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森（电影局局长）：电影要担负起开启民智，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重任
中国电影在2015年超高速发展，给予人们新的期待和厚望。在向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过程当中，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也包括一些重大的精神命题，希望有艺术品种能够承担一种责任，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参与到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日常状态当中，因此把责任更多地寄予电影身上——希望电影在娱乐和满足梦想的同时，更多担负起开启民智，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重任。
由于中国电影在产业道路上经验尚浅，我们对类型化的掌握、对高科技大片的把握，对原创性大剧情片的推进都有待加强；同时，中国电影与时代、与生活、与民生在结合度上又有所松懈。
这都给电影提出了新的审美期待、提出了新的文体意识。既然做大片，我们就要把大片做出个大规模，做出个大形态，不能大中见小、大中见拙、大中见丑；既然做小片，做中等成本的影片，就希望我们把真情实感置放其中，和时代、和人民、和土地产生亲密关系。
人们对电影是有多重期待和多重要求的，一旦戴上3D眼镜，观众就会用大片眼光来看待你；面对类型片，观众就会用纯熟的类型片要求来评判，比例是否对？配方是否准确？看文艺片的时候，观众则会看你是否关注心灵、关心生命、关照生活，是否具有电影语言的开拓性和独特性等等，观众不会混为一谈的。因此，我们在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文本意识方面，仍然有滞后之处。
截至目前，今年的电影票房增长12%，观众人次增长19%，殊为不易。但是，互联网视频系统的观众人次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包括网剧、网大、直播等，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分流了电影观众。这给我们提出来一个新问题，在互联网与电影争夺观众、分流观众的时代，如何建立大银幕的优势，建立影院集体观赏的优势和仪式，这非常重要！
我们聚焦提高电影创作质量和水平，聚焦在新时代怎样把电影推向一个新的审美和创作境界，重新建立中国电影和中国百姓、和中国观众之间新型而紧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想从三个层面谈谈对目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
首先，要在价值观层面上重新确认。习主席在两年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以人民为中心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弘扬真善美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价值等很多非常经典的、非常宝贵的论断。
我又想到了先辈教给我们的一些基本道理，《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都有一脉相承之处。为什么一些电影作品屡屡被误读？是因为这些影片的价值观在凸显过程中不那么坚实有力，不那么伟岸高大。我们看到，任何一部优秀作品打动观众，依靠的还是它的价值观系统，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地摆在我们面前。
其次，方法论问题。当中国电影拥有了美好的价值观的时候，是否还具备实现价值观的方法论？我认为，我们在方法论训练上有所欠缺。比如在类型影片的训练上不够完整、不够系统，没有对它的比例和配方进行深化，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我们在作者化体系上，也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化本土移植的问题，如何与中国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对接？如何和中国的现代性对接？需要认真思考。
与此同时，掌握规律是为了超越规律，我们超越规律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叙述文体，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和电影语言，我们只有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超越了规律才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大的生存空间，所以方法论的训练非常紧迫、非常必要。
再次，与时俱进的现代性。我们不仅面临好莱坞的挑战、面临互联网的挑战，同时也面临与自己的挑战。如今，电影与视频网站的窗口期越来越短，怎样保证电影的影院特质？因此必须要建立大银幕优势，必须用现代叙述文体、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优势与互联网观看形成区别。不仅是杜比5.1升级杜比全景声，不仅仅是2D改3D，电影的叙述文体、电影的节奏意识、集体观赏的剧场效果都需要考量。
另外，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要聚集起观众，必须要强调电影的社交功能，从而与互联网产品构成区别。对剧作来说，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可能弥漫在每一个分场、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文字背后预留的工业空间和科技空间里。电影的叙述语法、语态在未来会呈现出什么状态？我们必须要深入思考，墨守陈规、回头看没有出路，要有成为新经典的勇气！
今天的议题是聚焦如何提高电影质量，努力攀登高峰。我们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打好质量和水平这一仗，捍卫住中国电影的历史命脉和发展命脉，千万不能在这个关键节点开历史性的玩笑，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环境。
