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想到，陪伴中国人二十几年的春节档会以这种形式“谢幕”。
1997年《甲方乙方》之后，春节档电影伴随着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新年。最近几年票房表现尤其好，从2016年的30.85亿元增至2019年58.59亿元，四年间增长了约一倍。
但增长势头在2020年戛然而止。1月23日，7部贺岁片集体宣布撤档，择期再映。
各大线上票务平台随之公布退票细则，所有撤档影片均可无条件全额退款，线下院线自1月24日起全部暂停营业。
春节档对于院线来说至关重要。根据猫眼数据，2019年、2018年、2017年春节档票房收入分别为58.59亿元、57.70亿元、34.20亿元，分别占到这三年国产电影总票房的14.2%、15.2%、11.4%，足见其重要性。
各大院线公司最近两年业绩本就不佳，春节档正是与其命运攸关的“救命药”，但到2月初，已经有院线开始批发转卖快到保质期的各种食品。
院线公司原本指望2020年春节档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如今却不得不面临停摆，前途多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徐峥卖出版权给字节跳动，会掀起行业一片声讨。
影视公司需要继续在寒冬里煎熬，去思考观众究竟愿意在荧幕上欣赏到哪些电影；院线需要思考的是，行业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使得自己的经营出现如此下滑；而对观众而言，需要静静的等待疫情结束。
行业全面停摆，更需要我们驻足，去复盘过往的变迁，思考未来的发展。
撤档+停摆，雪上又加霜
疫情的蔓延，不仅使春节档票房打了水漂，还直接影响了上游制作端。
1月25日开始，横店影视城、象山影视城等多家影视基地相继闭园，全部剧组的拍摄活动停止，辖区内拍摄场景悉数关闭，包括了拍摄基地、外景拍摄基地和摄影棚等。
直接停机影响巨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档期节奏全部乱套。
“扛得起票房的Cast(演员)，他们档期是很满的。如果这部戏延迟开机，意味着就必须压缩拍摄时间，而如果不能开机，那可能Cast的这段档期可能就用不了了，就会影响这个项目整个的一切后续规划。”盛景嘉成主管合伙人王晓辉向智能网透露。
王晓辉介绍，制作方协调艺人档期情况复杂，往往需要付出很大代价，“重新安排、沟通交流，分人分项目分情况，有的能延档期有的不能延，还要看艺人下一步戏是什么，各种情况都会存在，这个过程有时会付出高昂成本。”王晓辉告诉智能网。
剧组人员工资照发，租金照付，以及未知的“艺人成本”，让影视公司早已捉襟见肘的现金流更加困窘。“影视公司的现金流本就紧张，项目款不能够按时回收，就会影响到新影视项目的制作。”
王晓辉口中的“寒冬期”，是整个行业目前的写照。对于观众来说，则是曾经熟悉的明星逐渐淡出荧幕，莫名“过气”。
2020年1月22日，迪丽热巴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枕上书》在腾讯视频独播，而她上一部播出电视剧，则是2018年6月的《一千零一夜》，时隔一年半。
一年的时间只播出了一部作品，迪丽热巴在2019年8月的一档综艺中道出了原因，这位当红明星说自己已经八个月没有拍戏了。
而在2013年到2017年，迪丽热巴4年无休，拍了20多部影视作品。
此一时，彼一时。英诺天使基金合伙人王晟回忆，2018年影视行业就开始进入“寒冬期”，“最早2017年底，或者说2018年开头之后就全面下行了。”
导致迪丽热巴无戏可拍的“罪魁祸首”，是2017年开始的一系列“限薪令”。
2017年9月22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颁布了《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影视剧的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
一年后，2018年6月27日，中宣部、文旅部、国税总局、广电总局、国家电影局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落实一年前颁布的意见。
从“限薪令”开始，密集利空政策轮番出台，冲击着影视行业。
“2018年开始查偷漏税、规范票补、内容审查、终止企业IPO、不能上市运作……这个行业其实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王晓辉回忆说。
2018年6月初，影星范冰冰被曝出4天6000万元天价片酬，影视圈“大小合同”、“阴阳合同”等偷漏税潜规则，“影视大鳄”被查了个底朝天。
2018年10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影视行业要自查自纠，有偷漏税情形的企业需要补缴自2016年以来两年的税款，若拒不纠正将依法被严肃处理。
查偷漏税、补缴税款对于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影视公司，直接意味着成本增加。
“2018年之前，部分影视公司本身，表面上的流水都是正常的，但核心业务有一些灰色地带，尤其是一些演员自己的工作室，收入有不规范等问题。查偷漏税导致这些企业盈利能力降低，影响了投融资。”
