他与法律不断周旋，进过少管所和监狱。后来逃出牢狱，回到英属哥伦比亚，获准进入大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被哈佛大学接受去攻读博士学位。克雷布斯没有隐瞒他的过去，他的经历公开后，他曾被孤立，后来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获得谅解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继而当了西蒙弗雷泽大学心理系的主任。他说：“我透露这段历史，是想以此鼓励那些连遭人生打击的人继续与命运抗争。”]内疚感痛苦（distress)并不是我们要减轻的惟一的消极情绪。从古至今，内疚感一直是一种令人痛苦（painfal)的情绪，以至于我们总是要设法避免内疾感的产生。就像埃弗里特?桑德森救了掉下路轨的小女孩后说的那样，“如果我没有设法去救她，只是像其他人一样站在那儿，那我的内心其实已经死了，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了。”
文明进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各种方式来缓解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49
挤满了人，食品站挤满了人。衣物站也挤满了人，人们都从内心深处希望能够贡献一些什么，去安慰那些受到严重伤害的人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都是自我牺牲的利他行为。当世贸中心的北楼遭到撞击后，埃德·埃默里护送5名在南楼90层的Fiduciary’l'rust公司的同事下了12层楼。
让他们迸了一趟已经挤得满满的快速电梯．他自己又回到97层，希望再带着6位正在备份电脑资料的同事撤退。
就在这一刹那，他们这座楼被击中了，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他的同事爱德华·麦克纳利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够帮助所爱的人?就在大楼开始坍塌的时候。麦克纳利打电话给妻子丽兹。讲述了人寿保险的条款和赔付。 “他说我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他爱我。”麦克纳利太太后来回忆说，他们似乎已经做了最后的告别(《纽约时报》，2002)。但是，她的电话再一次响起。麦克纳利不好意思地说，他已经为他们预定了到罗马庆祝她40岁生日的机票。 “丽兹，你得取消它了。”
不那么传奇的利他行为吏是不胜枚举，诸如安慰、照料和同情等，人们通常不求任何回报地为别人指路．捐款，献血，做义工。
·人们为什么、什么时候会做出帮助行为?
·谁会做出帮助行为?
·怎样才能减少冷漠而增加帮助行为?
这就是本章的基本问题。
利他主义(Altruism)是自私自利的反义词。一个利他的人即使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会耶路撒冷的正义之路荣誉墙。
超过16 000个庇护者的纪念石
组成了荣誉墙，其中的大多数
人都谦逊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是
理所应当的(Rochat＆
Modigliani，1999)o
关心和帮助别人。耶稣关于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寓言为此提供了经典的诠释：
一名男子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Jericho)，途中落入强盗之手。强盗抢光了他的财物。并打得他半死不活，然后跑掉了。这时，恰好有一名传教士经过这儿。传教士看到了受伤的男子。便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利未人(I．evite)。他同样看见了受伤的男子，也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了。但是撒马利亚人(Samaritan)却不同，他途经这里，看见受伤的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他走到受伤人的身边为他包扎伤口，还在伤口上搽上油和酒。然后，他把受伤人放到自己的马背上，带他到一家小旅馆并照料他。
第二天，他掏出一些钱给老板，说： “好好照顾他：等我回来，钱不够，我会补给你。”(圣经·路加福音10章30～35节)
这个撒马利亚人的行为诠释了利他主义。他完全为同情心所驱动，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奉献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却既没有期待任何回报，也没有期待任何感激。
我们为什么有帮助行为
为了研究帮助行为，社会心理学家们考察了人们做出帮助行为的各种条件。在了解实验所揭示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哪些事物会激发人们的帮助行为。
35D 第三编社会关系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Fernand&hultz．一Wettel(见彩插)获得回报，避免惩罚
几种关于帮助行为的理论都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与者和接受者同样受益。有一种解释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社会经济学”指引。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社会性的商品——爱、服务、信息、地位等(Foa&Foa，1975)。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采用“极小极大化(minimax)”策略——令花费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社会交换理论(so．cial—exchange theory)并不主张我们要有意识地去监控花费和收益．只是表明这类因素能预测人们的行为。
假设你的校园里有一辆献血车，有人要你参加献血。
难道你会不权衡一下献血的代价(针扎下去的疼痛．时间．疲乏)和不献血的代价(负罪感，他人指责)吗?难道你会不考虑献血的收益(因帮助别人而产生的愉悦感，免费的点心)和不献血的好处(节约时间．不至于不安和焦虑)吗?根据社会交换理论——该理论得到来自皮列文(Jane A。llyn Piliavin)及其研究小组(1982，2003)对威斯康星献血者研究的支持——人们在决定是否提供帮助之前有精细的盘算。人们像是要为自己的同情心找些借口，有人发现．当给捐献者提供一些诸如糖果、蜡烛之类的小物品时．他们就会向慈善机构捐献更多的钱，即使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也永远不会买)这些东西。这就解释了社会交换(Holmes&others，1997)。
社会交换
催生帮助行为的报偿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商人捐款能提高其企业形象。、止顺路的人搭车能获得称赞或友谊，这些回报都是外部的。我们的付出是为了收获。因此我们会最热心地帮助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帮助那些我们渴望得到其赞许的人(Krebs，19‘70；Unger，1979)。
帮助行为也能提升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在皮列文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献血者都承认献血“使你对自己感觉良好”和“给予你自我满足感”。的确，一张传统的红十字会海报这样写道： “献血!只会使你感觉良好。”所有这些都有助予解释。为什么离家在外的人会为那些他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的陌生人做善事。
帮助行为对自我价值感的积极作用。为因何那么多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更会做好事提供了一种解释。一项为时一个月的针对85对夫妇的研究发现，给予对方情感支持，对自己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会使自己产生积极的心境((：,leason&others，2003)。皮列文(2003)和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en，1998)指出，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嗨，那不是萨拉吗!她正在为避大学准备履历材料呢!”
资料来源：Copyright⑥ne New Yorker(．：ollection．2001．Ed．ward Koren．from cartoonbank．com．Rights ReseⅣed．352 第三编社会关系
内疚感：用动物和人做祭品、供奉谷物和金钱、忏悔、认罪、否定等等。在古代以色列，人们定期地将自身的罪过加诸于作为“替罪羊”的动物身上，然后把动物放到野外。让它带走人类的罪责感。
为了测查内疚感导致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家设法引出人们的违规行为：说谎、释放电击、打翻放着按字母顺序排列卡片的桌子、损坏设备、欺骗等。然后，给这些负罪的被试提供一个可以缓解内疚感的机会：认错，贬低被伤害者。或者将功补过。结果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人们会尽其所能去消除内疚感．减少不良感觉，并恢复自我形象。
假设你正作为一名被试，与密西西比州立大学(Mis—sissippi State IJniversity)的学生一道，参加戴维·麦克米伦和詹姆斯-奥斯汀(David McMillen&．1ames Austin，1971)进行的一项实验。你和另一个学生一起为了得到学分而来参加这个实验。就在这时，一个自称是先前的被试的人走进来找丢在这儿的本子，他和你们攀谈起来，说这个实验要做一份多项选择测验，而测验的正确答案多为“B”。
他离开后研究者进来了，研究者先介绍了实验，然后问：“你们俩以前参加过这个实验或者听到过有关它的任何事情吗?”
你会说谎吗?那些先于你参加实验的被试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了答案．他们100％地撤了这个小谎。做完测验后(没有任何反馈)，研究者说： “你们可以走了。但是你们如果有空的话，能帮忙给一些问卷评分吗?”假设你已经说了谎，现在你会更乐意无偿地付出一点时间吗?结果表明，答案又是肯定的。平均说来，那些没有被引诱说谎的被试只给出了2分钟．而说了谎的被试则很明显地渴望补救他们的自我形象，他们平均慷慨地献出了63分钟。
我们自己的实验中．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对这一实验的寓意做了恰如其分的解释，她写道： “别说谎．不然你会生活在内疚里” (并且你还会感到有一种要缓解它的需要)。
我们在犯错之后的行善愿望反映出．我们既需要减轻个人的(private)内疚感，也需要恢复动摇了的自我形象和期望确立积极的公众(fmblic)形象。当我们犯下的错误被他人知晓时，我们就更加想要用帮助行为来挽回我们自己((；ar|smith&Gross，1969)。但是，即便我们的内疚感是他人所不知的，我们也会以行动来减轻它。丹尼斯·里甘及其助手(Dennis Regan&others，1972)在纽约的一个购物中心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使一些妇女相信她们弄坏了相机，过一会儿，研究者的同伙提着·袋蜡烛从妇女的身边经过。蜡烛从装得满满的购物袋中掉了出来。没有负疚感的妇女中只有15％的人会提醒提蜡烛袋的人．而有负疚感的人发出提醒的比率是前者的四倍。尽管有内疚感的妇女没有必要在研究者的同伙面前挽回自己，但助人之举的确减轻了她们心中的内疚感，挽回了她们的自我形象。解除内疚感的其他方法——如坦白——则会减少由内疚而引起的助人行为(Carlsmith&others，1968)。
总而言之，内疚感有许多益处。它促使人们坦白、道歉、帮助、避免再犯错误，它还使人们更敏感。并使亲密关系能够持久。
消极心境如果说内疚感能增加帮助行为，那么其他的消极感受是否也能这样呢?如果你正为考试成绩不好而闷闷不乐，看到一个人手上拿的报纸散落一地，你会比平时更可能去帮助他呢．还是更不可能帮助他呢?
