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難的行軍」時期的外交

第二章
「苦難的行軍」時期的外交 北韓外交官走私香菸照片被公諸於世

經歷了事前教育和出國準備，和家人抵達丹麥哥本哈根是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亡命到韓國後，有部分報導說我在丹麥研修金正日的一號口譯課程，然而這並非事實。似乎是將比我早在丹麥擔任書記官，之後負責金日成丹麥口譯的河信國（하신국）搞混了。河信國英文流暢，也曾在英國工作。

來到丹麥沒多久，駐瑞典的北韓大使館就闖禍了。當時瑞典大使館有大使金興林、參事韓昌業（한창엽）、全德燦（전덕찬）、書記官、編譯員（解暗號的要員）、武全秀（무전수）等人。那一陣子，發生了書記官和編譯員在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被逮捕的事件，事件經過如下。

他們搭乘轎車，登上客輪，前往愛沙尼亞塔林港。在當地大量購買香菸裝進轎車後，再次透過客輪返回瑞典的途中被檢舉。換句話是走私事件被揭發，這是因為長期從事非法活動才會露出馬腳。

此時北韓正面臨了「苦難的行軍」。已經幾個月沒有發放外交官的薪水。金興林大使出面說：「祖國如此艱難，我們不能向祖國伸手。我們自己想辦法『賺外匯』經營大使館，維修設施。」他身為瑞典專家，在平壤時也是我的直屬上司。擔任外務省局長時，也不是安坐在位置上的個性，對他來說，沒有不可能的事。

金興林大使眼見瑞典的香菸價格昂貴，從波羅的海附近國家走私便宜香菸，交給瑞典走私組織。從一九九五年底到隔年初為止，幾乎每個月到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載香菸回來，賺了數萬美金，用那些錢維修老舊的大使館建築物，平均分給外交官們充當生活費。總之，大使館建築物會自行維修，這是猶如奇蹟般的事件。

對於金興林而言，這是賭上外交官生命的「北韓式愛國精神」。外務省向全世界代表部傳送致賀電報，表示，「要跟隨和學習瑞典代表部自力更生的精神。」名義上是「自力更生」、「鼓勵忠誠心」，實際上是即使觸法，也要維持大使館本身生存的莫名壓力。從事非法行為若被逮到，是本人的責任，要是沒被逮到，那對本人好，對國家也很好。

問題是駐瑞典北韓大使館的把柄太明顯了。瑞典早就在觀察北韓大使館的舉動，有幾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後似乎認為太過火了，才下令阻止北韓大使館的走私。然而是外交特權的北韓外交官無法任意管制，瑞典情報機構於是決定在和北韓無外交關係的愛沙尼亞展開行動。而北韓大使館成員們經常造訪的立陶宛、拉脫維亞，也是北韓的建交國。

瑞典情報機構已事先提供情報給愛沙尼亞。北韓大使館的書記官和編譯員在愛沙尼亞塔林港將車開上船的那一刻，當地海關當局和警察就立刻蜂擁而上。無法行使外交官的免責特權，只能無力地被逮捕。他們強制要求北韓外交官們下車，打開轎車後車廂，開啟香菸箱。這個場面，被早已收到情報，在場等待的攝影記者拍下，向全世界公開。

因逮捕、流放、徒刑，成為焦點的北韓駐瑞典大使館

被逮捕的北韓外交官們，香菸被沒收扣押，在一天之內就從愛沙尼亞被驅逐出境，返回瑞典。瑞典之前也發生了好幾次和北韓外交官有關的事件。一九七六年，北韓駐瑞典大使吉在京因毒品走私事件被驅逐；一九九二年，駐捷克北韓大使館參事金亨九（김형구）持毒品和偽造護照進入瑞典被逮捕並處以徒刑。瑞典政府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將金興林大使、韓昌業參事等為首的大部分外交官都驅逐了。大使館內只留下不曾參與香菸走私的全德燦參事和武全秀。全德燦參事從平壤派遣過來還不到一個月，武全秀則因為持有外交護照無法參與走私行動。

金興林大使在那之後曾任義大利大使，再轉任外務省經濟局長，最後死於胃癌。韓昌業是金日成、金正日的瑞典語第一號口譯，也是張成澤姪子的女婿。身為外交官，可說是前途不可限量，卻由於走私事件調離外務省，擔任人民武力部對外事業局指導員。之後他擔任駐古巴武官，看似再度走向出人頭地之路，然而後來卻和張成澤的大姨子一起被送進收容所，至今仍不知道他的生死。

留在北韓駐瑞典大使館的外交官，只剩下全德燦參事。由於他主修挪威語，英文能力不太好，因此發布命令，要身在北韓駐丹麥大使館的我前往瑞典，派遣新成員到北韓駐瑞典大使館前協助業務。和家人離開丹麥前往瑞典，是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北韓外交官們也是在那個月被驅逐出境的。

我抵達瑞典幾天後，瑞典的朝鮮親善協會委員長林斯特蘭造訪北韓大使館，這樣說道，「瑞典媒體每天都報導北韓外交官香菸走私事件，我實在是忍無可忍，所以才來這一趟。瑞典政府操作走私事件，展開反共和國（反北韓）攻勢。我要以瑞典朝鮮親善協會的名義立刻阻止，並寄出抗議信件，也要在媒體發表相關聲明。我女兒每天一邊看電視一邊哭。為什麼瑞典要不斷譴責那麼善良的北韓，讓人非常難過。」

他要求我，「以北韓大使館的名義否認『香菸走私事件』。」當時我的心情錯綜複雜，爆發走私事件後，北韓駐瑞典大使館被禁止和媒體有任何接觸，堅持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立場。若是依他的要求，否認瑞典政府的主張，那有可能會爆發更多相關的事件資料。

於是我這樣回應他，「香菸走私那是事實。美國對朝鮮的制裁壓迫措施達到極限，目前祖國苦難的行軍正在進行中，實際上也無法支付大使館經營的費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只能不擇手段存活下去。希望您能從這個層面來理解。現在不該和瑞典政府戰鬥，而是應該忽視和等待。革命經常有上升期和退潮期，目前可視為革命的退潮期。然而我們馬上就會克服難關，再次以東方的社會主義堡壘活下去。」

聽完我的話，他不得不承認北韓外交官們確實走私香菸，對於革命的上升期和退潮期也表示認同，說會向瑞典政府發表抗議聲明。和他面談後，我認為不管北韓做什麼，用美國的「對朝鮮敵對政策」來合理化是最有效的。

因偽造護照，張成澤於挪威被逮捕

那是來到瑞典不久後發生的事。全德燦參事表示要一起做一些工作，於是就換上作業服。搭車搭了十五分鐘左右，來到一棟兩層樓的庭園住宅。住宅規模並不大。全德燦說要打掃房子內外。

我問他這是誰的房子，他這樣回答，「你在這裡看到的事，千萬不要對任何人洩漏。不然你和我可就完蛋了。這裡是張成澤和金敬姬註25同志女兒張金松的房子。張金松在這裡就讀中學。現在是暑假期間，她還在平壤，八月底開學前就會回來了。在那之前，我們一星期來打掃一次，修剪庭院的草地。張金松回來後，也會經常來大使館，見面時要腰彎腰打招呼，需要稱呼她時，一定要稱呼為『大將同志』。」

當下，我才想起張成澤在挪威被逮捕的事件。

那要回溯到五年前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當時在平壤外務省工作，金興林局長說有重要的面談，叫我做好準備。上午九點左右，金興林局長和我一起到外務省面談室，和瑞典駐平壤臨時代理大使見個面。他說的話令人非常震驚。

「有名持偽造護照滯留的北韓人，昨天晚上在挪威奧斯陸被警察逮捕了。這個人堅稱自己是金正日的妹夫張成澤，要求通知北韓外務省自己被羈押的事。」

根據瑞典臨時代理大使的話，是挪威當局要求的。北歐國家當中，在平壤設有大使館的國家只有瑞典。

「依他們（挪威）的判斷，應該是張成澤沒錯。然而北韓高階人士持偽造護照進入挪威，這件事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要求將北韓駐瑞典大使前往挪威，確認是否是張成澤。還有持有偽造護照屬於刑事犯罪，要轉告北韓當局。」

我翻譯臨時代理大使的話，同時覺得這件事也未免太荒謬了。是有人使用偽造護照被抓，自稱是張成澤同志嗎？張成澤同志為什麼要到遙遠的挪威？我對臨時代理大使的話感到難以置信。

通常在北韓發生這種丟臉的事，當外國大使要求確認時，會立即回答「無法確認這種事」，並立即否認。然而金興林局長的答案讓我很訝異。局長說：「我會去確認。不過在確認之前，請挪威政府不要向媒體公開這件事，請務必轉達。」瑞典臨時代理大使交代說這是緊急問題，督促務必盡早確認後，就回去了。

面談結束後，局長特別叮嚀要徹底保密，隨即奔向姜錫柱第一副相的房間。不久後，局長回來吩咐我，「迅速準備要向將軍大人報告的文件。」那是外務省還沒有電腦的時期，在最終裁決批下來之前，所有文件都以手寫製作。手寫文件依呈送至局長、副相、姜錫柱第一副相、金永南外交部長的各階段不斷進行修正作業。外交部長最後簽名過，才將打字的文件傳真上呈給金正日。

