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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世界工厂”的称号属于中国，也属于东莞。从改革开放后“三来一补”促成的东莞腾飞，到如今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东莞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史。在曲折的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不仅有城市的命运，也有工人的命运。
本文转自“吴晓波频道”，作者巴九灵。经智能网编辑，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广州与深圳相距100公里，中间夹着一个东莞。被两座一线城市包围的待遇，全国独此一份。不过，这并没有让东莞变得地位尊崇。
喜欢宏大叙事的人，或许不知该如何认识东莞。深圳有腾讯，广州有广汽，佛山有美的，珠海有格力，东莞有什么巨头吗？不知道。在2016年以前，别说世界500强了，东莞连一家中国500强都没有。
东莞有什么强区、强县吗？没有，东莞是全国五个不设区县的地级市之一。
东莞有什么主导产业吗？难说，每个镇都有各自的特色产业，没有谁主导。
那东莞有什么？
这样说吧，你手里的华为、OPPO、vivo，脚上的Nike、Adidas，穿的优衣库、H&M，背的Prada、Gucci，吃的徐福记，喝的果粒橙、雀巢咖啡，用的三星显示器、索尼录音笔、松下投影仪、飞利浦吹风机……都有可能产自东莞。
这张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东莞有这些。“世界工厂”的称号属于中国，也属于东莞。
没有巨头，无数中小企业和代工厂，撑起一个个产业集群：虎门的服装和线缆，长安的电子和五金模具，厚街的鞋和家具，大朗的毛纺织品……
产业集群又撑起经济强镇：虽然没有区县建制，但东莞有7个镇街的GDP超过400亿——这是2019年全国百强县的入围门槛。
经济强镇最终撑起东莞8000亿的GDP，也撑起东莞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并不是一句戏言。
隐没于广深双子星背后，让人常常忽略了东莞的光彩。其实从一个农业县发展至今，没有政策红利，没有光环加身，东莞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家孩子的进步样板。
只是这个样板，内地城市可以学，南海彼岸的越南也可以学。而当越来越多的东莞工厂迁往越南，东莞也要开始思考“一直被模仿，会不会被超越”的问题了。
“三来一补”促成东莞腾飞
1978年，东莞的命运发生了第一次转折。
此前，东莞是个农业县，农业劳动人口超过80%，工业企业不到400家。地困民穷，年轻人偷渡香港成风。
转机降临在1978年7月29日晚，香港商人张子弥来到东莞虎门的太平服装厂，拿出一个黑色人造革手袋和一些毛料，问工厂师傅：你们能不能做出来？
那时，国务院刚刚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嗅到商机的张子弥，通过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业厅，想在广东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负责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来自东莞，直接推荐了自己的家乡。
张子弥怕大陆工人吃惯了“大锅饭”，懒惰散漫，没有绩效和时间观念，于是出了这道按版加工的考题。没有图纸和说明，三位从没做过手袋的师傅在灯下赶工，第二天早晨拿出了一模一样的产品。
惊喜的张子弥，一天后就和东莞二轻局谈好了合作：港商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同时负责产品外销，东莞则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8月签订合同，9月拿到牌照，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工厂——太平手袋厂就这样诞生了。此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三个月。
当时，东莞的工资是香港的二三十分之一，泰国的五分之一。很多港商来到太平手袋厂参观，放下了顾虑，决定在内地投资建厂。大朗建起第一家毛织厂，东城建起第一家玩具厂，产业集群就这样开始萌芽。
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说：“当年我们埋头苦干，一不小心成为了历史。”
1988年，东莞升格为地级市。同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台商也来了，带来了制鞋和电子产业。
再后来，在港商和台商工厂里学会技术和流程的中层，逐渐走出来自己办厂。由于产业集群成型，上下游配套完善，在其他城市至少投资几千万才能进入的一个行业，在这里只要几百万，参与其中一个环节的加工。