乍一看，结果令人迷惑。将人们置于消极心境中(通过让他们阅读或想像不愉快的事情)，有时候会增加帮助行为，有时候则相反。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在混乱中找到一些规律。首先，那些发现消极心境减少帮助行为的研究通常涉及的是儿童(1sen&others．1973：学龄儿童正在包装他们要捐献的玩具。随着长大成熟，他们逐渐学会从帮助别人中得到快乐。
354 第三编社会关系
“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当你沉浸在爱情中时，你热切地想要善待每一个人。”
——P．G．Wodehouse。The Mating Season．1 949在关于愉快的心境和助人之间关系的实验中，受助者通常可能是一位募捐者，一位需要帮忙做文书工作的研究者．或一位不慎撒落纸张的女士。下面是两个例子：在波兰的Opole城．多林斯基和诺拉特(I)ariusz Dolinski&Richard Nawrat，1998)发现。积极的轻松心境能够显著地促进帮助行为。现在想像你也是其中一位不知情的被试。你把你的汽车停在了不许停车的地方一小会儿，回来时发现车窗的雨刷下(违章停车的罚单常放在这个位置)有张看似罚单的东西。 “真倒霉!”你心里嘀咕着捡起纸片，却发现它只是张广告(或是献血车的宣传单)，你松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有个大学生向你走来，请求你花15钟回答几个问题——“请您帮助我完成我的学士学位论文。”这时，你积极的、轻松的心境会使你更乐于帮这个忙吗?事实上，62％的从害怕转为轻松的人都很乐意地答应了，这几乎是那些看到的纸片不像罚单，或将纸片放在车门上(通常不是放罚单的位置)的情况的被试所做的两倍。
在另外一项实验中，伊森等人(Alece lsen，Margaret Clark＆Mark Schwar【z．1976)让一名合作者打电话给在0～20分钟之前刚刚收到赠送的文具样品的人们．对他们说自己打电话的钱不够了(实际不然)，请他们回一个电助人的百分比
时间(分钟)
图12—1 收到赠品O～20分钟后愿意回复电话的百分比没有收到礼物的控制组被试当中只有10％的人帮了忙。
资料来源：Data from Isen&Others．1976．话告诉她样品的信息。如图12一l所示，被试回电话的乐意程度在收到样品后的前5分钟内是上升的，之后随着好心境的消逝，助人性也随之降低。
如果说悲伤的人有时会格外乐于助人的话，那么快乐的人为什么也会如此呢?实验揭示了一些起作用的因素(Carlson&others．1988)。帮助行为能缓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维持好的心境。反过来，积极心境又会产生积极的想法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Berkowitz，1987；Cunningham&others．1990；lsen&others，1978)。
处于好的心境——比如收到一份礼物或者为成功所激动——的人们更可能有积极的想法，并乐于助人。所以，有积极想法的人往往也更可能有积极的行动。
社会规范
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去算计那样的行为符合自身利益．而是由于自身利益的更为微妙的一种形式：因为某些东西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做。比如我们应该帮助新来的邻居搬家．应该归还捡到的钱包．应该保护战友免受伤害。规范(可以回忆第5章的内容)就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直尽的义务。研究帮助行为的研究者们确认了两种驱动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互惠规范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l·，1960)认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准则就是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Yn)：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古尔德纳认为。这个规范是普遍的，就像禁止乱伦一样为人们所接受。我们对他人“投资”，期待获得红利。由于认为人们会报答恩惠。因此邮寄调查问卷和发出请求时．通常会附赠小礼物或个性化书签。政治家们懂得，如果有人给予别人恩惠，他就有望在日后得到回报。互惠规范甚至还适用于婚姻。有时候．某人付出的好像多于他收获的，但从长远来看．交换会是平衡的。在所有这些交往中，接受了而没有回报．就违背了互惠规范。社会网络中的互惠性帮助我们解释了“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的含义——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这些保证了一个团体的正常运作。彼此帮忙照看对方的家，其实就是社会资本在运作。
如果你不出席别人的葬礼，也不要期待有人出席你的。
——‘Yogi Berra
渗I
人们对别人曾经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公开反应，最能说明这个规范的有效运作。在一项模拟日常生活的实验室游戏中．人们对偶然碰到的以后不再见面的人比对有持久关系的人．表现出了更多的自私行为。然而，即使在无记名的反应中，人们有时也会正确行事并报答恩惠。马克·惠特利及其同事(Mark Whatley&others，1999)在一个实验中发现．更多的大学生愿意承诺为曾经给予过他们恩惠的人所属的慈善机构捐献(如图12—2)。
当人们不能给予回报时．他们会因接受了援助而感到受威胁和被贬低。因此，骄傲、自尊心强的人通常不愿意寻求帮助(Nadler&Fisher．1986)。接受别人主动提供的帮助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心(Schneider&others，】996；Shell&Eisenberg．1992)。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常发生于积极行动的受惠者身上．特别是当积极的行动未能证实个人的能力和保证将来有成功的机会时(11ratkanis&Turner‘．1996)。
社会贵任规范互惠规范提醒我们要保持社会关系中的予取平衡。然而．如果只有这么一条互惠规范，那么撒玛利亚人就不会成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了。在寓言中，耶稣明显地有更人道的想法，他是这样教诲的：“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互惠规范]，那么你有什么权力去要求任何信任呢?
