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問責夥伴作用大

17　問責夥伴作用大

　　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擔任飛行員的羅傑．費雪，戰後到哈佛法學院就讀，花了三十四年時間研究談判與衝突管理。他創立了哈佛談判專案中心，與多國領袖合作處理和平決議、人質危機及外交妥協。但直到一九七○至八○年代，當核戰威脅愈演愈烈，費雪才發展出他個人最有意思的想法。

　　當時的費雪正專注於設計避免核戰的策略，他注意到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任何一位在任總統都持有發射核彈的密碼，可以瞬間殺死幾百萬人，卻因為身處數千哩之外而不用親眼看見任何人死亡。

　　「我的提議很簡單，」他在一九八一年寫道，「把發射核彈的密碼放進一個膠囊裡，再把那個膠囊植入一名志願者的心臟旁。這名志願者隨身攜帶一把大屠刀，伴隨總統之側。假如總統想要發射核武，只能先親手殺掉這個人。總統會說：『喬治，我很抱歉，但有好幾千萬人必須死。』他必須直視某人，明白死為何物──明白無辜的死為何物。鮮血會灑在白宮的地毯上，真實會被擺在眼前。

　　「當我把這個建議告訴五角大廈的朋友，他們說：『我的天啊，這太可怕了。必須親手殺死某人會扭曲總統的判斷，他也許永遠不會按下發射鈕。』」

　　在討論行為改變第四法則的過程中，我們談到讓好習慣帶來立即滿足感的重要性。費雪的提議則是第四法則的反轉：讓後果立即令人不滿。

　　當結尾令人滿足，我們比較有可能重複那個經驗；同理，當結尾令人痛苦，我們就比較有可能避免那個經驗。痛苦是效能卓越的老師。當失敗令人痛苦，就會被修正；反之，當失敗比較不令人痛苦，往往會被無視。錯誤的代價愈大、愈立即，我們就能愈快從中學習。負評的威脅讓水電工必須把工作做好，顧客從此不再上門的可能性迫使餐廳端出好食物，切錯血管的後果令外科醫師精通人體解剖學並謹慎下刀。後果嚴重，人就學得快。

　　痛苦愈立即，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愈低。若想要避免惡習、根除不健康的行為，那麼，為該行為加上立即的代價，是降低發生率的絕佳做法。

　　我們之所以重複惡習，是因為它們在某方面對我們有用，這讓惡習變得難以擺脫。就我所知，克服這個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快與該行為相關的懲罰到來的速度。行為與後果之間不能有太大的時間差。

　　行為若會招致立即的後果，就會開始改變。因為遲繳會有罰款，顧客準時付帳；因為出席率影響成績，學生會出現在教室裡。為了避免一點點立即的痛苦，我們願意赴湯蹈火。

　　當然，這有其限制。若想靠懲罰來改變行為，懲罰的力量必須能與該行為的力量匹敵。想要有生產力，拖延的代價必須大過行動的代價；想要增進健康，懶散的代價必須大過運動的代價。因為在餐廳吸菸或沒有做好資源回收而被處以罰金，為行為添加了後果。只有在懲罰足夠令人痛苦，並且被確實執行的情況下，行為才會改變。

　　一般來說，後果愈切身、有形、具體、立即，愈有可能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後果愈遙遠、無形、抽象、延遲，對個人行為產生影響的可能性愈低。

　　幸好，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為任何壞習慣添加立即的代價：創造一份習慣契約。

習慣契約讓違背承諾變成公開且令人痛苦的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紐約州成為美國率先通過安全帶法的州。當時，全美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有繫安全帶的習慣──但這個狀況將從此改變。

　　五年之內，全美半數以上的地區有安全帶法；今天，美國的五十州裡有四十九個以法律強制規定汽車乘客繫安全帶。不只是立法，實際繫安全帶的人數也大幅增加。二○一六年，超過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國人一上車就繫安全帶。短短三十多年內，數百萬人的習慣徹底翻轉。

