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应江苏巡抚的邀请进入苏州，并在短时间内结出硕果，发展出十几人皈信，这算是广义基督教进入苏州的最早记录。
但是新教传入苏州，则和中国的大环境有关，清廷的宗教政策和国际博弈最终决定了新教传入苏州的时间和模式。
清廷对基督教的政策，自康熙为防范政权风险而禁天主教以来，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都没有什么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以战败国的身份和西方各国签订了条约，1844年《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都规定了允许外国人在华传教，可以说是打破康熙以来禁教的历史标志。这些条约虽然允许外国人传教，但是对于传教地域和传教对象做了严格规定，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的城市之内传教，并且只能传给外国人，不能传给中国人。因此在此背景下，基督教传教只能在苏州最近的通商口岸上海进行，而无缘于苏州。
传教活动虽然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的范围之内，但是传教士对人才荟萃，物产丰盈的苏州还是没有放弃。
首先暗暗地进入苏州的传教士是美国监理会的戴医生（Charles Taylor)），他1848年受差遣来华传教，1858年返回美国，并著有《在华五年记》。1850年11月的一个夜晚，经过乔装改扮的戴医生和自己的两个同伴坐船抵达苏州，并游览了苏州的风景名胜。他是第一个进入苏州的外国新教传教士。之后是伦敦会的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他也乔装改扮成中国人模样，但是不幸的是，刚进城就被热心群众抓住，扯掉假辫子，当成外国间谍抓送官府，刚好遇到路过官员，于是将他交付给该官员。该官员不但没有惩罚，还将慕威廉护送回沪。因为当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正准备向上海进军，因此苏州全城戒备，这才出现以上传教士被热心群众抓住那一幕。
在1844年清廷允许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全面放开基督教传教，这15年之间的有记载的西方传教士在苏州出现，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戴医生和慕威廉两个传教士。
全面放开基督教传教之后，在1859年，首先进入苏州的传教士应该是英国伦敦会的杨格非，在苏州租房传教。但是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计划东进，因此人心惶惶。又因为太平天国信奉的拜上帝教和基督教多有类似，因此苏州官方一方面准备军事抵抗，另一方面则通过儒家的理念和文化来对抗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因此在苏州街道巷子内举行士绅乡约讲授。这也成为杨格非进入苏州传教之后基督教所遇到的第一次民间士绅反对。
杨格非历史资料图片
杨格非以外，还有别的传教士进入苏州其它县传教，但是杨格非是第一位进入苏州并租房传教的人。
传教士在苏州城区的常态化传教，只能的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并离开苏州之后。
自1860年6月太平天国统治苏州，到1863年底离开苏州的三年之间，传教士与太平天国苏州将领的频繁接触只出现在太平天国刚进驻苏州的1860年6月自12月之间。这其间前后有八批传教士频繁到苏州与太平天国的将领接触，第一批是美国南浸会高第丕、花雅各和海雅西，
第二批是英国伦敦会的艾约瑟、杨格非、麦嘉温和霍尔医生，第三批是英国伦敦会的杨格非、圣公会的包尔腾等，第四批是美国南浸会的晏玛太，第五批是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第六批是英国浸礼会真神堂的罗孝全，他曾经是洪秀全的老师，此次是借道苏州赶往南京与洪秀全汇合，第七批是与容闳与两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美国传教士，最后一批，第八批还是杨格非。我们看到对苏州感兴趣的始终是美国和英国的差会传教士。太平天国离开苏州之后，在苏州传教的主要力量也是这两个国家差会派出的传教士。
第一批的高第丕。（图：历史资料图片）
第二批的艾约瑟。（图：历史资料图片）
第三批的包尔腾。（图：历史资料图片）
第四批的晏玛太。（图：历史资料图片）
第五批是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图：历史资料图片）
第六批是罗孝全，他曾经是洪秀全的老师。（图：历史资料图片）
1861之后，就再也没有传教士进入苏州。这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视拜上帝教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对他们怀有“中华归主”的期待，在进入苏州了解他们的教义之后，发现其与正统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此时传教士依然抱有纠正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教义的希望。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的军事东进，对西方各国在上海的利益构成威胁，加上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为了扶持清廷与沙俄对抗，限制沙俄进军亚洲从而影响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布局，英国开始放弃中立态度，支持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此时传教士也就放弃与太平天国的接触，也就不再踏足苏州。
但是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虽然管辖苏州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却因为他们所信奉拜上帝教的基督教特色，建基在摩西十诫之上的教义，从而反对异教和偶像崇拜，其所到之处对当地的本土宗教信仰多有较大程度的破坏，因此捣毁苏州本土宗教的寺院道观和民间宗教活动场所并神像，从而破坏了苏州的本土宗教信仰格局，为之后的基督教传播奠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由于苏州历来是中国的粮仓和经济中枢，是历代朝廷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地，因此赋税严重，除国家规定的税赋之外还有很多无由头的的浮税加载百姓身上，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与士绅对太平天国的反抗不同，底层百姓则是支持太平天国的统治，加上初期太平天国减免赋税，更是深得人心。普通百姓因为对太平天国的好感从而对其宗教也多有了解，如此，对于后来基督教在苏州的传播，减少了很多阻力。
太平天国之后最先进入苏州的是美国监理会，1870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蓝柏与中国人刘竹松来到苏州，租房传教。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再其后是美国南浸会。1879年南浸会的晏玛太在苏州购买房屋并布道传教，1880年南浸会又派遣了白多玛夫妇来苏州。
以上四个教派是西方基督教新教在苏州传教的主要力量。自此之后，他们在苏州办学校，建教堂，办医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传教事业，让苏州人不仅听到基督的福音，也享受了基督教带来的医疗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