……我告诉你，爱你的敌人吧”。(马太福音5：46，44)对于一些依赖性很强．又无力回报的人——比如孩子．非常贫困的人，残疾人，一些被认为是不能够全部回报其所受恩惠的人——另一个社会规范就引发了我们的帮捐钱的百分比
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55
私下的 公开的
公开程度
图12—2对所获思惠的私下的和公开的回报反应如果实验助手曾有小惠于人的话，则人们更愿意承诺向他所属的慈善机构捐献，特别是当那个助手可以知道他们的回报行为时。
资料来源：From Whatley&others。。1999．助行为。社会责任规范(social-responsibility norln)就是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虑以后的交换鲫 ∞ ∞ 卯 ∞ 如 加 m o
站6 第三编社会关系
(Berkowitz，19‘72b，Schwartz。1975)。比如，这个规范驱使人们为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捡起掉落的书本。在印度这一相对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度里．人们比个人主义的西方人更强烈地支持社会责任规范(Baron&Mille,‘，2000)。他们提倡一种帮助人的义务，即使不涉及他人生命危险的时候或是有迫切需要的人——或许是一个陌生人需要骨髓移植——超出帮助者自己家人范围之外。
实验表明，即使帮助者不为人知，或他们不能期待任何回报．他们仍会经常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shotland&Stebbins，1983)。然而，社会规范使他们有选择地只帮助那些有需要。但不是由于自己的疏忽才产生这种需要的人。在保守派中尤为如此(skitka&Tetlock，1993)，这个规范似乎是：给予人们他们应得的。如果他们是环境的受害者，如遇到自然灾害等，他们就会得到全力的援助。
如果他们的困境是自找的．如懒惰、不道德、缺乏远见等，那么，社会规范就会让他们自食其果。因此人们的“一种语言的句法和词汇不是由我们的生物属性决定的(也不单纯是发音的集合)。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同样．道德规范也不是生物过程形成的．而是由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文化传统和原则决定的。”
——进化生物学家Francisco Ayala。
The Difference D，Being Human。1 995反应与其所做的归因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为不可控的困境，我们就会帮助他们；如果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为他个人的选择．公平的观念就并不要求我们去帮助他；我们会认为那是他咎由自取(Weiner·，1980)。
假设你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名学生．正在参加理查德·巴恩斯等人(】lichard Barnes，William Ickes&Robert Kidd。1979)的一项研究。你接到了一个叫托尼·弗里曼(7tony Fl[tcmalrl)的人的电话，他说他是你心理学导论班上的同学。他说他从班级登记册中知道了你，因为考试即将到来，他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他解释说：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几乎没怎么记笔记，我知道我能记，但有时候我就是不喜欢去记。因此我记的笔记不好，不利于复习。”你会在多大程度上同情他?借笔记给他会使你付出多大的牺牲?如果你也像这个实验中的学生一样．你大概不太会帮助他。但是，如果他仅仅解释说他的麻烦超出了他的控制，情况就会不一样。
社会责任规范使人们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和最应该得到帮助的人。杂货店的老板一般更愿意给一个想买牛奶的妇女一些零钱，而不是给想买小甜饼的妇女(Bick．man&Kamzan，1973)。
性别与助人规范假如对他人需要的知觉强有力地决定着一个人乐意帮助的程度的话，那么被知觉为更柔弱和更具依赖性的女性是否会得到比男性更多的帮助呢?事实的确当泰坦尼克号下沉的时候。生
还者中有70％的女性和20％的
男性。头等舱中乘客生还的机
会要比三等舱多2．5倍。但是
因为利他主义的性别规范。三
等舱中女性获救的可能性
(47％)要比头等舱中男性获救
的可能性(3l％)更大。
358 第三编社会关系
睛的人之间有共同基因。我们怎样分辨出那些基因与我们最为相近的人呢?蓝眼睛的例子说明，其中一个线索就在于外表的相似性。同样，从进化的历史上看，人们与邻近的人比与外国人共享更多基因。那么，是否在生物学意义上已注定我们会有所偏向，对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和住在自己附近的人做出更多帮助行为呢?自然灾害和其他生死抉择情境的结果显示．人们对施与帮助的人的排序符合进化心理学家的逻辑：先年轻人后老人，先家人后友人，先邻居后陌生人(Burnstein&others，1994；Follll&Nosow，1958)。
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亲缘保护还决定了种族的群体内偏好——历史上和现实中数不清的种族冲突的根源(I{ushton，1991)。威尔逊(E．0．Wilson，1978)认为，亲缘选择是“社会文明的敌人。如果人类在更大范围内被引导去……偏爱他们的亲人和部落．那么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将非常有限”(p．167)。
互 惠
基因的利己性同样预示着互惠行为。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JRobert 1"rivers)认为，一个有机体帮助其他个体，是因为它期待得到回报性的帮助(．Binham，1980)。付出者希望日后成为获得者，不做出互惠行为则会受到惩罚。骗子、背叛者、卖国者之流普遍遭人唾弃。
互惠在那些小的、与外界隔离的群体中能最好地起作用，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能经常看到被自己帮助过的人。一只吸血蝙蝠如果一两天没吃东西——超过60小时就会饿死——它会要求同住的吃得很饱的蝙蝠吐出些东西给它吃(Wilkinson，1990)。而同住的蝙蝠也愿意这样做，即使它会比受助者更快地感到饥饿。但这样的好行为只会发生在相熟的且同甘共苦的同住者当中。那些只索取不给予的，以及那些与可能给予食物的蝙蝠没有任何关系的蝙蝠就会挨饿。
同样道理，互惠行为在偏远的乡村就比在大城市中发生得更多。在小的学校、城镇、教堂、工作团队、宿舍中，所有的人都易于形成互相关心的共同信念。与在小城镇和乡村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相比，那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人“自然界就像憎恨真空那样。它也憎恨单纯的利他主义。但是与此相反，社会则喜欢利他。”
——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拉什。The Conflicting Pressures o，Selfishness and Altruism．2003更不愿意转达一个电话留言、处理寄错了的信件、配合来调查的访谈者、帮助走失的儿童和做一些小的善事(}_ledge&Yousif，1992；Steblay，1987)。
在基因竞争中．如果说个人的私利性必然会获益的话．为什么人们还会帮助陌生人呢?为什么还会帮助那些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回报的人呢?是什么使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手榴弹呢?达尔文认为，其中一个答案就是群体选择(此解释曾一度因基因自私的理论而大打折扣，但现在又重新流行)：当群体之间进行竞争时。相互支持的、利他的群体比不利他的群体会持续更长的时间(．Krebs，1998；Mc Andrew，2002；Sober‘＆Wilson，1998)。
唐纳德·坎贝尔(1)onald Campbell，1975)指出．还有另一个非互惠利他主义的基础，即人类社会形成的伦理和宗教规则．它们能阻止指向自私的生物性偏好。像“爱你的邻居”这样的戒律训诫我们要兼顾自我和群体．这样才能有利于群体的存活。理查德·道金斯(Riehard I)awkins，1976)提出一个相似的论断： “让我们尽力去宣扬慷慨和利他吧，因为我们天生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自私的基因是怎么回事吧．因为这样我们至少能有机会颠覆其设置，这是其他物种无法企及的”(p．3)。
比较和评价帮助行为的理论
现在你可能注意到社会交换、社会规范和进化理论对于利他主义解释的相似性了。如表12—1所示．每一个理论都引出两种亲社会行为：投桃报李的互惠交换和无条件的帮助。它们分别在三个互为补充的层次上进行了论证。
如果进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基因的倾向性应该能在心理的和社会的现象中证明自己。
每个理论都言之成理，但又都有推测性和事后解释的嫌疑。当我们从已知的事实(日常生活中的付出与获取)人手，用推测一个社会交换过程，推测一种“互惠规范”，表12—1利他理论的比较
如何解释利他主义7
理论 解释的层次有外在回报的帮助 内源的帮助社会交换心理学的 帮助的外部回报 忧伤一帮助的内在社会规范
进化理论
社会学的
生物学的
互惠规范
互惠
回报
社会责任规范
亲缘选择
或者推测进化起源来解释这些事实时，我们可能仅仅是以命名代替解释(explaining_by—naming)。 “行为的发生是因其生存功能”的观点则很难证伪。事后诸葛总是很容易地认为“事情本应如此”。如果我们能把任何可以想到的行为．在事后将它解释为社会交换、规范或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些理论就很难证伪。因此，每个理论的任务就是提出一些能让人们去检验的假设。
一个有效的理论也应该能提供一个一致的结构，以概括各种各样的观察结果。在这条标准下，三个利他理论应获得更高的评价，它们都为我们解释人们帮助行为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视角。无论是持久的承诺还是自发的帮助。
真正的利他主义
那些挽救他人生命的英雄．那些平日里的献血者，那些维和部队的志愿者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毫无私利的关心他人的终极目标，还是也混有其他动机?或者他们的终极目标干脆就是简单的要自我获利，比如获得奖赏、避免惩罚和愧疚，以及缓解压力?
有一次．亚伯拉罕·林肯在马车上和另一名乘客讨论起利他主义这个哲学问题。林肯认为，自私能引发所有的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59
善行。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母猪的哀嚎——她的小猪掉进一片水塘快要被淹死了。林肯让马车停下来，他跳下车跑【旦|去，把小猪救了上来。他回到马车后，同伴问道：“嗯．亚伯，刚才的小事中，自私在哪儿呢?”“当然在，就是保佑灵魂啊。爱德华，这正是自私的本质!如果我刚才径直走过，扔下痛苦的在担心其孩子的母猪不管，我就一整天不会得到心灵的宁静。我刚才救小猪只不过是为了安心。你难道不明白吗?”(Sharp，转引自Batson＆oth．em，1986)。直到最近．心理学家仍支持林肯的观点。
然而，心理学家巴特森(Batson，2001)的理论认为．我们帮助别人的意愿同时受利己和无私的考虑的影响(图12—3)。因某人不幸而感到的痛苦既能驱使我们逃离这种情境(如传教士和利未人)．也能驱使我们提供帮助(如撒马利亚人)，从而解除我们的痛苦。巴特森和他的同事认为，特别是当我们感到我们与某人有所关联时．我们就会产生共情(empathy)。爱护子女的家长会因孩子痛苦而痛苦，因孩子高兴而高兴——这就是那些虐待儿童的人和残忍的罪犯所没有的共情(Miller&Eisenberg。1988)。
我们还会对那些我们认同的人共情。1997年9月，很多人都为英国皇妃黛安娜(英国皇妃黛安娜在巴黎死于车祸——译者注)的去世，以及她的失去母亲的儿子而落“先生．你绶事吧?我能为你
做些什么吗?”
