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火了,ToB软件公司能从中国电影业学到什么?
[ 导读 ] 在中国做企业软件,最稀缺的,还是产品力。

《流浪地球》火了。春节培训期间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超出预期,虽然手法和故事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和不少国外科幻大片相比已经毫不逊色。

我算是影迷,一直拿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的软件市场比。2003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不过10亿,当时也曾经有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盗版横行,观众不尊重知识产权,也不愿意为了影院观影体验额外付费,中国的电影票房是没戏的。

事实上呢?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达到610亿,比起15年前,翻了60倍。中国的软件市场,就一定没戏吗?

一个行业的兴盛,不仅需要消费者的变化,也需要从业者的进化。中国的电影工业,这些年也还是有了进步,到今天,连我们过去认为中国人肯定拍不好的科幻片,也已经上路了。

中国的软件行业,和电影业相比,在专业性上的差距,并不比市场差距来得小。几个月前,曾经专门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文章,再重发一次,希望能与同行们共勉,我们在产品力和专业性上努力追上中国电影的水平,才有可能创造中国电影票房的奇迹。

▋在中国做企业软件,最稀缺的,还是产品力。好理念并不少,但真正的好产品,凤毛麟角。

首先要是真正的产品,就已经筛掉大半项目型的软件。在《做项目,做产品》一文中提过,软件产品是“价值交付过程中可以复用的部分”,假如可以复用的部分比例很低,也就是产品化程度很低,可能连产品都算不上,就更难说是好产品。

产品化程度达到了可以让产品销售、产品交付的能力都快速复制和扩展的地步,比如文档齐全,不用写代码就可以交付项目,可以通过标准培训打造销售和交付团队,那已经可以算作产品了,但未必是好产品。

好产品,是比同类产品创造了更大价值的产品。

商业价值当然是个主要价值衡量指标。完全市场取向的人,会认为商业成功是好产品的基本必备条件,甚至是唯一衡量因素。但有市场之外的追求的人,就不把商业成功看做拥有一票通过权,甚至不具备一票否决权。

有人认为,有的产品在商业上也许并不成功,但在某些专业领域有创新,起到了启发更多人,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也是价值。还有人对软件有专业上的衡量视角,在专业性上达到了一定高度的软件,他们也会觉得是个好产品。

朋友说:“票房好的电影,就一定是好电影?好电影就一定会票房好?未必吧?往往票房排行榜上靠前的是烂片居多,真正的好电影却收入惨淡。”

说这话的朋友,是个艺术家。

▋做企业,毕竟不是纯艺术工作,商业上不能带来成功,企业无法生存,好产品也难持久,更无法把其精神价值带给更多人。

不过,有追求的软件团队,或多或少,都是有要把产品做成艺术品的情怀的。我们也不能免俗,创业伊始,大家在谈论要打造怎样的一种团队气质时,说到有两个参照系,其中一个,就是艺术家。

毕竟,Paul Graham在《黑客与画家》中就说,在他所知道的行业里,黑客-程序员,与画家最相像:

他们都是创作者,而不是科学家;他们学习提高的主要手段都是动手去做;他们学习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范例;他们的创作都是逐步调整完成的;他们的优秀作品都需要对美的狂热追求。

在Paul Graham的影响下,有一段时间,我的确觉得做软件像是画画,还组织过小伙伴们一起去看莫奈,给大家讲为什么莫奈是最伟大的图形技术程序员。

但这一年来,我越来越觉得,画画还是比较偏个人创作,做企业软件,更多还是要靠多种技能角色分工合作的专业团队,假如要类比一个和艺术沾边的行业的话,更像是拍电影。

做好产品,就是要拍又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拍电影,比起大多数公司做企业软件,其实要专业的多,有严谨完整的工序和专业细致的岗位分工。

随便一部像样点儿的电影,假如你有耐心把片尾的字幕名单看完,就会发现整个剧组团队成百甚至上千,除了演员之外,各类专业岗位角色至少几十个。单说导演岗位,除了导演之外,你往往还能在字幕上看到副导演、第二副导演、助理导演、选角导演、选景导演等各种奇怪名号,摄影也往往是一个团队,摄影指导带着若干摄影师,某些场景还需要专业的斯坦尼康摄影师或者专业航拍摄影师,艺术指导、特效指导、后期剪辑等几乎都要带一个若干人的团队协作完成各自的任务。一部电影拍下来,完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更厉害的是,一部片子折腾几个月好不容易杀青,往往剧组中各个岗位的人立即转身分别加入其它剧组,快速组成新的团队,立即进入有条不紊的新片拍摄制作之中。

张艺谋拍《影》,剧组上千人,转战湖北、北京等多地,四个月内全部拍摄完毕,两个多月完成全部剪辑配音配乐等后期制作,半年弄出一个产品。很多人说《影》不怎么样,我是自从《黄金甲》之后就不再看张艺谋电影了,没看也不好评论,不过要我说,《影》这个水平的作品,假如是企业软件的话,绝对还是顶级的,秒杀群雄。

中国拍电影的水平再低,也还比做企业软件的水平要高得多。

毕竟,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开始拍电影了,建国前我们就有《小城之春》、《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毕竟,我们还有办了六十几年的教人怎么拍电影的专业电影学院,有导演系、表演系、摄影系、美术系。

企业软件的产品经理系呢?毕业了几个人?