依循這流程，向金正日提出張成澤逮捕事件的最終文件。然而金正日似乎向姜錫柱第一副相下了什麼指示，不到幾個鐘頭，再次約見瑞典臨時代理大使。

局長告知臨時代理大使的內容是，「在挪威被羈押的人是張成澤沒錯。請挪威政府不要向媒體公開，立即釋放張成澤。倘若挪威公開此事實，或是判他為刑事犯罪，南朝鮮和美國等敵對勢力就會利用這件事作為反共和國宣傳，那麼朝鮮半島情勢則會朝著無法挽回的方向惡化。希望挪威政府從保障朝鮮半島的和平的角度來解決此事件。」

張成澤的女兒自殺

瑞典臨時代理大使立即將這些話通知挪威政府。那天下午，北韓駐瑞典大使全永進（전영진）以「大使親傳」送來的電報抵達平壤。他是張成澤的姊夫。在北韓，「大使親傳」的用法，是指只有大使才知道內容，直接報告的意思。

全永進的電報，報告了後續事宜。內容是收到挪威奧斯陸警察署「張XX被羈押」的訊息，出發前往當地。

若想從北韓駐瑞典大使館送電報到平壤，幾乎得花一天的時間。要使用短波無線電收發報機，中間要經過北韓駐莫斯科大使館，彼此也需要配合收發時間。

在這段期間，瑞典駐平壤臨時代理大使打了幾通電話掌握事件，並指示相關措施。從海外公館和外務省之間的電報往來，可充分得知這個時期北韓的系統相當落後。

隔天瑞典臨時代理大使通知外務省，「挪威政府認為，該事件是符合刑事犯罪的項目，不過慎重接受了北韓政府的要求，不公開事件，將張成澤交給抵達當地的北韓駐瑞典大使。」當時我不了解張成澤為何前往挪威，而得知他被逮捕的事，為什麼金興林一點都不驚訝。

直到來打掃張金松的瑞典田園住宅時，才解開長期以來藏在我心中的疑惑。張成澤是為了見女兒張金松來到瑞典。雖然想去挪威觀光，但北韓並沒有挪威大使館，無法在事前申請簽證，因此才使用了偽造護照。這樣推論後，逐漸拼湊出事情的真相。

張金松的房子，一週要打掃一次。到八月底，接近開學了，張金松卻沒出現，只有警衛員獨自來到瑞典。警衛員前往張金松就讀的學校，通知「張金松因故無法上學」，也在銀行處理了相關帳戶。由於全德燦參事英文不好，每當此時就由我協助翻譯。

打掃張金松的房子將近兩個月，甚至幫忙處理善後，我的心情五味雜陳。輾轉得知金正日的子女們在瑞士讀書，甚至還知道連張成澤的女兒都過著留學生活。想起我為了帶大兒子出國，可是徹底大鬧了一場。可是對於金氏父子和他的親戚而言，這些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卻要像戰爭般歷經千辛萬苦。想到這些，我就心有戚戚焉。金日成交代外交官子女們必須在祖國接受初等教育，金日成卻把自己的子女們全送往外國念書，這實在太令人感慨了。不過這樣的反抗心並沒有持續太久。

九月初，瑞典語專家崔春永（최춘영）被任命為參事，來到瑞典。我返回丹麥，之後輾轉聽說張金松的消息。張金松最後並未返回瑞典。由於北韓駐瑞典大使館的香菸走私事件，當地的人對北韓人的印象很差，因而轉學到法國。在瑞典生活時，張金松以大使館人員子女的身分登記，就讀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學校，有一名警衛員和一名女廚師照顧，聽說偶爾會來訪上下學時會經過的大使館。有時會拿家裡廚師製作的蕎麥冷麵來大使館。金敬姬和張成澤則會輪流來瑞典探望女兒。雖然是我來之前的事，但聽說北韓大使和成員們似乎因此吃不少苦。金正日的外甥女、妹妹、妹夫三不五時出現，光用想的也知道有多麻煩。

張金松於二○○六年在法國巴黎自殺了。二○○九年金正恩初次登場時，並沒有公開名字大家被指示稱呼他「大將同志」。我聽到大將同志的瞬間，想起全德燦參事說要稱呼張金松為大將同志。金正日家門的子女們，似乎一律要稱呼為「大將」。

最近我閱讀了李韓永寫的《皇室家族》這本書。李韓永是和金正日生下金正男的成蕙琳註26的外甥。本書描寫了金正男註27的幼兒時期。每當金正男生日時，金正日都會讓他穿上軍服。剛開始是有大將階級章的軍服，隔一年生日是元帥服，再隔一年則是大元帥服。身邊的人看到穿軍服的小金正男，都要稱呼他為「元帥」、「大元帥」。

剛開始，我對於要稱呼仍是中學生的張金松「大將同志」覺得很荒謬。然而身邊的同事都稱呼大將同志，大使館人員子女們稱呼「大將姊姊」，後來也都習慣了，因此我也自然而然習慣大將同志這個稱號。

為取得糧食援助東奔西走的日子

那是北韓有多到數不清的人民因飢餓所苦的時期。聽說鄉下有數十萬人餓死。

然而丹麥是相當平穩又富裕的國家，令人稱羨。教育和健保都由國家管理，幾乎等同於免費教育、免費醫療。找不到我學習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貧益貧，富益富的現象。在北韓被視為重大財產的腳踏車，在丹麥市區居然可以免費租借。

我曾每天陪同外國代表團造訪北韓各個地區，深刻感受到強烈的對比。北韓居民們正在苦難的行軍階段，我卻在丹麥這個豐饒的國家衣食無憂，為此還萌生了罪惡感。

此時北韓展開了活躍的對美外交。一九九四年九月朝美核框架協議之後，柯林頓政府的對朝軟着陸政策穩定下來。協助北韓克服經濟難關的並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從一九九六年初起，美國支援的糧食紛紛開始抵達。北韓的外交目的轉換為盡可能取得「實際利益」，解決目前面臨的經濟難關，等於是展開了社會主義守護戰。平壤也每天都指示北韓的所有海外公館寄送糧食。

我身為三等書記官，從抵達丹麥的第一天，就和大使李泰均（이태균）一起進行「糧食工作」。前去拜訪丹麥外務省亞洲局、國際協力局、紅十字民間慈善團體等，要求支援糧食。北韓外務省指示，祖國正處於「苦難的行軍」時期，所有外交官都必須拚命將米糧和醫藥品運送回祖國。

丹麥北韓大使館猛烈的展開「糧食工作活動」。似乎真的很認真，丹麥外務部亞洲局長甚至還對李泰均大使說：「駐哥本哈根的外交團中，北韓大使館最認真活動。」

歸功於此，九月時，丹麥開發協助商尼爾森聯絡李泰均大使要見面。

尼爾森見了大使後這樣說道，「我對北韓大使館的活動抱持極高的評價。丹麥政府決定透過世界糧食計畫，提供北韓相當於一百萬美金的糧食。未來也會每年透過國際機構，加入對北韓的糧食協助。」

聽到這句話的瞬間，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大使的眼眶也充滿了淚水。看到我們眼眶泛淚的開發商，久久無法言語，他接著給予祝福，說相信北韓一定會克服目前的難關。回到大使館，我們齊聲高呼萬歲。雖然曾有透過國際機構，從部分國家得到些許糧食支援的案例，然而不曾像丹麥這樣，一次支援一百萬美金的糧食。我眼中浮現了得知會取得糧食，歡欣鼓舞的北韓人民的模樣。

人民正在餓死，代表團卻替金正日購物

立即向平壤報告了這項消息。一天內，就傳來了對大使館的活動表達高度評價的電報，並向駐各國的大使館傳達批示電報，「要像丹麥北韓大使和成員們一樣，發揮高度忠誠心，在祖國經歷苦難的此時，以實際績效報答。」

在丹麥投入「糧食工作」的一九九六年九月，爆發了江陵潛艇滲透事件註28。丹麥媒體到十一月初為止，連日報導韓國軍方的討伐作戰。引用首爾發出的報導，指出北韓有幾名武裝共匪自殺，有幾名逃走，丹麥外務省召喚李泰均大使，表達強烈抗議。北韓大使館對於武裝共匪滲透，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能讓人對於韓半島分裂的特殊情況印象深刻。我暗自擔心丹麥方面會中斷糧食支援，但外交家卻有了預期之外的反應。

「看到拚命求送糧食的北韓，本來以為北韓撐不了多久。我們之間在背後曾這樣談論。然而看到北韓要員到死都不願降伏，甚至不惜自我了結性命，看來北韓距離崩壞仍然很遙遠。」

左翼人士還說：「世界上真正的軍隊只有北韓軍隊。相較於你們，韓國軍不是軍隊。」每當此時，我想起死去的潛艇要員們，雖然心痛不已，卻能驕傲地挺起胸膛。江陵潛艇滲透事件，雖然是向世界展示北韓始終不變的對南敵化策略的案例，然而也有展現北韓軍隊強大精神力的層面。對於抑制北韓的早期崩壞說，具有相當的作用。