“年轻人，你是惟一不怕麻鳆肯停下来的人。我是个百万富翁，我将恰你五千元。”
我们并不知道帮助了身处痛苦中的人会带来什么。
资料来源：Copyright⑥’the New Yorker("．ollection，1972，Barney Tobey，from eartoonbank．corn．All Rights Reserved 360第三编社会关系
目睹他人
的痛苦
行为
图12—3利己的和利他的帮助行为的路径对他人忧伤的目睹，会引发两种情绪的混合：关注自我的痛苦和关注他人的共情。研究者一致认为痛苦能引发利己的动机，但他们对共情是否能引发纯粹意义上的利他动机仍有争议。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atson，Fuhz&Schoenrade，1987．泪．虽然这些人从来没有接近过黛安娜，但他们认为通过各种报章杂志里的文章已经很了解她了。但是，这些人却没有为另外一些遭遇更惨的人流过泪，如自1994年以来，死于肮脏的庇护所里的或被杀害的姓名不详的近一百万名卢旺达人。
当我们产生共情时，我们就不会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痛苦，而会去关注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同情和怜悯驱使我们为了别人的切身利益而帮助他们。这种共情是自然产生的。即使才出生一天的婴儿也会因别的婴儿的哭声而啼哭(1toffman．1981)。在医院的育婴室里，一个婴儿的哭声通常会引发一片啼哭的浪潮。从某种程度说．这表明共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
痛苦和共情通常共同作用。促使人们对危机做出反应。1983年，人们通过电视看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附近发生了森林大火，大火吞噬了成百上千的房屋。事后，保罗·阿马杜(Amato，1986)研究了人们捐钱捐物的情况。
他发现那些对大火感到生气或表现冷漠的人捐得较少．而那些对火灾感到痛苦(震惊或惊厥)的人，或产生共情(同情受难者或为其担忧)的人捐得更多。
为了从基于共情的利他主义中分离出利己的为了减轻痛苦而做出的利他行为．巴特森的研究小组通过唤起共情的情感．以及改变人们从目睹他人痛苦的情境中逃离的难度，来研究共情被唤起的人是通过逃离情境来减少自己的痛苦．还是通过对困境中的他人施与帮助来减少他人的痛苦。结果是一致的，共情被唤起的人通常会施与帮助。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巴特森及其助手(1981)让一名年轻妇女假装成正在遭受电击的痛苦。然后让堪萨斯大学的女生们观看。实验间歇时，那个看起来已经很痛苦的遭受电击的女士向研究者解释说。她童年时曾掉进电栅中，因此她对电击非常敏感。出于同情。研究者会建议观察者(本实验中的真正被试)或许能与她调换一下位置，接受余下的电击。而在这之前．一半被试被告知这个遭受电击的年轻女子与她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和志趣(以此来唤起她们的共情)．其中一些被试还被告知。
她们看完那个女子遭受电击的情景后．实验任务就完成了，不需继续留下。然而，研究发现，这一组已经被唤起共情的被试，基本上都表示愿意代替那个年轻女子来接受剩下的电击。
这是否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呢?马克·沙勒和罗伯特·恰尔迪尼(Schaller＆Cialdini，1988)表示怀疑。他们承认，对受害者的共情感受的确会使人悲伤，但在一个实验中，他们使被试确信，他们产生的悲伤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提升情绪的体验来减轻——听那些令人开心的磁带。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即使唤起了共情。也不是特别愿意提供帮助。沙勒和恰尔迪尼总结道，如果我们产生了共情。但同时知道还有别的方式能让我们好过些，我们就不太可能帮助别人。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可能存在真正的利他主义：
·共情会产生帮助行为，即使对方是敌对群体的成员；不过。只有人们确信对方会接受帮助时才会如此(Batson&others，1997)。
·当人们的共情被唤起后，即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帮助行为不会被人知道．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直到受助者脱离困境(Fultz&others，1986)。如果他们的努力不成功，哪怕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会感到沮丧(Batson＆Weeks．1996)。
·有时候，即使人们知道他们痛苦的情绪已经被“情绪调节剂”暂时缓解，但他们仍会坚持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Schroeder&others，1988)。
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促使一位和平组织工作人员向厄瓜多尔儿童解释牙齿卫生的重要性a-q?丹尼尔·巴特森认为的确如此。
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67
所有的人都承认，一些帮助行为明显是利己的(为了获得回报或避免惩罚)，一些是隐蔽利己的(为了获得内在回报或减轻内在痛苦)。是否存在第三种形式的帮助行为——只是为了增加他人福利(自己的愉快感仅仅是副产品)的真正的利他主义?基于共情的帮助行为是否是这种利他主义的一个来源?恰尔迪尼(1991)和他的同事马克·沙勒和吉姆·富尔茨(Jim Fultz)对此仍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目前还没有实验能够排除对帮助行为的所有可能的利己解释。
但是．在做了25个考察利己主义和利他的共情实验之后，巴特森(2001)和其他一些研究者(I)ovidio。
199l；Staub，1991)指出。人们有时候确实关注别人的福利，而不关注自己的福利。巴特森，这个昔日学习哲学和神学的学生，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开始他的研究的： “如果能够确定人们对他人的关心是真诚的．而不是利己的隐蔽形式，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人性的这一根本问题做出新的解释”(1999a)。20年后，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
真正的“由共情导致的利他主义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
(1999b)。巴特森还指出。他所做的研究使人们产生了新的希望，即通过共情能够改善大众对弱势人群——包括艾滋病患者、流浪者、坐牢者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态度(见“聚焦：共情导致的利他主义的益处与缺点”)。
在越南战争中，63名战士因在战火中用身体掩护战友而获得荣誉奖章(}tunt，1999)。他们大多数在严密组织的格斗队里，很多人用身体挡住手榴弹。其中59人因此而牺牲。这些战士和其他的利他主义者不同．如他们就不同于纳粹时期帮助20万名犹太人的5万名非犹太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退缩的耻辱或自我牺牲的最终回报。然而，还是有某些东西驱使他们做出了那样的舍生为人的行为。
小 结
三个理论通过外部的和内部的回报分别解释了利他行为。社会交换理论把帮助行为看做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对代价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所驱动的。收益也可以是内部的。人们在违规后．经常会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显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内疚感和维护自我形象。悲伤的人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但是这种坏心情一好行为效应并不在年幼的儿童身上发生。这种现象说明．帮助行为带来的内部奖励是后期社会化的产物。最后．存362 第三编社会关系
田
堪萨斯大学研究利他主义的巴特森及其同事(2004)承认．人们所做的大多数行为，包括他们为别人所做的行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但是，研究者还相信，帮助行为并不完全出于利己主义动机，还存在真正的利他主义．它起源于共情，一种同情和关心他人福利的情感。
我们是最高级的社会性动物。共情导致的利他主义有许多益处：
共情导致的利他主义
·产生敏感的帮助行为。当移情产生的时候，它不是仅停留在想法层面。还会付诸行动以减轻他人的痛苦。
·抑制攻击。巴特森给那些产生了共情感的个体呈现一个潜在的攻击目标，他发现，这个个体往往不愿意实施攻击，而宁愿采取宽恕的态度。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报告了更多的共情感，她们也通常不支持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攻击(Jones，2003)。
·增加合作。在实验室实验中。巴特森和纳迪亚·阿玛德(Nadia．Ahmad)发现。处于潜在的冲突情境中时，如果人们对对方产生了共情的话，就会更信任对方，也会与对方合作。通过让个体认识外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就可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个人化。这有助于他们理解他人的观点。
·改善对弱势群体的态度。采择他人的观点。使人们能理解他人的感受，从而能使人们更为支持、同情与他们类似的人(比如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患艾滋病的人。甚或是罪犯)。
在着显著的好心情一好行为效应：快乐的人一般也是乐于助人的人。
社会规范同样要求人们帮助他人。互惠规范使我们要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之以帮助而不是伤害。社会责任规范召唤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他们值得帮助．即便他们不能回报，我们也无所谓。处于危难中的女性，部分原因是她们看起来更需要帮助，因此．通常会比男性接受到更多的帮助，特别是来自男性的帮助。
进化心理学假定。有两种形式的帮助行为：奉献于近亲和奉献于有互惠关系的人。然而．很多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自私的基因比勇于自我牺牲的基因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因此，整个社会必须教导人们去帮助他人。
但是。共情导致的利他主义也有缺点，巴特森的研究小组总结道：
·有伤害性。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们有时的确会因此献身。打算为他人做好事的人们有时候也会做出坏事，比如无意识地羞辱了对方或使对方产生无能感。
·不能照顾到所有的需要。我们更容易对一些特定个体的需要产生共情。丽我们的地球母亲——她的环境正遭到破坏、气候在变暖。令我们的子孙后代生存堪忧。
·产生枯竭感。感觉到他人的痛苦自己也会痛苦．这就会使我们尽量避免能唤起我们共情的情境．否则的话就会经历枯竭(burn-out)或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
·引起偏爱、不公正，并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冷漠。共情具有特定性，它要求产生偏爱——对个别的孩子或家庭，甚至宠物。道德原则是普遍的，它要求对所有的人，包括未曾谋面的人产生同样的关心。基于共情的状态是要把好处给予独特的所关心的人．而基于道德的状态则是更多的包容。人们如果唤起了对某人的共情，就会违反他们的公正和公平原则，而对那个人采取偏袒的对待(Batson&others，1997，199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情导致的利他主义可能会因此“对普遍的善良造成强烈的威胁， (通过引导)我的注意力局限地集中于我给予特别关心的人——我的处于需要中的朋友——而无视那正在流血的一群人”。
毫不奇怪，善行往往发生于家庭附近。
除了由内部的和外部的回报所驱动的帮助行为．以及为躲避惩罚和痛苦而做出的帮助行为以外，似乎还存在着真正的、基于共情的利他主义。由于共情的唤起，许多人被驱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处于痛苦中的人。即便他们的帮助是无人知晓的，即便他们的心境不会受其影响。
我们何时会帮助
什么环境促使人们提供或不提供帮助?为什么在场的他人数量、个人的情绪状态、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都会影响帮助行为?它们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纽约，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即将到达寓所时，遭到持刀暴徒的侵犯．她惊恐地尖叫并恳求帮助——“我的天啊!