　　法律與法規就是政府運用社會契約改變我們習慣的例子。身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集體同意遵守某些規則，並集體執行。每當一項新的法規影響了行為──安全帶法、禁止在餐廳內吸菸、強制資源回收──都是社會契約形塑民眾習慣的例子。群體同意以某種方式行動，個體若不遵守，就會被懲罰。

　　而就像政府用法律來讓公民負責，你也可以創造一份習慣契約，來讓自己負責。習慣契約是一份口頭或文字的同意書，表明你承諾投入某項特定習慣，以及未能貫徹時會有的懲罰。然後，你要找一到兩人來擔任你的「問責夥伴」，與你一同簽署這份契約。

　　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市的企業家布萊恩．哈里斯，是我見到把這項策略付諸實踐的第一人。兒子出生後不久，哈里斯就意識到自己想要減掉幾磅。於是，他與妻子及私人教練共同簽署了一份習慣契約，第一版寫著：「布萊恩在二○一七年第一季的首要目標，是再次開始執行正確的飲食，好讓自己感覺更好、看起來更好，並且達成體重兩百磅與體脂率百分之十的長期目標。」

　　在這段聲明底下，哈里斯提出達到理想成果的計畫：

　　最後，他寫下每一個可以幫助他達標的日常習慣，例如：「記下每日所吃的食物，並且每天量體重。」

　　接著，他列出失敗時的懲罰：「如果布萊恩沒有做到這兩項，下列懲罰將被執行：他必須在當季剩餘的每一個上班日與週日早晨穿著正式服裝。正式服裝的定義是不能穿牛仔褲、Ｔ恤、帽Ｔ或短褲。此外，若有一天忘了記錄所吃的食物，他還必須給喬伊（他的私人教練）兩百美元，隨他花用。」

　　在契約書下端，哈里斯、他的妻子及私人教練都簽了名。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種契約似乎太過正式，有點不必要，尤其是簽名的部分，但哈里斯讓我明白，簽名意味著認真。他說：「每次跳過簽名這個步驟，我幾乎都會馬上懈怠。」

　　三個月之後，當哈里斯完成第一季的要求，他便把目標升級，後果的強度也隨之提升：要是沒能達成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的目標，他就必須給教練一百美元；要是某天忘了量體重，他就必須給老婆五百美元。而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懲罰也許是：如果他忘記做短距離衝刺，就必須每天穿著正式服裝上班，並且在當季剩餘的時間裡，每天都要戴阿拉巴馬大學隊的帽子──那是他所支持的奧本大學隊的宿敵。

　　這項策略見效了。有妻子與教練擔任問責夥伴，還有那份習慣契約清楚說明了每天應該做的事，哈里斯成功減重了1。

　　要讓壞習慣令人不滿，最好的選擇就是讓它們在當下令人痛苦，而習慣契約正是為此而生的簡單做法。

　　就算不想擬訂一份完整的習慣契約，光是擁有一位問責夥伴也很有用。喜劇演員趙牡丹每天都會寫一則笑話或一首歌，她是跟一個朋友玩這個「一日一首歌」的挑戰，這讓他們兩人都負起責任。知道有人在看著，會是個強大的動力，你會比較不可能拖延或放棄，因為會有立即的代價。假如你沒有貫徹，他們也許會認為你不值得信任或懶散。突然之間，你不單沒能對自己堅持承諾，也沒能對其他人信守承諾。

　　你甚至可以將此過程自動化。科羅拉多州波德市的企業家湯瑪斯．法蘭克規定自己每天清晨五點五十五分起床，如果沒做到，他排定了一條自動發布的推特訊息：「現在是六點十分，而我還沒起床，因為我超懶！就當作我的鬧鐘沒有壞掉，回應這則推文，就可以透過 PayPal 領取五美元（限前五名）。」

　　我們總是試圖對這個世界展現最好的自己。我們梳頭髮、刷牙、悉心打扮，因為知道這些習慣可能會得到正面回應；我們想要有好成績、從頂尖學府畢業，好讓朋友、家人、未來的老闆或伴侶留下深刻印象。我們在乎周遭人的意見，因為得到他們的喜歡很有助益，這就是為什麼找到一個問責夥伴或簽署一份習慣契約如此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