和北韓大使館擔心的恰巧相反，幸好和丹麥的關係順利延續，也持續得到糧食支援。之後我們趁勝追擊，和非政府組織接觸，從丹麥紅十字、國際明愛等處，一年取得將近數十萬美元的糧食協助。

由於我們的活動，對於能夠寄送糧食給祖國飢餓的人民，感到相當有成就感。在我心中卻對北韓體制產生了自責。外交官們為了將糧食送回祖國，不停東奔西走，反之，來自平壤的採購代表團，只關心要朝貢給金氏家族的事物。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只是遵照金正日的指示罷了。

有一次有代表團來，要為銀谷農場採購牛隻和牛精子。銀谷農場，是供應金氏家族牛肉和乳製品的牧場。還有代表團來，採購要鋪在錦繡山紀念宮殿地板的木磚。甚至還有代表團，是來採購金日成去世三周年追悼活動後，幹部們要飲用的丹麥生啤酒。

這些都是和改善人民們糧食情況完全無關的事。

由於成員中只有我會英文口譯，每次平壤有採購代表團前來時，就要負責支援。我就不用說了，連大使館的其他成員都覺得很煩。有幾位同事明白地表示不滿，酒酣耳熱之際說祖國的人民都快餓死了，到底是在做什麼。表面上擔心人民和軍人們的生活，然而金正日只顧著自己一家人吃得好過得好，連黨幹部們也沒有太大差別。

黃長燁註29脫北，從「被南朝鮮綁架」突變為「卑鄙的人」

由於對金正日和北韓體制的自責感加深，一九九七年二月，黃長燁先生向駐北京韓國總領事官申請流亡。國際媒體進行相關報導，然而到當時為止，我都還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黃長燁是北韓主體思想的創始人，他的流亡代表了主體思想的流亡。

向北韓大使館確認消息是否屬實的電話接連不斷響起。大使館根據平壤的指示，辯解是被韓國情報機構綁架，還警告說若不立刻釋放黃長燁，將導致嚴重後果。大使館氣氛相當沉痛，大使指示立即召集會議。

「在南朝鮮魁儡們的煽動下離經叛道。丹麥政府當然要動員左翼團體，展開救出黃長燁同志的作戰。」

大使緊急和丹麥外務省副相見面。他要求丹麥政府發表聲明，譴責南朝鮮魁儡的綁架行為。我則前去拜會左翼政黨，請他們發表譴責聲明或是寫信。

幾天後，北韓駐法國代表部打電話來。說傳真送了重要文件過來，並說從現在起中止黃長燁釋放運動。由於是本局的指示，大家都集合在傳真機前面。

「黃長燁背叛革命，站在敵人的那一邊，從現在起，中止釋放運動，將所有對外活動的重心放在『卑鄙的人啊，要走就走』。」

大使讀完指示文後，無力地癱坐在座位上。對我而言是個令我難以忘懷的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幾天後平壤中央黨聯絡。指示立即召開黨會議，向祖國報告所有黨員們的決議。會議的主題是「卑鄙的人啊，要走就走。我們會守護著紅旗」。在大使館內召開黨會議，所有黨員們都激動地責備黃長燁。會議的結論也是「雖然黃長燁離開了，我們會堅守紅旗到最後」。

我在黨會議中高談闊論，然而回到家中我思考了良久。只要是北韓人，沒有人不知道黃長燁先生創造了主體思想。如今創造體制基礎的人卻脫北了，這對北韓菁英階級造成的影響相當大。在外務省工作，我曾經和黃長燁先生見過數次面，我很清楚他的為人。西歐政黨代表團造訪平壤，與黃長燁祕書會面時，我曾擔任過幾次口譯。

他明理且有邏輯，也懂得關懷別人。用餐期間接見時，他會讓口譯先吃飯，直到用餐完畢，並取得外國人的諒解。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大好人，這和為了自我宣傳做了許多活動，也不管口譯有沒有吃飯的其他幹部們有天壤之別。

來到韓國後，我得知黃先生不在首爾顯忠院註30，而是安葬於大田顯忠院註31，心想總有一天要將他遷至首爾顯忠院，這是出於我個人的想法。也希望統一之後，在平壤打造為了北韓民主化鬥爭的先烈墳墓，並供奉黃先生。

黃先生的脫北，在北韓又引起了一次肅清風暴。在萬景臺區域的主體思想研究所解散，建築物移交給軍隊。那裡的大多數人被帶往收容所。得以倖免不受牽連的，只有金日成家族的金昌主（김창주）副總理的兒子等這些高階人士的子女。金正日批評，主體思想研究所合併學術研究和對外事務是個錯誤。他說，「對外事務是和美國、南朝鮮魁儡們的激烈鬥爭，學術團體主體思想研究所還進行主體思想的對外宣傳普及，黃長燁才能為所欲為。」並指示，「未來主體思想的對外普及事務，由有對敵鬥爭經驗和覺醒的外務省負責，學術研究則由社會科學院負責。」根據他的指示，目前主體思想有關的對外普及業務，由外務省七局（對外宣傳局）負責，學術研究則由社會科學院負責。

賣給瑞士一二○噸北韓郵票

我記得那是在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央黨宣傳煽動部下了指示，「朝鮮郵票社社長即將前往丹麥，要盡力支援他。」不久後，朝鮮郵票社社長來到北韓駐丹麥大使館，是位六十多歲的斯文人士。他在黨中央委員會宣傳煽動部擔任出版指導課長數十年，才剛當上社長。

社長抵達北韓大使館的隔天，清晨六點就起床，他獨自清掃大使館庭院，甚至還清洗了我慣用的車。我拜託他別這麼做，然而他卻非常堅持。這就是北韓常見的「中央黨工人」的模範。

朝鮮郵票社的主要業務，是將郵票賣到海外賺取外匯，扮演直屬上級機關外國語出版社「錢流」作用的角色。外國語出版社是黨宣傳煽動部的旗下機關，以外文出版介紹主體思想的資料。外國語出版社印刷郵票，由朝鮮郵票社販賣，建立這種體制的正是金正日。

聽完社長來丹麥的理由後，我十分激動。寄了四噸朝鮮郵票到丹麥郵票公司，然而一直沒收到貨款。我不曉得為什麼。四噸郵票要六千萬美金才是合理價格，但這次只以六十萬美金左右賣出，我想應該能輕鬆收回郵票貨款。

北韓大使館只有我會說英文，於是我和朝鮮郵票社社長一起去拜訪丹麥郵票公司。當我正想提出嚴正抗議時，反而是對方大發雷霆，罵朝鮮郵票社社長「詐欺犯」、「騙子」。聽完對方的說明後，我當下啞口無言。

朝鮮郵票社約定要給丹麥郵票公司歐洲獨家銷售權，寄送了四噸郵票。負擔運費的丹麥郵票公司期待銷售朝鮮郵票，隨即將樣本寄給歐洲各國的郵票商。然而沒有任何郵票商表達購買意願。進一步了解詳情，發現瑞士洛桑的郵票公司早已和北韓簽了獨家銷售權，並且持有一百二十噸朝鮮郵票。

丹麥郵票公司方接著抗議，「郵票就像貨幣一樣。怎麼會印了一百二十噸郵票送到國際市場呢？到處給獨家銷售權也是違反約定的。我們有可能對北韓提出訴訟。我們不需要北韓郵票，全部都拿走。」

話說得沒錯。郵票和貨幣具有類似的特性，賣了幾百噸郵票，就和交易貨幣沒有兩樣。然而朝鮮郵票社社長的反應卻令人心寒，他說：「若是沒辦法收足六十萬美金，那麼十萬、六萬美金也要收。」派我去討價還價。出於無奈，只好轉達他的話，而丹麥方表示一毛錢都不會支付。

朝鮮郵票社社長相當迫切，於是我問：「那要不要把郵票帶回去，在朝鮮賣呢？」他回答，「在朝鮮，郵票堆滿了倉庫，要從這裡拿一點錢回去，如果帶回去，會很為難。」

我實在看不下去，對社長說了一番風涼話。

「為了賺幾分外幣，這樣印刷郵票，你打算怎麼做。我們要是賤賣郵票，其他國家的人可是會看我們笑話。不應該隨便印刷郵票的，這會讓朝鮮處於崩壞的危險，這樣問的話，總該說些什麼吧？」

朝鮮郵票社社長嘆了一口氣，「是上頭指示我做的，我也無可奈何。」而我正在替為了賺外匯，什麼都能賣，動搖國家根幹的指導者工作。我突然覺得我的處境很悲傷，目前應該還有在丹麥和瑞士沒帶回來的北韓郵票。

來韓國後，見到電影《太白山脈》導演林權澤

我對北韓體制的自責感逐漸加深。一九九七年的某一天，我在丹麥生平第一次看了韓國電影。從北韓開始苦難的行軍，數十萬人遷移死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看韓國電影，我至今仍記得每一幕場景，和每一句台詞。

翻閱丹麥當地報紙，得知那天晚上九點電視會播放韓國電影的事實。一般來說，大使館成員們吃完晚餐後，會再次陸續回到辦公室加班至深夜，可是那天卻無人返回加班。應該都是在家安靜收看韓國電影。