他刺伤了我!来人哪!请帮帮我!请帮帮我!”——声音回荡在宁静的夜中，显得分外刺耳。她的38户邻居，很多人走到窗户边观望了片刻，目睹她在歹徒手中挣扎。但直到歹徒离开．才有人打电话报警，但基诺维斯却因未能得到救治而很快就死去了。
为什么吉诺维斯的邻居中没有一个人去援助她?他们麻木、冷漠、毫无同情心吗?如果是，那么这样的人多着呢。
·安德鲁·莫米勒(Andrew Mormille)在乘地铁回家时，被歹徒用刀捅伤了腹部．在歹徒下车后，其他11名乘客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因流血过多而致死。
·埃莉诺·布拉德利(11leanor Bradley)在购物时被绊倒并摔伤了腿。她眼花缭乱且疼痛难忍，于是她呼救。
但在40分钟内．购物的人流只是从她旁边走过而没有人管她。最后。一名出租车司机把她带去看医生(Darley&L丑tan6，1968)。
·2000年6月前后．正当超过百万的本地人和游客们在温暖的阳光下漫步于纽约中央公园时．一群酗酒的年轻人对60名单独出行的妇女进行性侵犯——抚摩她们，甚至还脱她们的衣服。次日，媒体针对性侵犯背后的群体心理和警察们的无动于衷(当时至少有两名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什么影响了我们对这种情境的理解?我们做出帮助与否的决定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63
受害者跑向警察，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反应)展开了讨论。周围成千上万的游客都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容忍这样的行为呢?很多旁观者都有手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报警呢(1)ateline，2000)?
使人震惊的不是个别人在紧急情况下不伸出援助之手．而是牵涉在内的人(上述事例中的38人、11人、40人甚至成百上千的人)几乎100％都无动于衷。为什么呢?
如果你我处在同样的和相似的情境中，是否也会和那些人一样呢?
社会心理学家感到好奇并关注的是。在像吉诺维斯这样的杀人案里，旁观者为什么都如此无动于衷。因此他们设计实验．来考察人们什么时候才会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他们还进一步考察，哪些人最有可能在非紧急情况下帮助别人——如捐钱、献血、提供时间等行为。下面让我们回顾这些实验，我们先分析增加帮助行为的环境因素．然后再分析助人者的特征。
旁观者数量
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的冷漠使得社会评论员们感到悲哀，他们哀叹人们的疏远、无情、漠不关心和无意识的残酷冲动。大多数人都把紧急事件中的不干预行为归因于旁观者的个人特点。因为这样可以使人们自己感觉舒服一点，人们通常认为自己是有同情心的人，他们在类似情境中是会提供帮助的。那么，那些旁观者就如此没有人性吗?
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奈和达利(Latan6&Darley，1970)不这样认为。他们利用设计巧妙的危急情境进行研究．发现了一个情境因素——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会大大降低人们对事件的干预。直到1980年，研究者做了48个实验，比较了个体认为自己作为旁观者独自在场．和认为除了自己外还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所给予的帮助的可能性。发现大约有90％的被试，也就是将近6 000人。认为自己单独在场时更愿意伸出援助之手(I,atan6＆Nida．1981)。
有时候，在有更多人在场的情况下，那些受害者却更少有机会得到帮助。拉塔奈、达布斯(Latan6&Dabbs．1975)和145名合作者共测试了1 497次，他们在乘坐电梯时装作不经意地掉落了一枚硬币。发现当旁边只有一名乘坐者时，他们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有40％0当旁边有6名乘坐者时，他们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不超过20％c，为什么会这样?拉塔奈和达利猜测，当旁观者的数目；64 第三编社会关系
注意到
事件?
不
帮助
不
帮助
目12_4拉塔奈和达利的决策树
起策树上只有一条路能导致帮助行为。在每一个分岔处，在场的也人都会使人走向不帮助的分支。
莳料来源：Adapted from L,atan6 and Darley，1968．曾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更少地注意到事件的发生，乏少地把它解释为一个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更少地认为刍己有采取行动的责任(图12—4)。
生 意
在拥挤的街道上．有一个叫埃莉诺-布拉德利的女子下小心被绊倒并摔伤了腿。假设20分钟后，你正好经过塞里，你的眼睛看着前面行人的背部(一般来说，盯着周罚的来往行人看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你的脑子里还想着刍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时你会注意到路旁有一个受伤的女子吗?如果此时街上十分冷清，你是否会更容易注意到受伤的女子?
为了得到答案，拉塔奈和达利(1968)招募了一些哥仑比亚大学的学生来做实验，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填写问卷．有些被试单独填写，有些被试则和两个陌生人一起填写。就在他们正埋头填写问卷时(研究者通过单向玻璃可以观察他们)，一个紧急情况出现了：浓烟从墙上的通风孔吹了进来。那些独自填写问卷的学生——他们通常会时不时地瞄几眼周围的环境——几乎立刻就发现了浓烟——通常在5秒钟之内。而那些与他人一起填写问卷的学生，则专注于他们的问卷．多数到了20秒钟以后才发现浓烟。 、
解释
一旦我们注意到了模糊事件，我们就会去解释它。如果你呆在满是浓烟的房间里，即使担忧．你也不愿意表现得很紧张从而使自己丢脸。你通常会看看其他人的反应，如果他们看起来很平静．漠不关心。你就会认为一切都正常．你也许会耸耸肩然后又继续工作。另一个人也发现了浓烟，而他看到你表现得无所谓，就同样也不做声了。这也是信息影响的另一个例子(第6章)。每个人通常都以他人的行为作为现实情况的线索。
人们的上述错误通常被透明错觉(illusion of tl'an$．parency)所助长。透明错觉由吉洛维奇等人(1"homas Gilovich，Kenneth Savitsky＆Victoria Husted．Medvec·，1998)提出，指高估他人了解我们内心状态能力的倾向。
在他们的实验中，面I临紧急情况的被试都认为．自己对情境的关心比实际情况要更为明显。我们的厌恶、欺骗、警告，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隐晦得多；由于对自身情绪非常敏感，我们通常认为它们非常明显，别人很容易就能看穿。的确，有时别人真的能看出我们的情绪．但多数时候我们都能很好地掩藏它们。这就是第8章谈到的“人众无嘞 不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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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pluralisti(j ignorance)——人们其实对他人关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无知的。在紧急情况下，每个人也许都认为“我很关心外界”．但认为他人十分平静——因此得出“情况可能并不紧急”的结论。
因此有了拉塔奈和达利的实验结果。那些单独工作的人发现了烟雾．通常犹豫一下，然后走上前，到通风孔旁感觉一下、闻一下、挥手驱散烟雾，再犹豫一下，然后去报告。与此形成戏剧性对照的是，那些三人一组的人没有任何行动。在8个组的24人中．只有一人在头4分钟内报告看见了烟雾(图12—5)。在持续了6分钟的实验结束时，烟雾浓到人们要揉眼睛并且咳嗽。而尽管如此。8个组中只有3个组中有一人去报告。
同样有趣的是，群体的被动性还影响了其成员对事件的解释。是什么导致了烟雾呢?“空调设备泄漏。”“楼内有化学实验室。”“蒸汽管的问题。”但是没人说“着火了。”不做出任何行动的组内成员。对情境的解释显然受到了彼此的影响。
实验中的两难局面与平常我们所面对的两难情境相似。窗外的尖叫是否只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人因遇袭而呼救?是一群小孩在嬉戏厮打还是真的恶意斗殴?有人睡在街上，是因其吸毒过量还是真的有严重疾病．如因糖尿病而昏迷?所有经历过悉尼·布鲁克林(Sidney Brookins)(AP，1993)事件的人肯定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布鲁克林被殴打至脑震荡，躺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商店门口附近足足两天．然后死去。也许那些目睹布兰登·韦图12—5 “房间充烟”实验
单独工作的人比三人一组共同工作的人更多地报告有烟雾进入了实验室。
资料来源：Data from Darley&Latane．1968．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65
达斯(Brandon Vedas) (家住凤凰城的一名21岁的美国男青年．一向标榜自己特例独行、与众不同。2003年2月10日在聊天室与网友聊天时．吞食大量处方药而死亡。
他的网友通过摄像镜头目睹了他死亡的整个过程，但却没有人干预，其间还有不少人不断地鼓励他继续吞食药物，挑战自己——译者注)由于用药过量而在线死亡的人们，也会经历同样的困境。当布兰登的生命逐渐衰弱的时候，他的观众们感到奇怪，他是否在做戏呢?由于错误理解了相关线索，他们没有及时与警察联络(Nichols，2003)。