《论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怎样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做到文质彬彬，关乎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境地。
张冀（代表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李娜》）：中国故事的前提就是中国题材
中国编剧现在缺少“忧患思维”。我见到很多新编剧，一上来就和我聊剧作方法论、节奏、高潮点等等，认为有技术、有结构就可以了。单用技术和技巧堆出来的剧本，中国观众为什么要看？如果只是纯技术的展示，中国观众完全可以看更成熟的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影，甚至是日本电影、香港电影。
我写《李娜》的剧本非常艰难，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这样一部网球电影，而且中国也没有一部真正的体育传记电影。为了这个剧本，我耗费掉两年的时间，但觉得很值得，李娜是在中国独特的体育系统里“打”出来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她的经历全球独一无二。我希望用《李娜》的创作经历告诉年轻编剧，先要在题材上有竞争优势，再去思考技巧。
编剧希望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前提就是中国题材，只有发生在中国、属于中国人的题材，才能衍生出中国故事，目前，一些年轻编剧在题材上确有些“懈怠性”，他们人物只要技术练好了，就可以写一个电影剧本，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找题材、练技巧上，这样才对得起写剧本带来的“挑战”，如果编剧想和大导演长期合作，必须要交出好作品。希望编剧同行不要放松，不要懈怠，电影市场不是“你给什么，就能回馈你什么”。同时，目前我们对于“类型化”仍处在学习的阶段，类型的本土化是最重要的，要兼顾话题性和社会性。
袁媛（代表作《滚蛋吧！肿瘤君》）：观众需要的是真情实感
我们在学校接受的系统教育，有时候会感觉“自我成才”，因为我看过的编剧书，几乎没有一本是国内的。如果国内的老师能够有感而发，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知识并传授给大家，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老师是从国外编剧理论的书籍中借鉴，那学生不如直接去看罗伯特·麦基等大师总结出来的编剧理论，指导意义会更大。
谈到电影类型化，即便是好莱坞也在面临类型化新突破的困境，而我们已经逐渐够到了电影类型的“边”，从《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作品中，我鲜明地感觉到好莱坞剧作的套路，并且融入了生活化的情感和本土化的元素。
其他一些国产电影虽然也借鉴了一些套路化的创作，但充斥了虚假的情感，这是观众不能接受的。我一直很喜欢华纳公司秉承的三个创作原则：娱乐性、启发性、教育性。我们的编剧应该在动笔之前，思考清楚观众究竟需要怎样的作品。近两年，不少印度电影的品质非常高，甚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叙事系统，这也是印度电影年观影人次超越我们的原因。
张嘉佳（代表作《摆渡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市场化的作品必须具备时代性
2013年的时候，王家卫导演找到我，希望我创作《摆渡人》的剧本。我一写就写了3年，改了118稿，主人公换了24次，故事主线换了30次，甚至一场戏开拍的当天要修改8次。当剧本改到70多稿的时候，王家卫导演希望我自己执导影片，我硬着头皮拍了一年多，有时一天只拍一个镜头。
王家卫导演有自己的观点。我写的东西，我的价值观，我剧本中的人物和思路，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如果我自己执导，呈现出来的画面也和时代相吻合。
这让我想到1997年我们开始接触网络，看着互联网一步步发展壮大，变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90后、00后来说，互联网就像“自来水”，所以他们的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要创作一部市场化的作品，一定要具备时代性。
我不认为网络大电影能够影响到院线电影，就像电子书虽然火爆，但纸质书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任何一个产业都不会突然变好，也不会突然没落，去年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是源于出现了《夏洛特烦恼》《煎饼侠》等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里面人物的价值观、故事结构，都是这个时代人最喜闻乐见的方式。
陈舒（代表作《恋爱中的城市》《绣春刀》）：写剧本要清楚作品的“灵魂”
当下的80后、90后从小生活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对于“价值观”三个字会有本能的抵触，因此我在写作时，更愿意谈作品的“灵魂”。编剧写得越多，自发性的创作越多的时候，越会喜欢深入探讨作品的“灵魂”，这个“灵魂”，其实就是写这个作品的初衷。
对于编剧而言，由于电影是工业化产品，需要团队合作，也需要满足资本、演员的要求，有时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因此，创作者应当在写剧本时不断追问自己，作品的灵魂究竟在哪里，这是写剧本的前提。
目前，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类型片的创作技法。我想提一下近来比较火热的韩国电影《釜山行》，这部电影创造了韩国电影的观影人次奇迹，借助了僵尸类型，展现的是东方传统的情感内核。也就是用一套西方的电影类型系统，套用在黄种人身上，这不是虚假的创作，而是从内心认同电影东方式的情感表达，在类型的本土化上，韩国电影值得我们借鉴。
同时，大部分刚入行的编剧都是做“委托创作”，不享有版权，委托创作给了年轻编剧很多锻炼的机会，在委托创作过程中逐渐熟悉了电影的工业化流程，也明白了电影是团队合作的工种。但时间长了，委托创作会给人一种“无力感”，编剧会感觉自己对作品的把控是有限的。