電影是《太白山脈》。我看了很震驚，內容是關於韓國戰爭前後，南朝鮮勞動黨游擊隊員的鬥爭。看著為了得到一小塊田地，拚命戰鬥的南朝鮮勞動黨游擊隊員的模樣，就彷彿再次看見祖父、父親世代。我的祖父也是貧戶佃農，是不識字的文盲，由於共產黨說會免費發放土地，因此才入黨。六二五戰爭時也站在北韓共產黨這一邊，我的祖父和父親世代過世時，都深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科學。

剛開始，我無法辨別這是容共電影還是反共電影。以道德來看，共產主義者是健全的人，反共分子則是不潔的人。然而隨著電影劇情，能感受到的思想（訊息）相當深奧。表面上標榜正義理想，但若和自己的思想對峙，就會殘忍消滅所有人，這和北韓的實際狀況非常類似。當時北韓組織了深化組，有不計其數的人民被抓走，或被送至收容所，展開恐怖的肅清。在海外工作的人，內心則是糾成一團，深怕自己的家人在本國受到牽連。

最後的場面，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金範佑（安聖基飾）對共產黨軍黨委員長說：「因為你們不認為人命是寶貴的，所以才會失敗。」還有觀看了無數的肅清，煩惱「究竟從哪裡開始出了什麼錯」的廉尚珍（金明坤飾）的模樣，其中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一來到韓國，我立刻向國情院要求與拍攝《太白山脈》的林權澤導演見面。我想問他，他究竟如何將結束南北體制對決、理念對決的訊息放入一部電影內。

製作電影的一九九四年已做出這種判斷，這個事實相當驚人。

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我終於如願以償和林權澤導演見面了。我從他那裡聽到意外的答案，林權澤導演說，拍電影時受到右翼的批判和政府的眾多干涉。然而他想整理自己家族長輩曾經投身的共產主義理念。他於二○○○年代直接前往北韓，為了親眼看看自己的家人們獻出生命實現的社會。他目睹了共產主義社會的虛象，和讓人難以置信的慘淡，以及令人失望的北韓現實。

動搖北韓的「深化組事件」註32

在丹麥時，於電視上觀賞《太白山脈》的那段時期。在北韓睡一覺起來，就會聽到誰被抓走，誰被帶往收容所。

一九九七年起，北韓展開了「深化組事件」的大規模肅清事件。此事件進行了將近三年，直到二○○○年左右才結束。北韓的糧食情況在一九九六年之後逐日惡化，到了一九九七年，鄉下發生集體餓死的災難，平壤的糧食配給也中斷了。

居民們的不滿逐漸達到高峰，因此金正日靈機一動。

為了將轉移居民們的注意力，發動了深化組事件，由社會安全部總政治局長蔡文德等人主導此事件。

蔡文德在社會安全部內組織「深化組」，重新調查所有居民的個人資料，尤其是黨中央委員會高階層人士。著手詳細查看在六二五戰爭時做了什麼事，經歷是否有空白期。首先是黨中央委員會祕書局農業擔當祕書徐寬熙註33，被逮捕槍殺。接著曾是農業相的金萬金屍體，被剖棺斬屍，用子彈射殺從墳墓中挖出的屍體。在全黨進行的批判會議，有兩個人未徹底執行黨的主體農法，造成饑荒，於是將所有苗頭指向他們。

在黨指導部內，深化組也發現了大規模間諜網。中央黨本部責任祕書文成述、平壤市黨責任祕書徐允錫、黃海南道責任祕書皮昌林（피창린）、開城市黨責任祕書金基善（김기선）、江原道黨責任祕書林亨九（림형구）等人接連被逮捕。外交官們也無法逃過這個事件。文成述的女婿、皮昌林的女婿、金萬金的姪女、林亨九的兒子等人，原本在外務省工作，也都被帶往收容所。林亨九的兒子林鎮秀（림진수）為駐牙買加北韓大使館參事。

還在國內搜查西北青年團特工隊員，進行肅清作業，不計其數的人們受害。在北韓，西北青年團特工隊是六二五戰爭時，由國軍和美軍所組織。黃海製鐵勞工們拆卸工廠的鋼板和設備，當作廢鐵賣到中國的事件發生時，立刻就發動坦克車。坦克車在市區內橫行造成恐懼感，軍人們威脅勞工，若不將工廠物品放回原位，就不放過他們。平壤中央機構幹部們，則因恐懼一動也不敢動，一般居民連沒有米都不敢抱怨。

原本只想以恐懼感壓抑不滿，然而因深化組事件，北韓體制似乎穩定了下來。金正日授予蔡文德等社會安全部幹部「英雄」的稱號。但是這對社會帶來的傷害和後遺症實在太大了，百姓們怨聲載道。而這也不是誰都可以評論的事件，後來才有具話語權的元老出面。從金正日孩童時期起就他照顧的抗日鬥士黃順姬，寫了一封信給金正日說「深化組事件似乎太過分了」。其他抗日鬥士，對深化組事件也開始抱持懷疑的態度。

認為已找回安定的金正日則將刀口反過來，瞄準了蔡文德和社會安全部，向國家安全保衛部與人民軍保衛司令部下令，共同調查深化組事件及社會安全部。蔡文德等主事者被處刑。罪名是涉嫌偽造深化組事件，害死無辜的人們。

另外也做了一些算是放馬後炮的處置：召開全黨會議，公布深化組事件的不當性，讓生存的受害者回歸。在金正日的指示下，社會安全部改稱為人民保安省。金正日親自洗去犧牲者罪名的名義，以最高司令官勳令，釋放被關在政治犯收容所的人。不過對於已深受重大傷害的他們而言，這已經毫無任何意義了。他們的家庭早已崩離破散，也有很多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或是生重病。已婚者大部分都離婚了，還無家可歸。家破人亡的受害者，是最難承受的了。原先住處被搶走的人，釋放後被收容到集體住處，提供少許的米糧和油。

經過收容所生活的外交官，也陸續重新被派回外務省。皮昌林的女婿，之後升遷為馬來西亞大使。然而文成述的女婿由於患病，回來後就立刻離職了。

沒錢就醫的外交官

一九九七年六月，在丹麥工作時，我的第二個兒子誕生了。和老大足足差了七歲。

老大和老二的年紀差距這麼多，是有理由的。

我的父母親希望我能有兩個孩子，因此妻子生下老大三年後，就開始暗示再生個孩子。現在的規定雖然已經不那麼強硬，然而當時北韓規定外交官只能帶一名子女前去海外。

我有朋友生下了雙胞胎，被派駐南美公館時，被迫留下一個孩子在平壤。妻子和我無法承受生離的痛苦，因此下定決心到海外才生老二。就這樣等了又等，過了一年、兩年，因此兩個孩子的年紀才差距七歲。

一九九六年六月到丹麥赴任後，我向李泰均大使表明再生一個孩子的想法。其實有規定，不能在海外生小孩，可是二兒子得以出生，足以表明我保有孩子的意志有多強烈。我流亡到韓國後，李泰均大使在《我們民族》（北韓對南言論媒體）中，譴責我和我的脫北行動。然而我對他仍非常感謝和抱歉。

妻子很快就懷孕了。在海外生孩子這件事，本身就違反規定，再加上經濟方面沒有餘裕在孕期接受產檢，因此妻子從未去過醫院產檢，僅在生產時住院幾天。

在北韓，國家不負擔駐海外外交官的醫療費用，住院和手術是自費負擔。因此前往海外任命之前，要非常仔細地接受健康檢查，也就是生病或是健康不佳時最好不要赴海外。但是駐海外可以多少賺一點錢，因此外交官就算是生病，也會想辦法偽造文件證明身體健康。

二○一六年一月，駐義大利的北韓大使金春國在當地過世。他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因肝癌生病了幾個月，最後痛苦的撒手人寰。

對於大使怎麼會一次健康檢查都沒接受過，到了肝癌末期才去醫院，當時韓國媒體深表訝異。除了本人疏於照顧自身健康，另一方面，我想應該是出於經濟困難，才沒有就醫。

德國交出的東德留學生名單，遭保衛部指控為間諜團

當「深化組」進行大規模肅清行動時，又有類似事件爆發，就是「德國留學生事件」。後來也被歸為不當事件，並釋放相關人士，但前後的歷程卻令人咋舌。

一九九○年統一之後，德國政府尊重舊東德和其他國家簽訂的協定與關係，唯獨不承認和北韓簽訂的外交關係協定。協議在和北韓協定未來外交關係前，維持原大使館的權利，保留為保護辦公室型態，允許保留大使館建築物，與新任外交官的特典和特權為臨時措施。德國希望繼續沿用平壤的舊東德大使館，北韓也沒有意願撤除柏林大使館。由於兩方大使館規模相當，雙邊的利益關係相等，因此平壤的舊東德大使館採用「瑞典駐北韓大使館德國權利保護辦公室」之名，柏林的北韓大使館則改名為「中國大使館駐德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權利保護辦公室」。大使的稱號，變更為「權利保護辦公室代表」。

一九九○年代末期的某一天，德國權利保護辦公室代表來到北韓外務省。

代表部拿著在東德留學的數百名北韓學生名單，要求「為發展兩國關係，請求留學生保持聯繫，並告知他們的地址和聯絡處」。這是常見的交流模式。然而大使館通報此訊息的大使和負責保衛員（國家情報機關要員），卻向口譯下達偷取該名單的指示。由於是自發性地繳出名單，口譯將一份影本繳交給負責保衛員。