与房间充烟实验不同，上述每一个日常情境中都有他人处于急需之中。为了检验这样的情境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旁观者效应(J3ystander effect)，拉塔奈和朱迪斯·洛丁(1lodin，1969)设计了一个“遭难女士”实验。一名女研究者让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学生在一个房间里填写问卷．她自己从一个挂有门帘的房门进入里间办公室。4分钟后，外间的被试听到(用录音机播放)她爬上椅子取高处的纸张、然后尖叫、椅子倒下和她跌倒在地的声音．“噢，我的天啊，我的腿……我……我……不能动了”．她呜咽道， “噢……我的脚踝……我……不能把压在我身上的东西推开。”在2分钟的呻吟之后，她才能勉强走出办公室。
单独填答问卷的被试中．有。70％的人听到意外发生后，立即走进办公室或出去求救。2个陌生人一起答卷子时，只在40％的小组中有一个人去帮助。那些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也没做的人，显然认为这件事并不是紧急情况。
“只是轻微的扭伤”，有人说。“我不想让她觉得尴尬”．另一些人解释道。这又一次证明了旁观者效应。当了解到注意到紧急情况的人增加时。人们施予帮助的可能性变小。所以，对于受害者来说．处于人群中也许是不安全的。
人们的解释同样会影响他们对街头犯罪事件的反应。
肖特兰和斯特劳(S,holland＆Straw，1976)设计了一项研究，他们让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打架。结果发现，当女子大叫“走开，我不认识你”时。有65％的情况会有人帮助，但当她说“走开，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嫁给了你”时。
只有19％的情况会有人帮助。看起来被假设为夫妻间的冲突的话，就不会得到更多的关心，而陌生人之间的暴力会得到更多的干预行为。
塔库申和博丁格(1'akooshian&Bodinger．1982)提出，旁观者的解释也会影响他们对盗窃的反应。研究者在18个城市中安排实施了上百个汽车盗窃行为(用一个衣架伸进汽车，然后拿走值钱的东西如电视机、皮大衣等)．366 第三编社会关系
他们的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路人对这些行为发出疑问，甚至很多人注意到之后还站在一旁边看边笑，有的还提供帮助。有人显然把这些“盗贼”当成汽车的主人了。
确定责任
未能引起注意和产生误解．并不是旁观者效应的全部成因。塔库申和博丁格报告说．即使当“夜盗贼”是一个衣衫褴褛的14岁的男孩时，当两辆相邻的小汽车同时被撬开时．或者当旁观者看见撬车的人不是刚从车上走下来的汽车主人时，纽约人仍然还足不会干预这些事情。那么，在明显的紧急情境中，人们的这种反应又做何解释呢?那些看见和听到吉诺维斯求救的人虽然能正确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件，但邻居的灯光和窗边的侧影又告诉他们。
还有其他人注意到了这件事，这就分散了他们做出反应的责任。
很少会有人亲眼目睹谋杀案，但所有的人都会有当他人在场时，自己援助他人的反应会延迟的经历。与在乡村路上让站在路边等待搭车的人上车相比，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却更少为汽车抛描者提供帮助。为了解释在明显紧急的情况下旁观者不作为的现象．达利和拉塔奈(1968)模拟了吉诺维斯案。他们让纽约大学的学生用实验室中的联络设备，在隔开的房间里讨论大学生活中的问题。被试们通过设备讨论，并能通过设备听到求助者的呼救声。研究者告诉被试，没人看到他们，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连实解释相当重要。这个人是
贼还是被锁在自己的车外；
我们的答案将影响我们的
动。
验人员也不会偷听他们的谈话。在讨论正在进行的时佰研究者播放了一个人突然癫痫发作的声音，那人的说话．来越困难，预示病情越来越重，他在恳求帮助。
那些相信除自己外再没有其他人知情的被试．有85离开了他们的房间出手相助。那些认为除自己以外还有外4人听到了呼救声的人，只有31％去帮助。那些不做责任分散。当黛安娜王妃发生车祸时，在场的九名摄影师人人有手机，但只有一人打了电话，其他人都没有打电话报警。他的解释很一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打了电话。(Sancton，1997368 第三编社会关系
里约热内卢，巴西
维也纳，奥地利
哥本哈根．丹麦
上海，中国
布拉格，捷克共和国
斯德哥尔摩．瑞典
布达佩斯，匈牙利
特拉维夫，以色列
罗马，意大利
曼谷，泰国
索非亚，保加利亚
阿姆斯特丹，荷兰
纽约，美国
吉隆坡，马来西亚
0 20
助人者的百分比
40 60 80 100 失落的钢笔
0 20 40 60 80 100
掉落的杂志
过街的盲人
黼—嘲豳失落的钢笔__掉落的杂志 ?拶～“ 过街的盲人图12—6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陌生人提供帮助的差异为了比较不同城市和文化中帮助行为的差异，罗伯特·列文及其同事设置了一些“偶然”事件，诸如掉落钢笔，带着明显有伤的腿不方便地行走时掉落杂志，或者一个假装的盲人在路口等着过马路。结果发现，以捡起掉落的钢笔为例，里约热内卢人的帮助行为是纽约人或吉隆坡人的4倍。 (图中数据来自14个城市的样本。)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V．Levine(2003)，The kindness of stratagem．Amer／ean Sc／ent／st，91．226—233．一个悠闲的人，可能停下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一个有急事的人则会继续赶他的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当他正是要赶去演讲“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时也不例外，无意间正合了这个寓言的题中之义。 (事实上，有一些赶去演讲“善良的撒马利亚人”寓言的神学院学生径直地跨过了需要帮助的老人11
我们对这些学生的评论是否不公平呢?毕竟，他们是要赶去帮助研究者的．也许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责任规范．但却又陷入了两难境地——该向着研究者还是该向着那个老人?在另一个类似“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情境中，巴特森及其助手(1978)让40位堪萨斯大学的学生前往另一座楼参加实验。告诉一半被试说他们迟到了，告诉另一半被试说还有充足的时间。一半的被试认为自己的参与对实验者至关重要，另一半则认为无关紧要。结果是：那些时间充裕且认为自己的参与无关紧要的被试常会停下来提供帮助。那些认为自己的参与很重要．而又延误了时间的被试——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白兔一般——则很少有人会停下脚步去帮助别人。
难道我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些匆忙赶路的人是冷漠无情的吗?神学院的学生们注意到了老人的困境却有意地置之不理吗?不。匆匆忙忙中，他们根本就没有太留心周围的事情。为了按时到达。他们着急地、全神贯注地向前冲着，没有空暇注意到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常常观察到的那样，行为受情境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还要大。
相似性
因为相似性容易唤起喜欢(第11章)，而喜欢又会弓起帮助行为．因此我们更多地对那些跟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共情．也更乐于帮助他们(Miller·&others，2001)。相似性偏爱既包括外表。也包括信仰方面。艾姆斯韦勒及其同事(Emswiller&others，1971)让助手穿上保守的或另类的服装，然后向穿着“整齐的”或“嬉皮的”普度大学的学生求助，向他们要一枚硬币打个电话。结果发现，三分之二的被试帮助了与自己相像的求助者．而向与自己不相像的人提供帮助的比率还不到一半。同样地．在反对同性恋的时代，苏格兰的购物者对那些T恤上印有提倡同性恋口号的人，也不太愿意换零钱给他们(Gray＆others，1991)。
没有哪张面孔比我们对自己的面孔更熟悉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德布鲁因(I)eBruine．2002)的实验结果。研究者要求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University)的学生与另一名假想的同伴玩一种互动游戏，结果发现．被试对那些照片上看来具有某些自己特征的同伴更信任．也更慷慨(如图12—7)。我相信我自己。哪怕是与自己的生日相同、名字相同，甚至指纹相同都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帮助行为(Burger&others，2004)。
这种相似性偏爱也能延伸至全种族之间吗?20世纪7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了同种族偏爱的倾向(Benson＆others．19’16；Clark，1974；Franklin，1974；Gaertner‘，1973；Gaertner’&Bickman，197l；Sissons，1981)。
·另一些研究没有发现偏爱的倾向(I．：aertnher·，1975；I．emer＆Frank，1974；Wilson&Donnerstein，1979：Wispe＆Freshlev，1971)。