不过在王晓辉看来，过去的影视行业的发展并不健康，政策纠偏有助于规范市场，只是长达两年的持续调控，让行业有些吃不消。
虚假繁荣已逝，但消费端潜力仍在
“2018年之前，行业里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偷漏税、票补、偷票房、锁场，其中有很多的暗箱操作。”王晓辉告诉智能网。
偷票房就是典型暗箱操作，手法繁多，颇具花样。
其中之一就是线下影院与影视公司串谋，播放A电影的场次，影院给观众B电影的票，将票房从A电影转移至B电影。
有时，线下影院还可以更隐晦，将票房侵吞。
影院把已经作废的电影票或者手写票当作入场凭证，不做线上记录，这笔本应该属于票房的收入就会被转移到影院；还可以只打影厅号，不打片名，将票款转移到影院。或者干脆两套系统出票，将记账系统和报账系统分开，实现偷票房。
偷票房的行径屡有曝光，2015年，就曝出当年几部“火爆”的电影以偷换票、手写票的方式被偷票房。
显然，这种行为抹杀了好作品和差作品的差异，伤害了优秀影视剧创作者的积极性。
“政府做一些规范举动也是有必要的，不然这个行业按以前的不良的那种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自己把自己搞死！”王晓辉对此批评到。
2017年3月1日，《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生效，规定不得虚报或瞒报票房收入，在一些情况下，针对违规者的罚款可以高达违法收入的五倍。同年3月，全国326家电影院因“偷票房”而被处以巨额罚单。
除了偷票房，还有另一种制片方作弊的方式——锁场。
所谓“制片方锁场”，就是制片方自行买票房，而实际上则是根本没观众的“幽灵场”，这不仅可以人为制造高票房的假象，还可以防止因电影口碑不佳而被院线下线、换片，可谓一箭双雕。
用锁场的方式维持虚假繁荣，实则助长行业泡沫，有的制片方用融资的钱买票房。动用一些资金，提前把一些场次用几张票就锁掉，导致影视公司排片的时候，被动地提高不受欢迎影片的排片率。
“以前《叶问3》的时候，就是用融资的资金反过来去买假票房。这些事情其实很多，这种营销的手段和方法，长久下去是不可取的方式。”王晓辉向智能网透露。
不仅是“锁场”，票补同样也是在人为制造虚假繁荣，制片方给线上售票平台补贴，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观影，据王晟介绍，票补政策对票房的助推十分明显，“票补政策过去至少会影响10个点的票房”。
2015年开始，各部委连发文件，整治“幽灵场”、规范票补，新出台的政策不仅仅是规范了不公平的市场环境，还戳破了过去虚假繁荣的泡沫。
密集政策直接的影响，让影视行业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18年，整个行业的经营数据都很难看。
行业老大哥华谊兄弟2018年亏损9.86亿，受范冰冰事件牵连的唐德影视，2018年净利润为-5.64亿，同比下降393%；ST中南、华录百纳和印纪传媒净利润均亏损超过20亿元 ，华录百纳更是巨亏33.69亿元。
行业困境到了2019年依然没有缓解，华谊兄弟“跌跌不休”，现金流明显出现问题，连续发了股权质押及解押、申请银行贷款展期、为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补充担保等公告，总市值跌破百亿。
而在巅峰时期，华谊兄弟的市值是800亿。
除了华谊兄弟，新文化、鼎龙文化、ST中南、长城影视、当代东方、欢瑞世纪、唐德影视皆为预计亏损，而且预亏金额大的惊人，多的竟然超过40亿。
这是影视公司的阵痛期，不过，王晓辉认为阵痛期就快要度过了。
“过了这段阵痛期，光明还是会来临的，因为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中国人对精神内容、文化内容的消费，是有刚需的。”她对智能网说道。
王晟也同样看好消费端的潜力，“消费端的市场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来源。”
两位投资人所言非虚，即使行业仍处寒冬，但票房却显示消费端依然强劲，2018年票房就超过600亿，而2019年行业普遍哀嚎时，票房仍增长到了641亿。
而那些盈利的影视公司，就是摸准了消费端。
新世代改变大荧幕
2019年影视业寒冬，在一系列预计亏损的公司中，光线传媒显得鹤立鸡群，考虑了资产减值准备后，2019年预计净利润9.0亿元—11.5亿元。贡献最大的，当属独家主控的爆款，总票房49.34亿的《哪吒》。
翻开2019年票房成绩单，优质国产影视内容的规律十分明显，《哪吒》之后分别是46.18亿《流浪地球》、31.03亿《我和我的祖国》、28.76亿《中国机长》、21.83亿《疯狂的外星人》。
其中一个规律，这些电影展现的是主旋律、正能量，内容要么表现积极向上，要么展示家国情怀。
而这些的对立面，就是当红的流量明星、大IP失灵。与此同时，曾经横扫国内本土票房的进口大片开始遇冷。
上映前呼声很高的《决战中途岛》和《终结者：黑暗命运》票房高开低走，分别只有2.5亿和3.5亿人民币，李安携手威尔史密斯的《双子杀手》也只取得了2亿多的票房。进口片市场仅剩《复联4》一枝独秀。