而內部間諜團事件，此時幾乎是由北韓軍保衛司令部一手包辦。之前是以處理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而奠定地位。反之，國家保衛部則被金正日指責為無績效。此時掌握了名單的國家保衛部，向金正日報告了德國的「間諜團名單」，逮捕了許多一九八○年代前往東德的留學生。

在外務省歐洲局，以德國負責人身分工作的同事金光錫（김광식），也在當時被帶走了。他的家人們並未被留放下鄉，平安地留在平壤，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這是喀山留學生事件與前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之外的事件。聽聞由於還在預審中，所以未被流放，然而經過了數年，家人們依然定居在平壤。因為是從編造出來的事件，有別於其他事件，在短期內就落幕了。金光錫等被害人，在二○○○年初多半被釋放了。但有部分留學生，承受不了收容所內的勞動和壓力，沒活著回來。

得到糧食援助，還請求提供載運的船隻

似乎在毫無預期的情況下，幸運來敲門了。有一天，丹麥紅十字會和我聯絡，說是丹麥的一間公司替伊朗生產的菲達起司，因歐盟對伊朗貿易出口的禁止措施，被困在港口倉庫，預計無償送給北韓，通知我們前去領取。無奈的是，北韓連派運送船隻的餘力都沒有。我向平壤報告後，如我預期的，無法派送船隻來接受丹麥的支援。

菲達起司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起司之一，據說最早是在希臘和巴爾幹半島鄰近區域開發。此地區山勢險峻，有許多岩石，不適合飼養牛隻。用羊或山羊乳製成的菲達起司味道雖然略微鹹香，然而營養成分豐富。營養失調的北韓孩童只要吃一點，就能適時補充養分。光想到這些畫面，就讓我內心澎湃激動。

我要求和起司公司社長面談。當時北韓駐丹麥大使館因財政情況下令撤回，所有對外活動我都得獨自進行。我記得我是這樣向對方社長說的。

「對於貴公司提供的免費協助深表謝意。然而目前朝鮮連輸送起司的船隻、資金都無法供應。我想您應該在電視上看到了，朝鮮有數十萬名的孩童營養失調。若是菲達起司能送到朝鮮，拯救瀕臨命危的孩童，朝鮮居民們對於貴公司的支援會永生難忘。請您想像是您的孩子在挨餓，拜託幫幫忙。」

那位社長沉默了好一會，表示會和理事會討論過，再告知結果。過了十五天，我收到聯絡，通知要在某家餐廳見面。我有預感是好消息。因為不是會議通知，而是要一起用餐，這意味著有好消息。我開心得像要飛上天。

我前往約定場所，社長和理事會理事們全部都出席了。社長慎重地站起身，說為了飢餓的北韓孩童，願意由公司負擔經費，將三千兩百噸菲達起司運送至北韓。那時一公斤菲達起司價格超過十美金。光是起司本身，價格就將近三千兩百萬美金了，再加上運費，整體費用足足高達三千三百萬美金。我感激到熱淚盈眶，強忍著淚水說了好幾次，「謝謝，真的很感謝您。」

金正日，「太永浩要什麼都給他」

不久後，約定好的起司全數抵達北韓。包裝良好，可長期保存。之後被召喚回北韓時我才知道，金正日了解所有情況後，欣喜若狂地對姜錫柱說了下面的話。

「我在當地指導註34人民軍部隊，每次都很擔心。由於糧食情況不佳，每次前往當地指導時，都想帶什麼過去，可是什麼都沒有，覺得很惋惜。外務省真是做了一番大事。叫太永浩來平壤頒發獎勵。他想要什麼都給他。」

我根據這個指示返回平壤。當時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初。此時我離開丹麥，擔任北韓駐瑞典大使館二等書記官。一九九七年底因北韓財政問題，大使館人數大幅縮編。歐洲的芬蘭、南斯拉夫和丹麥等國家的北韓大使館撤回。隔年一月大使李泰均前去法國，擔任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我被任命派駐瑞典。

從平壤收到回國命令時，我極度緊張。

當時我不知道為何被召喚。收到電報寫著，「關於丹麥的起司支援，有需要確認的事項。」若是這樣，只要召喚我這個負責人就行了。和我同行的，還有在北韓駐瑞典大使館工作的白承哲（백승철），情況令人匪夷所思。

這是颳起深化組事件狂風的時刻。大使館內，只有白承哲和我是海外留學派。相較於在中國留學的我，俄羅斯留學生出身的白承哲，神情顯得更加緊張。他是新義州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畢業，就讀平壤外國語大學時，被選為俄羅斯留學生，前往莫斯科外國語大學主修瑞典語。「喀山留學生事件」後未獲得海外派遣，一九九七年才脫離制裁得到海外任命。雖然沒聽說因「深化組事件」有海外留學生再次被肅清的消息，然而有股不祥的感覺縈繞在心頭。

兩人同時被召喚，這表示我們兩個其中之一是肅清對象，也意味著回到北韓之前必須互相監視。在回國的途中，若有一名脫北，另一個人就會受害。在不曉得誰是肅清對象的情形下，也無法事先脫北。

白承哲表現出嚴正的態度，說留學期間內絕對沒參加過政治性聚會。在這方面我也很光明磊落。我們兩個有了共識，就算要被調查，也要回去接受，便搭上了前往北京的飛機。當時北韓駐瑞典大使館有大使孫武信（손무신）、參事全德燦、崔春永、三等書記官白承哲還有我，共五位成員。只召喚其中兩名，而且還是「老么們」，我們兩人內心忐忑不安。

究竟是護送還是被護送，連同事間都不知道

抵達北京後，我們在北京過了一夜，隔天就要回到北韓。白承哲突然說，想打電話給平壤的姻親。北韓外交官們，不得藉私人理由從海外打電話，這是基於保護國家機密。白承哲的姻親金永南，是當時體育指導委員會集團體操創作團貿易公司社長。是我國際關係大學大一屆的前輩，他和我非常要好。

兩人一起在海外旅行時，其中一名會被任命為團長，這是北韓的慣例。白承哲若想打電話回平壤，雖然同樣身為同事，也需要得到職級較高的我核可。

這讓我覺得有些尷尬，白承哲和姻親通話後，若是嗅到一丁點不尋常的氣息，有可能不回平壤，就這麼脫北了。如果不准他打電話，不但身為同事的我覺得抱歉，白承哲也一定會很不高興。

經過深思熟慮後，我允許了，且決定在一旁陪同。白承哲的姻親先說了，「什麼時候到平壤？我和妻子一起去機場接你。」安心下來的白承哲臉上才出現一絲欣喜。這下換我不安了。就算我想打電話回平壤也沒辦法。在北韓要是想撥打或接聽海外長途電話，不能用普通電話機，要有專門的國際電話。由於金永南是貿易公司社長，辦公室有國際電話，我的親戚之中卻沒有這種人。

隔天搭乘高麗民航機抵達平壤，金永南夫婦和外務省同事們前來迎接。一見面，我們劈頭就問：「（肅清對象）是誰？」結果是白承哲。我問外務省同事，「白承哲犯了什麼錯？難道是俄羅斯留學生事件爆發？」得到的答案，是白承哲的父親被社會安全部帶走處刑。從金永南那裡得到簡短消息的白承哲，無言地望著天空，臉上滿是淚痕。

我完全不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長期以來，白承哲的父親擔任平安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的祕書。有一次委員長看到祕書的兒子白承哲，對於他瀟灑的風采極為賞識，於是就收他為女婿。因此以北韓式的說法，白承哲夫婦是「幹部家的子女」。白承哲收到瑞典任命時，他的父親擔任平安北道某家軍需工廠的黨祕書，那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廠，過著人人稱羨的日子。

我不相信白承哲的父親被處刑，而事端竟是源於為了解決工廠勞工們的糧食。那時黨局中斷配給，工廠勞工們要想辦法自行解決糧食。即使是苦難的行軍時期，軍需工廠也要繼續運轉，因此白承哲的父親想到了一個絕佳妙計，將磨砲彈剩餘的鐵粉賣給中國換取糧食。身為黨祕書，這是非常賢明的做法，也是出於善意。

然而負責中國銷售的貿易工人經常盜領金錢，因此白承哲的父親不得不將他解任。貿易工人心懷不軌，便檢舉，「軍需工廠黨祕書利用販賣鐵粉到中國的方式，將重要軍事機密提供給南朝鮮安企部。」

白承哲的父親被深化組逮捕，接受審問。深化組要他交出間諜名單，並且嚴刑拷問。年邁的父親不堪嚴刑拷問死亡後，深化組就將一切誣陷給他。深化組製作了「黨祕書承認所有罪刑因而槍殺」的假文件，編造出不存在的罪名，終結了事件。因此也對身為子女的白承哲下了召喚命令。

白承哲和我先回外務省進行抵達報告。幹部們看到我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之後在幹部處的同伴這樣對我說。

「你順利帶回白承哲，辛苦了。白承哲是俄羅斯留學生，事隔十年才初次派駐大使館，倘若白承哲脫北，外務省內的數十名俄羅斯留學派，又會有好幾年不能前往海外。送出召喚電報後，由於深怕白承哲脫北，大家連覺都睡不好。」