·还有一些研究——尤其是涉及面对面情境的研究——发现了帮助异族人的偏好倾向(I)utton，1971，1973；Dutton&I丑ke，1973；Katz＆others，1975)。
图12—7相似性导致合作
具有由被试的面孔(左)
和陌生人的面孔(右)组
合成的中间面孔的虚拟陌
生人，能够使被试对之更
为慷慨。
总结了六种动机。有一些帮助行为源于回报——希望加入一个群体，获得赞扬，寻求职业的提升，减少内疚感，学习技能或提高自尊等。另一些帮助行为则源于人们的宗教信仰或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对他人的关心。
对大学生和普通民众的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从事志愿者工作(诸如课外辅导员、救济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等)上花的时间更多(Benson&others，1980；Itansen＆others，1995；Penner’，2002)。
在12％被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1984．)称为有“高度精神信仰”的美国人当中．有46％的人称自己正在为穷人、病人和老人们做一些事情——这个比例远远高于那些“高度无信仰”的人中的比例(22％) (图12—8)。
随后的一个盖洛普调查(I：olasanto，1989)结果显示，把宗教评估为生活中“不太重要”的人中有28％，评估为“非常重要”的人中有50％报告参与了慈善和社会服务活动。另一个盖洛普调查发现．那些一年只去一次或更少去教堂的人中．只有37％的人把“对穷人的责任”评估为至少是“相当重要”，而那些每周都去教堂的人中，则有‘76％的人这么做(Wuthnow，1994)。
此外，利文森(Sam Levenson)的俏皮话——“奉献的时刻来到，有人却无端地逃掉”——极少适用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徒。1987年的一项盖洛普调查报告显示，自述四位牧师的无私无畏激发了这
幅“四位牧师的礼拜堂”的油
画创作。它现在悬挂于宾夕法
尼亚州Forge画廊。 ’
从不去基督教堂或犹太教堂的美国人会捐出他们收入的1．1％给慈善事业(Hodgkinson＆others，。1990)，而每周去教堂的人捐款的数额要2．5倍于此。这些常去教堂的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4％(也就是四分之一)，他们的慈善捐款比率却高达48％(总捐款的一半)，另外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捐献另一半。随后的1990和1992年的盖洛普调查。以及2001年的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调查也都确认了信仰和慈善事业的相关(Hodgkinson&Weitzman，1990，1992)。
“宗教是慈善之母。”
————Frank Emerson Andrews。
AtlRudes toward Giving，1 953
宗教信仰与有计划的帮助之间的联系能够扩展到其他公共组织吗?罗伯特·帕特南(Putnam，2000)分析了22类组织的全国调查数据，包括业余俱乐部、专业协会、自助团体和服务社。 “宗教团体的成员。”他报告道．“跟公民参与的多种形式有最紧密的联系，比如像投票、陪审团工作、社区方案、与邻居交谈以及慈善捐助等”
(p．67)。
小 结
不同的情境影响因素抑制或鼓励了利他主义。紧急事件中随着旁观者数目的增加。每一位旁观者将(1)更少注意这个事件， (2)更少将其解释为紧急事件，以及(3)更少感到责任。
人们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去帮助呢? (1)观察到其他人的帮助行为之后； (2)时间不太紧的时候。个人因素，如心境也有影响。
与潜在的情境因素和心境因素不同．人格测验分数对助人性只有中度的预测力。但是。最新的证据表明，一部分人能够持久地比其他人更乐于帮助。并且人格特征和性别的效应可能取决于情境。宗教信仰能够预测长期的利他主义．如志愿者工作和慈善捐献。
如何增加帮助行为
我们能否通过把那些抑制帮助的因素反过来用以增加帮助呢?或者我们教化帮助的社会规范，通过社会化使人们自视为乐于助人的人。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人类行为，从而提出改善行为的方案。因此我们想知道，应该怎样利用研圈12—8宗教信仰和长期的
利他主义
被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up。1984)称为有“高度
精神信仰”的人更可能对需要
帮助的人提供帮助。
资料来源：Simplified from An．derson，Deuser，and DeNeve，
1995．
究所得的知识来增进帮助行为。
去除对帮助的抑制
促进利他主义的一种方法就是把那些抑制它的因素反过来。既然那些匆忙的、关注自我的人们较少去帮助，那么我们能否想出办法来，鼓励他们放慢脚步并将注意力转向外部呢?如果他人的在场削弱了每个旁观者的责任感，我们又怎样来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呢?
减少模糊性．提高责任感
如果拉塔奈和达利的决策树(图12—4)描述了旁观者面临的两难选择，那么帮助人们正确地解释事件和确认责任就应当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性。比克曼及其同事(Bickman&others，1975，1977，1979)在一系列关于犯罪检举的实验中检验了这一假设。每个实验中，研究者让超市或书店的购物者目击一次商店偷窃行为。其中一些目击者曾看到过有关警惕商店偷窃并说明怎样检举的标志，但结果发现，这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另一些目击者能听到一名旁观者对事件的解释： “哎，看她。她在偷东西，她把那个放进了她的包里。”(这名旁观者随后离开去寻找他的孩子。)还有一些人听到他继续说着．“我们看见了，我们应该去报告。我们有责任。”研究发现，后两种安排都显著地增加了购物者对偷窃行为的检第三编社会关系
找出答案．他和薛德尔让一名募捐者接近一些郊区居民。
当募捐者说“我在为美国抗癌组织募集资金”。有29％的人平均每人捐献了1．44美元。当募捐者补充说“哪怕一便士也是帮助”时，有50％的人平均捐献了1．54美元。
詹姆斯·韦恩特(James Weyant．1984)重复了这一实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哪怕一便士也是帮助”这句话．使捐助者从39％增加到了57％。当6 000人收到美国抗癌组织的募捐信时，那些被请求捐献较少数量的人更可能捐助，并且给出的数量平均而言并未减少(Weyant＆Smith，1987)。若遇到的是先前捐献过的人时，那么更大的请求(附带理由)就会引起更多的捐助(1)oob＆McI．．aughlin。1989)。但是对于挨户访问的募捐，请求小金额的捐助则更可能成功，因为这使人们不好拒绝，而且又使他们有机会维护利他的自我形象。
贴上乐于助人的标签也能加强人们乐于助人的自我形象。罗伯特·克劳特(Kraut，1973)对一部分参加慈善捐助的康涅狄格的妇女说： “你真是一个慷慨的人。”两周后．这些妇女比那些没有被贴上标签的妇女更可能为另一个慈善团体捐助。
利他主义的社会化
留面子技巧
资料来源：Reprinted with spe-
cial pe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e
如果我们能够习得利他主义，那么该如何教化而使它社会化呢?这里有四种方法(图12—9)。
教化道德包容
对于那些纳粹欧洲时救助犹太人的人、美国反奴隶运动的领袖，以及巡回义诊的传教士们而言，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把那些区别于自己的其他人都看做是一样的人类，以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和正义准则来对待他们。这些人们在道德上具有包容性。正如一位妇女所做的．她为了救助一名藏匿的犹太孕妇而假装怀孕——这样她就把即将降临人世的犹太孩子看做是自己的孩子。
道德排除(moral exclusion)——将某些人(或动物)排除于自己的道德关怀之外——则起相反的作用。从歧视到灭绝性的大屠杀，它令所有的伤害性行为都变得合理(Opotow，1990；Staub，待发表；Tyler&L,ind，1990)。
人们认为，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人或该受排挤的人(被排除于关怀之外的动物也是如此)，剥夺和残忍就会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适当的。纳粹就是将犹太人排除于他们的道图12—9增加帮助行为的常用方法
378 第三编社会关系
“孩子们可以从描述利他、友善、自我控制的行为模式的电视节目中学到这些行为。”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卜leaffh，Television and Behavior。．1 982把帮助行为归因于利他主义动机
另一条利他主义社会化的线索来自第4章提到的被叫作“过度辩护效应”(over justification effect)的研究：当对一种行为给予超过适度的反馈时。个体可能会将行为归因为奖励这一外部反馈而非内部动机。因而奖励人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反而会削弱其内在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一原理积极地表述为：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必要时应戒除收买与威胁)，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助手(1978，1979)实践了“过度辩护效应”。在几个实验中．他们发现，堪萨斯大学的学生在没有报酬也没有潜在社会压力的条件下，如果答应帮助别人的话，会产生最强的无私感。当有报酬或者社会压田