能够持续稳定地制作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没多少人。宫崎骏算是一个。

上一次产品团队的产品日活动,集体看了一部《梦与狂想的王国》,纪录片,关于宫崎骏如何制作退休前最后一部电影《起风了》,其中可以看到宫崎骏做电影的一些日常片段。

去年去东京的吉卜力美术馆,在宫崎骏用过的工作台上,看见手绘的厚厚的分镜头脚本,立即想起自己画过的软件原型图,但吉卜力美术馆不让拍照,为了让同事们也能看看这个脚本的样子,一直心中记挂着,终于找到了《梦与狂想的王国》纪录片,和大家一起看下来,收获要比单看看脚本要大多了。

就说说宫崎骏的手绘脚本吧,长这样:

每幅画面草图的右边,写着一些注解说明,左边则是时间,14分05秒,14分06秒,14分08秒。。。

我看的时候,很有些惊讶,也有点儿小困惑,这么精确的时间怎么算出来的?

在《梦与狂想的王国》的第51分32秒开始的一分钟镜头里,对宫崎骏如何标注时间有一段真实记录。他一手拿秒表,一手模拟摄像机镜头,双眼在虚空中一帧一帧地注视着他脑海中的画面。

他是看见了他的电影的。

《起风了》上映,宫崎骏退休。他退休时,日本电影历史票房排行榜,前十名里,六部电影是他的,前六名里,五部是他的。

除了票房收入,宫崎骏的电影,还有衍生品收入,龙猫的玩具日用品什么的,也还在卖。

姜文也说过,他拍电影之前,是要在脑海里把要拍的电影先看了一遍的,甚至包括片尾的字幕。

比起宫崎骏的动画片来,姜文他们更难。毕竟,要把脑海里的镜头画出来,比组织一大帮人拍出来,还是要容易些。

拍《阳关灿烂的日子》,所有演员集体在京郊一个部队营地封闭体验60年代的生活,每天听革命歌曲,看老报纸,苏联老电影,浸泡在哪个时代的氛围里。

拍《鬼子来了》,在唐山潘家口水库边上生生造了个村庄,全体剧组先在武警基地军训,然后是一起踩点、走场、学习、读历史文献、看战争电影和纪录片,剧组里的日本演员香川照之数次感慨:“这真是一个好厉害的国家啊,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实拍?”

▋《鬼子来了》在国内的票房是0,压根儿没让公映。

据说姜文拍的电影,真正赚钱的是《让子弹飞》,其它的在商业上都难说成功,甚至是赔了不少钱。姜文拍电影,舍得下本钱,往往超支严重,拿他的话说,“拍电影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是赢,不会节约子弹和枪支。”

从产品形态的角度来说,电影是产品化程度极高的产品。产品发布之前,制作成本极高,整个制作和市场宣发期间,几乎一分钱收入没有(不算植入广告),而一旦发布,交付标准化程度极高,复杂度几乎为零,完全不需要产品研发团队投入定制维护改Bug什么的。

就算想改,也没门儿,只有极少数片子才能享受若干年后发个导演版重修版的待遇,但也基本只能在过去被放弃的素材里腾挪一下,想重拍镜头都不可能。从制作和发行上,几乎都是一锤子买卖,也就意味着一旦首映头几天票房失利,就肯定是赔钱了。

企业软件达不到这么高的产品化程度,团队不可能像剧组一样开发完1.0版本就可以散伙,而另一方面,1.0版本在某个客户或者某个市场反响不好,并不意味着产品的彻底失败,只要剧本故事还可以,就还有翻盘的机会。像《鬼子来了》完全不能公映这样的风险,更是很少,很多企业软件,往往是拿了项目才去开发的,相当于有保底票房。

▋有保底票房,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

给保底票房的金主,挂了制片人的名头,往往就要来指导导演拍电影了。导演难免要面对制片人给出的各种宝贵意见,小到场景道具该花多少钱,大到剧本该怎么改用什么演员,甚至结尾该是皆大欢喜还是意犹未尽,都未必全是导演一个人能做主的。

有时候,年轻导演会羡慕大牌导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拍片子,孰不知大牌导演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而且再大牌的导演,永远也要面对更大牌的制片人甚至审片人设置的各种条件和障碍。

但好的导演,终归能拍出好的电影,就像好的产品经理,终归能做出好的产品。

好导演能够看见他要拍的电影;

好导演会投入足够的时间与编剧们一起打磨剧本和故事;

好导演能够召集和带领一群不同专业的团队完成他看见的电影;

好导演会去了解观众,但他不会问观众自己该怎么拍电影;

好导演会看足够多的电影来培养电影感觉,学习电影技巧;

好导演有品味,能够分辨电影的好坏优劣,而且知道好在那里,差在哪里;

好导演会了解一切新的技术和手段,并按照电影的需要来选择最合适的;

好导演会。。。。

好产品经理呢?

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好企业软件产品的导演,做出《流浪地球》这样的好产品,自然会有好票房,会迎来中国企业软件市场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