幾天後，白承哲對我說：「故鄉的母親獨自一人，我要快點回去。我寫了一封信給妻子，您回到瑞典後，請她不要擔心，轉告她盡快回來。」這是令人心痛的事件。北韓在這種情況下擔心家人會全部脫北，因此會找藉口先召喚家長。下一個階段，則是對家人進行召喚指示，妻子和子女們為了拯救家長才願意回到平壤。白承哲的家人們也沒有例外，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起司成為「將軍大人的禮物」送往軍隊

黨召喚我有兩個理由。一個是我自己都不曉得的「順利召回白承哲」，另一個是和「丹麥起司」有關。

白承哲和我進行抵達報告時不發一語的外務省幹部們，之後和我單獨見面時，掩不住欣喜之情。

外務省原本正愁著金正日生日（二月十六日）時沒有適合的「生日禮物」。人民武力部召集炊事兵，讓他們試吃菲達起司，甚至進行了料理法講習，大家反應那吃起來像用鹽巴醃漬過的豆腐。

金正日每次造訪軍方部隊時，都會發放菲達起司作為「將軍大人的禮物」。丹麥送給營養失調的北韓孩童的起司，都作為強化北韓軍人武力所用。

姜錫柱問我，「對於苦難的行軍時期，為了強化人民軍隊武力建立了特殊功勞的同志，將軍大人給予極高評價。因此說要答應同志提出的所有要求。你對黨有什麼要求嗎？」

我突然感到驚慌失措。我做的只是為了飢餓的北韓孩童挺身而出罷了，幸運卻突然降臨在我身上。聽到金正日說「對於強化人民軍隊的武力有重大貢獻」的稱讚，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記得曾聽說此時要好好回答。

在北韓，表彰是有基準的。拿回一百萬美金以上的支援，會得到努力英雄表彰。這時我如果要求努力英雄表彰，應該拿得到，可是我覺得不好意思。長久以來，在外務省工作的基本使命早已轉變為取得糧食援助，做自己的分內的工作卻要求努力英雄稱號，實在很難為情。我回答希望能讓尚未入黨的妻子進入勞動黨，接著姜錫柱說會向金正日報告。

隔天，姜錫柱第一副相召我會面。

「我向將軍報告同志的願望。將軍大人說你做了一番大事業，卻只提出讓妻子入黨的政治性要求，這樣看來，同志的思想準備相當好。將軍指示了，會安排你的妻子『火線入黨』，並頒發（金日成）首領大人的手錶給同志，做為表彰。會盡快進行後續措施。」

我回答，「我會以忠心來報答敬愛的將軍大人的信任和照顧。」姜錫柱祝賀我，說未來工作將會更順利。

幾天後，二月十六日，在外務省講台舉行表彰授予式。

得到刻了姓名的姓名手錶。在金正日的特別指示下，妻子在瑞典當地進行火線入黨。火線入黨是戰時為了鼓舞士氣，直接在前線，接受功勞重大的軍人為黨員的一種入黨方式。

外交官的女人們，跟隨丈夫生死與共

在北韓有句話說「要成為黨員，才有身為人的價值」。男人進入軍隊，較容易入黨，但外交官當中也有很多人沒有進軍隊，就讀外國語學院，在外國語大學或金日成綜合大學外文學院、國際關係大學畢業的。擁有這類經歷的人在北韓稱為「直通生」。直通生們出了社會，若想入黨，至少要在當地工作四至五年以上。

而外交官夫人通常由於跟隨丈夫前往外國，經歷就因此中斷，以致於在一個職場長期工作的經歷不多，所以很少有入黨的機會。初次前往外國時可能是書記官夫人，就算不是黨員也不算太丟臉。然而當丈夫以參事、大使派遣時，夫人年紀也進入四十或五十歲，非黨員的話，是很沒面子的事。

舉例來說，若書記官夫人是黨員，而參事夫人是非黨員，只有書記官夫人才能和丈夫一起參加黨會議。在大使館生活，經常舉行黨會議，就算想參加也去不了，沒有比這更丟臉的事了。

我的妻子是一九八九年進入貿易省，一九九六年跟隨我來到丹麥的。在貿易省連男性成員都排隊等著入黨，因此只有七至八年經歷的女性很難提出申請。妻子跟隨我以三至四年的週期在平壤和外國來回，一輩子幾乎都沒有機會入黨。我向金正日要求讓妻子入黨，就是基於這個理由。

領取「金日成姓名手錶」後和同事們一起喝酒。同事們數落我說：「應該要一棟房子的，為什麼這種話說出不口。」實際上我在開城洞的小房子內侍奉父母親，也不是完全沒有搬到大房子的想法。只是，其他人在祖國度過「苦難的行軍」的日子，我在舒適的外國生活，實在不好意思開口要房子。

停留在平壤辦事，也見了朋友。到了要回瑞典的時候，想到要將白承哲的信轉交給他的妻子，心情是無比沉重。外務省跟我說，對白承哲家人的召喚指示，不會以電報發送，而是由瑞典孫武信大使以口頭轉達。白承哲家人的護送任務，則交給金龍國（김용국）。金龍國當時在瑞典上培訓口譯課程，目前是北韓駐瑞典大使館參事。培訓口譯課程是指大學畢業後，進入外務省成為職員，前往海外公館學習外語的課程。

抵達了北京，我撥國際電話給孫武信大使，向他報告我即將獨自一人回去。大使問我該如何對白承哲的妻子說這些話，並長嘆了一口氣。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機場，大使夫人和崔春永參事前來迎接。連我妻子都不知道我回去的消息。

抵達大使館。白承哲的兒子永福第一個跑出來。看見我從轎車上走下來，永福當然以為自己的父親也回來了，大聲喊著，「爸爸來了！」接著白承哲的妻子也走了出來，看到只有我一個人下車，追問為什麼丈夫沒有一起回來。我開不了口，只能安撫她說先進去再說，而她似乎像是猜到什麼般放聲大哭。

好不容易才說服她一起走進大使館，卻不知道該如何收拾殘局。大夥哭成一團，也沒有心情安撫白承哲的妻子。我把白承哲的信轉交給她，此時她知道丈夫還活著，才停止哭泣。她說她以為丈夫被保衛部抓走已經死了，聽到丈夫還活著回到故鄉的消息，她悲壯地下了決心，要回到祖國和丈夫生死與共。

在外務省工作，經常接觸到肅清事件。被捲入肅清事件時，夫婦間留在平壤的那一方會選擇離婚。跟隨丈夫回到鄉下的女性，白承哲的妻子還是第一個。她不管娘家要她留在平壤要求，遵守自己的諾言，前往丈夫的故鄉東林郡。聽說夫婦再次回到平壤之前吃了不少苦。

白承哲家人在二○○○年金正日指責深化組事件的不當性時，被頒發了勳令，才再次回到平壤。收到父親的冤屈得以平反的通知時，白承哲和家人們高喊，「金正日將軍大人萬歲！」然而失去父親的難過和怨恨在他的心中無法消失。白承哲目前為北韓駐瑞典大使館參事，為了北韓忠實地工作，守護褪色的紅旗直到最後。

對於「金大中先生」當選總統，既慶幸又驚慌

以丹麥為首的國際社會支援，拯救北韓居民免於餓死的命運。就人道層面，是件好事，然而結果只是讓北韓經濟死裡回生。喘了一口氣的北韓，暗中在核武開發上全力以赴，一九九七年八月展開了輕水反應爐建設的基礎工程，不過正式建設是在二○○一年九月才動工。這可視為是美國使出「拖延時間」的策略。以建設輕水反應爐為藉口延遲核能開發，可讓北韓經濟先崩壞，這是美國打的如意算盤。

但就北韓的立場而言，發生了具衝擊性又美妙的事件。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總統選舉，金大中候選人當選了。當時我在北韓駐丹麥大使館工作，他的當選對我來說也極為震撼。

數十年來，北韓都宣稱，韓國民主化鬥爭的象徵金大中先生，是站在北韓這一邊的。在實現對南赤化統一策略的層面上，有意圖地強化他的作用。「金大中先生」的稱號，在北韓早就耳熟能詳。北韓還拍攝了電影，描繪他的民主化鬥爭。

到此時為止，北韓的策略是和韓國的民主化勢力站在同一陣線，維持根據民主化勢力實現赤化統一的目標。

金大中的當選，就赤化統一策略的角度去想，是重要的成就。然而沒有人能保證他當選是否對北韓有好處。在這方面，北韓勞動黨的對南赤化統一策略勢必要修正。

金大中總統就任後，標榜了陽光政策註35，也就是包容政策。黨對駐瑞典大使館等各國公館初次下的指示，是積極地批評陽光政策。北韓外交官們以誰包容誰，包容政策是否是吸收統一政策等概念展開宣傳活動。.