力存在时，他们实施帮助行为之后产生的无私感较弱。
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引导学生将帮助行为归因为顺从(“我想我们的确别无选择”)或同情(“这个人真的需要帮助”)。随后，当请求学生们拿出时间参与当地的一个服务机构时．认为自己先前的帮助行为仅仅是顺从的学生中，有25％的人报名；而认为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学生中．有60％的人报名。这是为什么呢?当人们疑惑“我为什么帮助?”的时候．如果情境能让他们这样回答： “因为有人需要帮助，而我又足个有爱心、乐于奉献和乐于帮助的人。”那结果是最好不过的。
虽然把奖赏用作控制性的收买时会破坏内在动机，但是一个意外的褒扬却能令人感到胜任和有价值。如果乔瑟琳被强迫： “如果你收起你的怯懦去献血，我们就能凭最多的捐献得到互助奖了。”那么，他不太可能将自己的献血归因为利他主义。而乔瑟琳被赞扬： “你这周忙成这样，还抽出一个钟头来献血真不容易。”她则更可能怀着无私的自我形象离开——从而还会再次捐献(】?iliavin&others，1982；‘Thomas＆Batson，198 l；‘thomas&others，1981)。
仁慈和邪恶一样，通常都是逐步发展而成的。救助犹太人的异教徒常常也是开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承诺——藏匿某人一天或两天。当迈出这一步之后。他们就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了，他们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帮助别人的人。随后．他们会更热情地投入到这种帮助之中。奥斯卡·辛德勒在接手一家被充公的犹太工厂后，开始为给他带来可观利润的犹太工人们傲点小事。
渐渐地，为了保护他们，他冒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他通过抗争得到在工厂旁边为工人修建住所的许可。他救出被捕的犹太人让他们与爱人团聚。最后。随着苏军的挺进，他假称要在家乡新建一个工厂，需要带走他所有的“熟练工人”，从而救了l 200名犹太人。
其他人，如劳尔·沃伦伯格。开始时也只是答应一个人的请求而伸出了援手，但后来多次冒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人。沃伦伯格是驻匈牙利的瑞典大使．他保护了成千上万名匈牙利的犹太入免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其中一个获救者的身份证显示他就是当时六岁的艾尔文·斯托布，斯托布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正是那段经历使他决定以此为毕生事业：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犯下罪恶，有些人会袖手旁观，丽有些人会无私援助。
慕尼黑，1948。奥斯卡·辛德勒和一些二战时他从纳粹手中救出的犹太人。
资料来源：脚p叩砸＆Kren，1993。
第12章利他：帮助他人379
为了使人们在大多数人都不会帮助的情境下实施帮助行为，也可以通过引出他们暂时性的积极承诺，从而使其得出自己乐于助人的结论，而更倾向于提供帮助。西奥菲和加纳（Delia Cioffi & Randy Garner，1998)发现，如果先给大学生发个号召献血的电子邮件，一周后把献血车开到校园中，那么收到电子邮件通知的学生只有5%的人对献血车做出了回应。研究者要求另一些学生接到献血通知时，“如果你认为你可能去献血的话”，便回复一个“是”。结果，这些人中有29%的人作了回复，但实际去献血的只有8%。研究者要求第三组被试在接到献血通知时,如果不打算献血就回复一个“不”。结果有71%的人没有回复，这相当于暗示着有可能献血。现在把你想像成第三组被试中的一员，你没有说不，也许是因为你毕竟觉得自己是个有同情心的人，所以没准你还会去献血呢。这样的想法可能使你在随后一周更容易被校园海报和传单的宣传所说服。事实正是这样，这组被试中有12%的人后来献了血，高于通常比率的两倍。
在多林斯基（Dariusz Dolinski，2000)的实验中，也有把自己推断成乐于助人的人的情节。研究者在波兰的Wroclaw街道上，拦住行人询问根本就不存在的“Zubrzy-
ckiego街”在哪儿，或者问一个错误的地址。研究发现，被询问的每个人都试图帮助却又无能为力。就在前方100米处，有另一个人请求行人花五分钟时间帮忙看管他们的重物或自行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答应帮忙了，这个数字是那些没有获得试图帮助机会的人所给予帮助的两倍。在更大范围内说，把“服务学习”和志愿者计划编入学校的课程，提髙了日后的公民参与、社会责任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Andersen，1998； Putnam, 2000) 0 态度紧随行为。助人行动能够促进把自己看做是“富有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人”的自我知觉，而这种自我知觉又反过来促进了进一步的帮助行为。
习得的利他主义
研究者还发现了一条推进利他主义的途径，这给了本章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尾。有些社会心理学家担忧，随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逐渐为人所知，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使这些发现失去了应有的效果（Gergen,1982)。了解了抑制利他主义的因素就会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吗？有时候，这种“启迪”并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阿瑟.比曼及其同事（Arthur Beaman & others, 1978)对蒙大拿大学学生的实验表明，人们一且了解了为什么旁观者在场会抑制帮助，他们在群体情境下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研究者在演讲中，告诉一部分学生，旁观者的冷漠如何影响个体对突发事件的解释以及责任感。另一部分学生则听一个别的演讲或者没听任何演讲。两周之后，作为在另一地点的另一个实验的一部分，被试（与一个冷漠的合作研究者）一道走着，路上遇见一个人摔倒或者队在自行车底下。结果发现，那些没有听有关帮助内容演讲的人只有四分之一停下来实施帮助行为，而接受了 “启迪”
的人实施帮助的则两倍于此。
读了这章之后，你可能也已改变。当你了解了什么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反应之后，你的态度和行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
小结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增加助人性。首先，我们可以把那些抑制帮助的因素反过来。我们可以采取步骤来减少突发事件的模糊性，产生个体化的吸引力，并增加旁观者的责任感。我们甚至可以采用申斥或留面子技巧来激起人们的内疚感或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其次，我们可以教化利他主义。关于电视中亲社会的持样形象的研究，已经显示了媒体在教化积极行为上的力量。观看帮助行为的孩子们也倾向于做出帮助行为。
如果我们想诱导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我们还应当记住过度辩护效应：强制行善常常会减少行善者对善行的自发之爱。如果我们给决定做好亊的人提供足够的奖励，但又不过分的话，做好事的人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利他动机，从而会更乐于帮助。对于利他主义的学习，如你刚刚所做的，也会使人们作好准备，更好地知觉他人的需要并进行反应。 ，
个人后记：让社会心理学走进生活我们这些研究、讲授社会心理学，并写作社会心理学文章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相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它研究人类的重要现象。学习社会心理学可以开拓我们的思维，帮助我们带着更高的自觉和同情心去生活和行动，至少我们假定如此。
当现在的和以前的学生们用社会心理学如何跟他们的生活相联系的故事证实我们的假定时，那种感觉实在是太 380第三编社会关系好了。就在我写下最后一段之前，一位现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以前的学生来访。她提起最近的一次经历：一名男子不省人事地躺在人行道上，旁边的行人纷纷走过。“这让我回想起了社会心理学课程，还有此情此景下人们为什么无动于衷的原因。我想道：‘如果我也走过去了，谁来帮助他呢？’”于是，她拨了急救电话并陪着那个倒在地上的人一其他旁观者也加入进来了——直到救护车到来。
你的观点是什么
过去的一周里，你曾注意到有人需要帮助吗？你，或者其他人是否帮助了他？如果他获得了帮助，那么是什么促成了帮助行为呢？你认识到了由帮助所带来的回报吗?
其他旁观者有何影响？时间压力的影响如何？人格特征的影响如何？
mBh 联系社会
一 这章作为对利他主义探索的一部分，我们介绍了达利关于旁观者效应的经典研究。在前面有关偏见(第9章）的章节中，我们还介绍了达利关于刻板印象如何微妙地使我们对个体的评价带有偏见的研究工作。为什么他人的在场就抑制了人们的帮助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