王晟认为，这是影视行业转向内容驱动的标志，“影视行业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转向成了内容驱动，大概三四年前，所有票房比较好的项目，基本上都是靠大IP，大Cast和大宣发赚钱，只要保证了这三点，就不会亏钱，票房就不错，但这几年情况完全不同了 。”
他认为这些变化与观众的审美成熟直接相关，“之所以能变成内容驱动，是因为观众变得更具有审美力了，更关注内容本身的好与坏。只要好的内容，哪怕是低成本制作的内容，也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收益，这是影视行业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虽然春节档撤档，但预售票房显露端倪。
集体撤档前，《唐人街探案3》以2.56亿元预售票房位居榜首，领先第二名《囧妈》（5001万）、第三名《姜子牙》（4965万）超过两亿。
王晓辉向智能网解读说，这与新生代电影观众密不可分，新生代的观众的审美要求、艺术水平要求已经明显提升。
“以前一个纯搞笑的春节档的电影，就很能够唤起观众买票的欲望了，但是现在除了搞笑，还需要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比方说价值观，故事的新颖性，对智商和文化的要求。《唐探3》的预售能够好过《囧妈》，其实是《唐探3》的故事更有层次，叙事更加紧凑。”
新生代的人群，还有另一个特征，那就是生长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他们，更加爱国、有民族自豪感。
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90后中国青年调查”中，7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93%的受访者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81%的受访者表示“宁愿居住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王晓辉认为，正是他们使《哪吒》、《流浪地球》、《战狼2》成为爆款。
除了内容本身的创新，两位投资人都关注到了新技术的投入应用，这改变了内容形式与营销方式。
“创新还是在不停地发生，去年开始行业就高度关注互动影游，比如腾讯推出的《隐形守护者》，就是比较代表性的互动影游项目，几个月时间产生超过一个亿的收入，2019年的销量是140万。”王晟向智能网介绍。
所谓“互动影游”，就是将影视和游戏结合起来，“看上去更像一个游戏，但实际从内容上看更像一个影视。”
每一轮的科技推动，都能让文化产业更上一个层次，可以让文化内容从制作到发行到最后变现都有新变化。李安的《双子杀手》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他第一次将120Hz刷新率的影片呈现给观众。
在观众感受不到的地方，新技术已经在影视行业应用许久。王晓辉对此非常关注，并参与了相关投资。
“我们投资的春秋时代，上映《空天猎》的时候，对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就很成熟了。根据影片类型，预判适合的观众，在他们常访问的渠道，投放相关广告，投放一些票补。针对已经观影的人，分析他们的购票行为、购票时间，实时调整电影排片策略，调整后续的口碑营销策略。”王晓辉向智能网透露。
不仅如此，王晓辉向智能网分享了她刚刚投资的文化科技项目——超高清视频(北京)制作技术协同中心，“这家公司的股东有京东方、富士康、联想，这些大企业都是他的股东。要做8K的视频内容，从前端的摄像头中间的编解码，一直到后端的成像装置屏，都会有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一轮的技术，5G+8K+VR、AR会对这个行业带来新机会，我们会着重寻找拥有这些潜力的公司。”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中宣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局牌子，至此，管理电影工作的政府部门发生了改变。
王晟向智能网透露，部门职能的变更给影视公司增加了成本，“既然组织体制都变了，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内容的审核流程、审核方法和审核标准，所以影视公司需要时间来消化新的组织结构。”
过审的剧的确变少了，2019年影视行业全年备案剧集905部3440集，较2018年分别下滑22.2%和24.8%。
内容审查变得更加严格，并且不透明，王晓辉看到，目前关于文化、影视内容的审查相对趋严，前一段时间非正剧的历史古装题材不容易播出，就是这个原因，“监管层想要对内容导向给一些引导，但引导又没有明文的规定。”
高度不确定的政策直接加剧了风险，没有过审，不能上的电视剧都被搁置，很多投资人的投资受损。
“这是强政策驱动的赛道，在没有明显看到政策拐点出现的情况下，影视行业投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可能拿几百万几千万的钱去跟政策博弈。” 王晟的看法与王晓辉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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