對陽光政策，北韓也以武力示威。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發射了「光明星一號」。北韓宣告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但韓國認為是對準了運載火箭發射出導彈。就是韓國將「光明星一號」命名為白頭山一號（大浦洞一號）的原因。

用發射導彈因應陽光政策

世界媒體對於北韓進行導彈發射試驗鬧得沸沸揚揚。平壤對北韓駐瑞典大使館下達指示「說明那只是發射衛星」。發射當日，為了將信任狀上呈給丹麥國王，孫武信大使和我來到哥本哈根。

隔天，也就是九月一日，我們拜訪了丹麥外務相，外務相說：「北韓違反了限制導彈的規定，我們對此表達嚴正抗議。」孫武信大使隨即主張，「這不是導彈，而是和平的衛星發射。」外務相接著說：「即使是衛星，發射前也應經過國際社會事前通報的程序。這樣隨便發射，要是不小心射中經過的客機，那可就糟了。北韓實在是難以預測的國家。」

孫武信也不甘示弱地說：「什麼難以預測的國家？我們周遭的國家俄羅斯、中國、日本等發射衛星時，也從未通知過北韓。因此，我們才覺得沒有必要事前通知周邊國家。」

我們返回瑞典的九月四日，北韓才發表，「八月三十一日以多階段運載火箭，成功讓第一個人造衛星進入軌道。」韓國、美國和日本等接連表示要對北韓制裁。

KEDO（韓半島能源開發機構）取消了「對朝經水路支援事業費分擔決議案」的署名。日本也發表中斷對朝糧食支援。美國上議院做出決議，要確定北韓中斷導彈輸出，才會支援對朝重油供給的預算。

關於北韓的衛星發射成功與否，國際社會眾說紛紜。美國在十五天內聲明「人工衛星進入軌道失敗」，並且評價「北韓透過這次發射，展現出可朝著更遠距離的目標物發射彈頭的能力。」。當然北韓主張「人造衛星繞著軌道」，俄羅斯則發表「確認北韓初次國產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

實際上北韓外交官們根據黨局的指南，批評陽光政策，內心卻期待著能打開化解的出口。國際社會的對朝糧食援助持續湧入，從當選前就主張和北韓和解與合作的金大中總統，正式展開陽光政策。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射導彈，金正日到底在想什麼呢？絕對不放棄核武的意圖明確，又似乎不太尋常。那是因為金正日早就另有打算。

在瑞典和以色列進行導彈機密協商

一九九九年一月，從平壤收到了一通電報指示，內容是確認以色列駐瑞典大使是否在當地。確認大使在當地後，平壤的下一通電報，對我而言相當具衝擊性。是指示孫武信大使和我去見以色列大使，祕密進行協商導彈交易。當時我在和平及和解的氣氛下，看出金正日發射導彈的意圖。

由於孫武信大使不會英文，所以我擔任口譯，交涉面談場所。我立即和以色列大使聯絡，為了保密，沒有透過書記或祕書。我打電話給以色列大使，表明我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的書記後，表示要和孫大使在安靜的地點見面。以色列大使回答，「會向本國詢問，得到核可後就見面。」

幾天之後，以色列大使給了我們斯德哥爾摩的某家咖啡館地址，並表示見面的意願。在約定時間前往咖啡館，以色列大使等著我們。吸引我的注意的，是四名警衛全都是女性。

孫大使單刀直入切入重點，「幾個月前我們共和國發射的人造衛星進入了軌道。這不僅對東北亞，對於中東情勢也有重大影響。」

以色列大使臉色凝重地說：「怎麼了？詳細地說吧！」

孫大使不拐彎抹角切入正題。「有很多國家對我們的導彈技術感興趣。以伊朗為首的中東國家，不斷要求我們提供導彈技術。相信你也知道，目前我們的經濟情況非常艱難，即使提供了導彈技術，也要守護我們的體制。然而若是我們將導彈技術輸出到中東，將會引發新的導彈競爭，以色列的安全也會受到威脅。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在某些方面，我們和以色列有很多共同點。我們面臨了美國的軍事威脅，以色列則是夾在敵對的阿拉伯國家之間。越是這樣的國家，為了守護和平，就應動用所有手段。倘若以色列幫助我們，就能妥善處理導彈技術輸出到中東的問題。希望能進行相互協議，得到雙贏的結果。」

以色列大使直接回答，「該如何協助，請說出具體的提議。」孫大使說：「我們和中東國家以十億美金為底限進行協商。如果以色列給出十億美金，就不會輸出導彈技術。」

以色列大使則回應，「這個提議讓人很意外，目前我什麼都不能說。我向國內報告後再跟你聯絡。」

「不是現金十億美金就不行。」

這一天就這樣，以交換意見結束會面。我們立即向平壤報告接觸結果，十天後，收到以色列大使聯絡，約在另一家咖啡館見面。

「以色列政府慎重思考北韓的提議，原則上決定接受。然而無法以現金提供十億美金。只能用相當於十億美金的糧食，或肥料醫藥品等北韓要求的物資代替。北韓假使要求傳授農業或工業部門的尖端技術，也能提供。」

孫大使說：「我們要求的不是物資，而是現金。」兩個人接著繼續交談。

「沒辦法給現金，就算想給，美國也會反對。美國是以色列的同盟國，要是美國反對，那也無可奈何。請北韓理解這一點。」

「朝鮮基本上需要外匯。為了恢復經濟情況，這是必須的。這樣才能有效率、計畫性地購買物資。既然以色列不支付現金，那麼我們只能跟願意支付現金的國家協商。」

「希望北韓能慎重考慮此問題。如果不一定要現金，物資提供可提高至十億美元金額以上的程度。若是北韓將導彈技術輸出到中東，會造成嚴重的問題。目前進行中的朝美核框架協議，在履行過程中是可以中斷的，那對北韓會造成嚴重的安保威脅。」

「朝美核框架協議是根據美國的要求。實際上，我們因朝美核框架協議中斷了核能開發，失去的更多。美國若事先打破協議，我們也沒有什麼損失。」

以色列大使表示要將接觸內容向國內報告，並且說要是有新的指示，會再次見面。而平壤再度指示，「未來也要堅持現金，要明確表現出若不是現金，就沒有興趣。」

十天後以色列大使又跟我們聯絡。以色列的立場毫無動搖，反而變得更強硬。

「對於北韓拒絕物資提供的提議深表遺憾。要是這次協商順利，以色列原本也希望扮演觸媒的角色，促進北韓和美國關係快速正常化。看看中國吧！美中關係正常化的背後，通常以色列都起了相當的作用。結果中國的『阿拉伯一邊倒註36』支持政策也產生了變化。北韓的親阿拉伯一邊倒政策如產生變化，北韓也會得到更多。然而若是北韓和以色列背道而馳，北韓和美國的關係也會變得不順利。」

孫大使也展現出強硬的立場，「對於以色列拒絕朝鮮的提議，我們深表遺憾。這次假如能相互達成協議，以色列的安全情況會變得更和平。對於無法實現朝鮮的提議，感到十分惋惜。」

之後，北韓和以色列並未在斯德哥爾摩進行額外的接觸。

北韓試圖從以色列取得十億美金，卻以失敗落幕，至於，最後北韓是否將導彈技術賣給伊朗或埃及等國取得十億美金，就連我也不知情。

有些事我到了很久以後才了解。關於金正日是否相信能從以色列取得十億美金，才指示進行這類協商。現在回想起來，應該不是這樣的。因為金正日深信，若是北韓和以色列展開協商，以色列一定會和美國交換情報。

此時北韓已經準備和韓國進行南北高峰會。金正日認為，要是美國得知北韓的導彈技術有轉移的可能性，美國就不得不同意南北高峰會。就美國而言，利用韓國將北韓引導至南北關係，能阻止北韓的導彈技術轉移。為了克服北韓的經濟困難，對於金正日而言，更需要的不是「變賣導彈」，是南北高峰會。金正日需要使美國不得不同意「南北首腦相逢」的情況。為了製造出這種情勢，才和以色列展開導彈協商。金正日實際上打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實在是周全的策略。

延坪海戰後，南北外交官的相遇

北韓駐瑞典大使館的員工數，連同大使在內只有五名。然而要負責瑞典、挪威、丹麥、冰島、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愛爾蘭九個國家。我在瑞典時，這些國家當中，愛爾蘭和愛沙尼亞與北韓並未建交。我本身負責丹麥、愛爾蘭、芬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六個國家。駐瑞典負責上述九個國家的外交事務同時，孫武信大使和我每年會去造訪其他八個國家一次，轉達北韓立場，謀求發展雙邊關係的對策。

北韓大使館的主要任務，是分析該國的情勢。大使館內並未裝設網路，每天要前往附近的圖書館，研究資料後回來向國內報告。若是能訂報紙來讀也很好，然而礙於預算問題，也只能訂閱一份瑞典報紙。

到情況變得更艱難時，五家人所住的大使館宿舍也沒有熱水可用了。大使硬著頭皮想出來的方案，是在鄰近的健身房沐浴解決。瑞典的福利制度很完善，六個月只要支付五百美金，便可供五家人盡情使用健身房、游泳池、三溫暖。我們在冬天時，每兩天就會搭車去健身房一次。

我在那裡，生平第一次見到韓國外交官，也是初次遇見韓國人。我們總是幾個人成群結隊，但那位外交官每次都是獨自前去。由於第一次延坪海戰（一九九六年六月），南北關係變得更冷淡，彼此之間也有些警戒。