我本人目前体会到了原创的甜头，如果我们想有自己自觉的创作欲望，那为什么不去做原创呢？《绣春刀》是我和导演路阳两个人共同原创开发的作品，除了原始版权带来的收益，我们拥有对作品很强的把控力。《绣春刀2》请到了宁浩来监制，他非常尊重路阳作为导演的艺术表达和追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绣春刀》是属于我们的故事，因此在和各个工种合作的时候，独立性和完整性可以得到保留。
黄丹（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编剧）：市场需要接地气、有深度的作品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不断和学生强调，作品一定要落地，要接地气，在创作过程中要接触社会，抓住社会热点，抓住社会上的矛盾。
我经常带学生看奥斯卡获奖的电影，《聚焦》《荒野猎人》《房间》等等，看完之后感慨颇深，比如《房间》这样的故事我们身边就发生过，新闻报道也有，但却没有人关注。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当中，娱乐化的作品符合刚刚进入城市生活的观众对电影的想象，亮丽、堂皇、绚丽……但真正有深度、有灵魂、有热度的作品确实不多。
实际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非常好看的故事，从微信、朋友圈都能看到有趣的故事，观众不只需要魔幻片，更需要接地气、有深度的电影；而电影作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更需要这样的作品。
现在的电影生产，投资方对于题材的判断和把握，更多考虑的是安全感和投资回报，忽略了电影的艺术属性。还有版权问题，目前编剧都是“一把卖”，几乎没有后续的版权收入。希望在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能够对编剧进行保护，我相信这会促进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冉平（代表作《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故事的独特性
有些情况下，编剧正逐渐沦为导演的“工具”。早先编剧都是自己写，靠着情怀和兴趣创作，现在变成了“码台词”，纯技术性的创作，这不是编剧需要做的事情。
但当下比较好的现象是，编剧和导演、主创的合作更加密切，自身影响力也更强。想要影响到合作者，编剧就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同时要有对故事思考的能力。编剧的思考能力获得认同，与合作的创作者产生了共鸣，其他的创作难题和面临的困境也都不是问题。
现在的大片剧组动辄上千人，有三分之一都是外国团队，但我认为，把西方的技术拿来，把好莱坞讲故事的技巧引进来，把粉丝都调动起来，把炫目的画面和抓人的桥段都组织起来，并不一定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这是不成熟的想法，但我们的类型片确实处于学习的阶段，因此“试错”的过程是必要的。
我和一些90后导演有过合作，和他们的合作、交流、学习让我受益匪浅。从年轻创作者身上，我了解到了如何实现作品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表面文章，它包括了情感方式、价值判断等等。但不管如何表达，如何处理信息，最后留下来能够打动人心的，一定是有人类共性、有普世价值观的。在这个基础上，编剧应该寻找到中国故事、中国好人、中国英雄和好莱坞有哪些不同，找到独特性，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和导演、投资方形成合力，我们就可以在行业里走得更深、更远，让自身的想象力有更充分的发挥空间。
许波（代表作《破冰》、电视剧《结婚十年》）：看到了具有担当精神的年轻一代
我对当下的电影产业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接触的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的“三观”很正，也有自己的追求。前一段时间我去影院看《长江图》，晚上10时20分的场次，还有18个年轻人走进影院，我很欣慰，这也是我保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我去云南山区支教了一段时间，那个县城没有电影院，只有文化馆里有一个废弃的礼堂，也没有人看电影，百姓的精神很空虚。由于山上没有菜吃，我们几位老师轮流去县城买菜，下载一批影视作品再回到山上。支教回来后，我们也曾在周末去看过电影，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了有些失望。所以我也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叫“接地气”？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会很无力，那是一种没有方向的生活状态。走出大山就意味着“成功”？曾有支教班的毕业生惶恐地问我，进城了又能怎样，回到家乡又该怎么办，他们希望能为家乡做点事情。回到影视创作，我们也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赵葆华（代表作《守护童年》《邓小平登黄山》）：要寻找新的艺术方法论
电影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在制作上有些过分倚重市场效应，逐渐变成“以票房多寡论英雄”的局面；在创作上则过分看重娱乐题材，“凭笑声多少论短长”；在题材上缺少独创性，跟风、模仿等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曾经风光无限的几种类型片也暂时沉寂了。
我们不能在创作上懒惰。娱乐狂欢很好看，明星也很好看，但缺少感人至深的作品。我们需要感天动地、义薄云天，需要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需要“80、21”精神，也就是80年代的创作精神加上21世纪的开放态度。
编剧应该从时代精神中寻找选题，在生活中寻找灵感。编剧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为电影作品提供基座。就在编剧都为自己维权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电影的媚俗化、平庸化，也和编剧有密切的关系。编剧队伍需要进行生活充电、艺术充电、思想充电。