曾經偶然在三溫暖房相遇。南北外交官們身穿泳衣，在三溫暖內面面相覷地坐著。我當時雖然有很多關於韓國的事想問，卻始終開不了口。

有時，南北韓大使也會在瑞典方面主辦的活動中相遇。孫武信大使只會法語，因此我常一起前去協助翻譯。當時韓國駐瑞典大使是孫明賢（손명현）。其他國家的大使們向孫武信介紹孫明賢，說是CNN首爾支局局長孫智愛（손지애）的父親，建議兩方要經常溝通。但當時只是互相打招呼，並無其他進展。

北韓大使館接到找韓國大使的來電

孫明賢大使由於女兒的緣故，在駐瑞典的各國外交家中相當有名—我的意思是找他的人很多。南北韓駐瑞典大使都姓孫，有時北韓大使館會接到令人哭笑不得的電話。像是其他國家大使祕書收到「邀約孫大使打高爾夫球」的指示，經常是打電話來北韓大使館，才發現找錯了人。那是因為外交官手冊中北韓（north）排在南韓（south）前面。

在當時還不曉得高爾夫是什麼運動的我們，只要接到電話說「要和 Ambassador Sun（孫大使）約定打高爾夫的時間」，就會立刻回答這裡是北韓大使館。每次有這種來電時，我們就會開玩笑說：「南朝鮮外交官們似乎無事可做。每個週末都去打高爾夫。」明明知道外交的基本是建立私交，卻無可奈何地這麼回應。

二○○○年三月，金大中總統在德國柏林發表陽光政策的內容概要，北韓的批評也更加猛烈。然而一方面，北韓的煩惱也同時加深。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國主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轟炸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時，中國大使館被破壞，然而中國無法向美國抗議。塞爾維亞的同盟國俄羅斯，也只能眼睜睜看著美國的空襲。中國和俄羅斯在美國面前，連吭都不敢吭一聲。

美國總統選舉動向對北韓相當不利，共和黨候選人獲勝的可能性相當高。共和黨已發表「不認可朝美核框架協議文」的立場，若是共和黨候選人當選，朝美關係很明顯會更加惡化。北韓在核試爆之前，還需要相當多時間喘口氣。金正日判斷，若能善加利用金大中總統的陽光政策和對話提議，可熬過較辛苦的關頭。

南北高峰會，宣稱應歸功於金正日

二○○○年六月十三日，金大中總統一行人抵達了平壤順安機場。那一天我和孫武信大使為了遞交委託書，來到立陶宛。我在立陶宛的某家飯店電視上觀看CNN轉播。金大中總統從飛機上走下來，擁抱了金正日委員長，數十萬名群眾搖著花歡迎。看著這樣的場面，內心有不小的衝擊。

「南北關係，可以如此激進地逆轉嗎？」

看到身為我們「敵人」的「南朝鮮軍最高司令官」金大中總統，檢閱北韓人民軍名譽衛兵隊，我在想，「可以歡迎到這種程度嗎？」孫武信大使也表示，「雖然批評南朝鮮總統的陽光政策是吸收統一政策，但由於金正日委員長的英明決斷，這次南北高峰會才能成事。」在隔天，孫大使以相同的內容，對立陶宛總統說明南北高峰會的意義。

兩天後，在六月十五日金大中總統和金正日發表共同宣言。宣言自主解決統一問題，認定南與北的統一方案有共通性。當時這個六一五共同宣言的餘波驚人，每個人見到我都問是否馬上就要統一了。不過北韓外交官們都很清楚，金正日內心是想藉由「南北首腦相逢」一事突破危機。

金正日在六一五共同宣言之後，和俄羅斯也採取合作的姿態。二○○○年七月十九日，俄羅斯普丁總統也造訪平壤兩天一夜。這是史上初次有俄羅斯領導訪北。金正日於隔年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十八日，也造訪俄羅斯。

金正日和普丁分別在平壤和莫斯科發表了共同宣言，而我們不得不將重點放在莫斯科宣言上。「朝俄莫斯科宣言」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建設起連結韓半島、俄羅斯、歐洲的鐵路交通。若能建立南北經濟合作的韓半島縱貫鐵路，肯定會對北韓帶來莫大的經濟好處。

金正日對於此計畫抱持高度期待。他在造訪俄羅斯後一年內，於二○○二年八月再次拜訪俄羅斯極東地區，協商朝俄莫斯科宣言的履行計畫後返回。

然而受限於「就算送到嘴邊也不吃」的北韓體制，也不可能建設韓半島縱貫鐵路。確定了俄羅斯有意願建設，韓國也應允隨時支援，俄羅斯構思開設連結西伯利亞鐵路和韓國鐵路的輸送路線，輸送貨櫃或石炭等重量貨物。日治強占期建設的鐵路，可直線化到一定程度，也要建設許多隧道和橋梁。

問題是北韓的東海岸防禦部隊，大部分都沿著鐵路配置。要是建設韓半島縱貫鐵路，讓鐵路現代化，不可避免要大規模進行部隊移防。北韓軍部認為六二五戰爭情勢逆轉的原因，是仁川登陸戰，因此數十年來，沿著東海岸鐵路架構了龐大的海岸防禦線。想展開鐵路現代化事業，就要重新架構海岸防禦線。

北韓軍部從很久以前起就自行維持生計。要再安排部隊移防，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建設開城工團時，軍部為了籌備新的駐紮地，吃了不少苦。因此軍部當然反對建設韓半島縱貫鐵路。

只要解決部隊移防就能大功告成的事，然而北韓並沒有相對的經濟能力。金正日無力阻擋軍部的反對。東海岸鐵路現代化，自然就失去契機。之後，北韓決定，只將從俄羅斯哈桑到咸鏡北道羅津港這一段的鐵路現代化。韓國和俄羅斯不懂這些情況，依然對建設韓半島縱貫鐵路充滿著期待。

只要透過 Google Earth 就能了解。北韓的東海岸鐵道附近有許多飛行場。目前北韓對於韓國和俄羅斯，依然表現出韓半島可建設縱貫鐵路的樣子。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只要韓國或俄羅斯願意負擔散落在北韓東海岸無數部隊的移防費用即可。

蠟燭是最受歡迎的「伴手禮」

和在丹麥時不一樣，在瑞典並沒有成功得到糧食援助。二○○○年六月，我收到回國召喚令。那是金大中總統和金正日委員長召開南北高峰會的月分。一般而言，大使的海外派駐年限是四到五年，大使級以下的外交官們則是三至四年。但不適用這些慣例，長久駐外工作的外交官們，通常是偵查總局課這類特殊機關的員工，或是執行北韓勞動黨「三樓書記室」賦予的特殊任務的人—三樓書記室，是類似總統祕書室這類的重要機關。

駐外工作期滿三年左右，北韓外交官們就要開始準備回國。有部分外交官們為了將回到平壤的日期延後幾個月，和外務省幹部進行一些合作，偶爾和有力幹部們展開「幕後事業」。要是幹部處或有力幹部出面，可晚幾個月再回國。

那個時候，我應該要在一九九九年底被召喚回國。因為我是一九九六年六月被派遣至丹麥，海外工作期間已經要滿三年了。然而一九九七年底，北韓駐丹麥大使館撤回，我轉往瑞典北韓大使館，還在丹麥取得免費捐贈的起司，受到金正日表彰，因此我獲得了一年三個月左右的「優待期」。

北韓物資不足，被召回時，我們會盡可能購買物品回國，這是人之常情。根據在哪個區域，哪個國家工作，帶的東西可能會有些許差異，不過大致上都會包含禮物、食品、電子產品等。

如果是已婚者，夫妻要分別準備致贈給雙方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的禮物。萬一沒收到禮物，可是會非常難過的。最受歡迎的，是不容易在平壤外匯商店取得，或是國內價格較昂貴的產品。舉例來說，像是食用油、砂糖、調味料、電視、錄音機、相機等。

而運費又是一筆負擔。從常駐地到平壤，黨局只補助一百五十公斤航空貨物的運輸費。然而這根本不夠，連帶衣服和家用品回去都不夠，因此大家大多用存下來的積蓄支付貨櫃或是棧板的費用，以寄送行李。我自己由於行李不多，只寄了三四個棧板到南浦港。但也有不少外交官是寄了一整個貨櫃的東西。

準備回國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買了十幾箱蠟燭，因為平壤常停電。目前平壤有太陽能面板，也有中國製的十二伏特充電燈，幾乎沒有家庭點蠟燭了。然而在二○○○年代初，常購買蠟燭是富裕家庭的象徵，一般家庭多半只能使用將棉蕊放進食用油的油燈。

北韓看似會有重大變化，然而過去十七年來，北韓的電力情況並無大幅好轉。充其量只是從使用蠟燭與和油燈，換成使用太陽能燈和充電燈罷了。這是北韓居民們為了克服電力不足的情況所做的努力。

我的接任者，是曾擔任過北韓駐利比亞大使館書記官，且在外務省情勢局工作過的崔光日（최광일）。他是平壤外國語革命學院和國際關係大學大我兩屆的前輩，是大學時期因「金聖愛註37手錶事件」造成極大風波的人物。關於這個事件，之後會再進一步詳述。

我用一個月的時間，和崔光日交接業務。丹麥和挪威相關業務在當地交接，愛爾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業務交接則用文件執行。崔光日後來因肝癌在任職地過世，返回平壤時已成了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