编剧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基座，要想夯实基座，不但要从思想层面，还要从组织层面、政治层面夯实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热情的呼唤和美好的期待。另外还要壮大我们的编辑队伍，竭力保护编剧创造性的劳动。
张挺（代表作《花木兰》）：坚守普世价值观的表达
所谓电影的是现代性，就体现在价值观上。电影创作出现的瓶颈，主要原因就源自社会整体价值观需要突破，这并非一部电影可以承载或改变的。编剧需要认清一点，普世价值观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我们不应只追求技术的现代化，而对价值观部分“视而不见”。
当下火热的“IP”，虽有民间基础，但趋利性比较强，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需求而舍弃一些内容。我们允许多样化的作品存在，但还是希望能够多坚持一点，哪怕“多撞两次墙”，也要把关键性的部分坚持住。
再来说技术性的问题。西方电影有基础的叙事叫“经典叙事”，这个“经典叙事”就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但电影之间的差异就是在“经典叙事”的基础上，接下来怎么讲。好的电影具备情感独特性以及文化深度，这些是无法通过技巧实现的。
白铁军（代表作《没完没了》)：编剧应加强“主动创作”的意识
电影市场的平淡特别正常，去年的《烈日灼心》《滚蛋吧！肿瘤君》《老炮儿》都是好电影，今年确实缺少这样的作品。
好的编剧，应该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市场还能够接受，这比“命题作文”要好很多。但目前，70%-80%的编剧都是“给啥吃啥”，做不到“想啥吃啥”。即便是“委托创作”或“命题作文”，成片的品质都不是编剧能够把控的。
在创作方面，编剧的机会仍然不多，自己想写的内容写不出来，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一般都是“不管想不想，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编剧应该有更多主动创作的意识和机会，哪怕两三年出一部作品，也是值得的。
李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塑造人物要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动机
我们应该把电影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娱乐和艺术在电影这个平台上是平等的。我不赞成做艺术电影的就了不起，做娱乐片的就应该被嘲笑、被轻蔑。好莱坞也是在娱乐类型的基础上来建设电影艺术和价值观。
而我们是从艺术领域进入，接着追求喜闻乐见和娱乐大众，然后再去探讨价值观。在这样的环境下讲故事，势必会偏向艺术方面，而不太照顾大众能接受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做商业电影首先应建立在娱乐大众的基础上，再考虑艺术建设，以至价值观的表达。这个三角建构首先和时代性、现代性密切相关。
无论是经典叙事，还是经过革新的现代化叙事，最后都会落在人物塑造上，这也是观众评价影片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人物塑造中的心理动机和人物性格，一定是植根于现实的。作为国产电影的编剧，要想创作出贴近现实的作品，一定要有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动机，它决定了整个故事的走向以及人物的行为方式，甚至是故事的结局。
孙向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不应剥夺观众享受某一类电影的权利
在目前的电影中，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表达，都与我们的火热生活存在距离。1995年我曾到西藏工作，对口援藏了三年，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电影真实表达了那一段历史。先后有很多人对口援藏，我们对西藏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西藏壮美的风景，美好的人性交流，艰苦的生活等等，很多内容都适合通过影视作品来展现。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发现过去一段时间的电影市场不是创作者“做主”，甚至不是观众在“做主”，真正左右电影市场的是自媒体，来自个别把持着陈旧评论话语权的评论家，大家会在网络上发表负面评论，甚至电影还没上映，就有很多负面评论。
我们的电影究竟是怎样的水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刚刚完成了暑期档的观众满意度调查，工作人员在影院现场“拦截”观众，直接询问对影片的反应，同时还有50个专家参与调研。结果显示，今年的暑期档比春季档分数略高，达到80.6分。这可以说明，大多数观众到电影院的目的是很单纯，他们也是很宽容的。
不管是舆论界的人、评论家、还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都不应该剥夺观众享受某一类电影的权利。比如当下很多青春片受到了质疑，但我们要清楚的是，还有很多正在上学的年轻人，我们不能拿自己的眼光评价他们的青春。就像很多观众等了三个小时，为了看《长江图》的首映，也像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那些热情的观众，他们都有自己热衷的电影类型，应该得到尊重。
在产业不断创新发展、智能融合、技术推动的新形势下，创业者需要一场可以指导各产业发展方向、厘清各产业发展脉络、引导并链接资本风向、有重大影响力和启发性的行业聚会。
2018年11月29日-30日，由公司主办的“智能产业 美好生活”2018创新者年会曁第四届创新奖颁奖盛典将在北京国贸大酒店盛大召开，这将是一场汇聚5000名各产业创新者、行业领袖、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行业盛会；是一场以引导、指引产业风向为目的，启发并分享成功案例，将国内外先知学者的思想提前带到国内的预见性盛会。
2018创新者年会曁第四届创新奖颁奖盛典详情链接：
http://suo.im/4N2Qb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