东莞的高光时刻大约在1996年到2002年，连续七年，出口总值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深圳和上海。
但是外贸依存度高达450%，也透露着隐忧。
从劳动力红利到制造业转型升级
2008年以来，东莞的命运发生了第二次转折。
几乎所有关于制造业的负面消息，都格外沉重地压向了东莞：劳动力成本提升、招工难、用工荒、全球经济不景气，如今又多了一条“中美贸易摩擦”。
每一条消息，都在将这些东莞工厂推向越南——那里的工资不到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还有大把的农业劳动力有待工业化，重要的是，产品便于出口到美国。
除了劳动力和外贸环境的问题，东莞还面临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很多产业处在供应链中游——下游难过但还能过的时候，中游往往就要命了；二是中小企业居多——它们的护城河很浅，抗风险能力很弱。
晨星公司曾经总结了五种经济护城河的形式：无形资产（品牌、专利或特许经营），成本优势，转换成本高，网络效应，有效规模。
曾经，东莞的中小企业有一个半护城河，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在发挥优势。如今，东莞的中小企业只有半个护城河，虽然单打没有规模优势，但产业集群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小企业扎堆的优势：相较于大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城市，东莞可以更快地新陈代谢，更灵活地转身，奔赴新的战场。
可无论如何，强韧的是东莞的经济，而非每一家拼命求存的企业。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小巴在广交会上遇到一家做碎纸机和塑封机的东莞企业，这家的老板有先见之明，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初就开办了越南工厂。虽然那里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因为供应链不完整，零部件要从国内进口，综合下来成本反而比国内高出10%。
只是再算上关税，还是从越南出口到美国比较划算。
小巴又遇到一家做毛纺织品的东莞企业，谈起欧美订单减少了30%，谈起境外工厂的竞争，他们说最忧心的不是身边的同行去东南亚、南亚开厂，而是那些外国人在中国人开的工厂里学会了手艺，也开始自己办厂了。
曾经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工厂里发生的事，同样在越南
小巴来到东莞虎门，拜访了一家线路板企业，问老板想没想过朋友们去越南建厂，可能发生“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事。老板说应该不会，中国人比较勤劳，宁愿多加班攒点钱，也不愿去没活干的工厂；越南人比较懒散，有时候结完一周的工钱就没影了。
我想了想当初港商对大陆工人的印象，以及这40年来激励机制和商业环境对我们的改造，终于没忍心反驳
但他也给了小巴希望，说起一条生产线，趁着订单量少，裁掉了一批工人，贷款换上了全自动的机器。曾经昼夜两班86个人，一天生产2万平米的线路板都很紧张；如今两班8个人，一天生产8万
小巴又拜访了一家制鞋企业——这个行业迁往越南的趋势最为明显——问起老板有没有考虑过“机器换人”。老板说能自动化的工序都已经自动化了，剩下的还是要靠人手。
制鞋我是外行，不敢轻易置喙，只是年初恰好参观了安踏的工厂，总觉得眼前这家企业……还有一些改进空间。但是让这位老板换上安踏用的设备吗？这是更外行的建议。
当然，小巴也去了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看到很多地方仍在施工的园区里，华为的松山湖基地一望无际……
每一个镇都在发展高新产业。虽然越南头角峥嵘，但东莞的命运并不让人担忧。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伴随它长大的中小企业，能否一起走下去。
上海发展金融，杭州发展电商，东莞发展制造业，愿它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地标70年》前四集是深圳深南大道、上海陆家嘴、北京中关村、杭州梦想小镇。第五集，却选在了小小的东莞厚街。在东莞厚街，吴老师最先对话的不是企业家、工厂主，而是工人诗人万传芳。
吴老师说：跑工厂三十年，我第一次觉得很惭愧，那些工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活生生的血肉。
小巴同样惭愧。我忧虑着东莞的命运、产业的命运、工厂的命运，却忽略了更微小的细胞——工人的命运。对工人来说，是被越南的工人取代，还是被机器取代，又有什么分别？
其实，工人的命运、工厂的命运、产业的命运、东莞的命运，又何尝轮得到我们担忧呢？世界如其所是，人人自力更生，我们只能见证彼此的努力，无法插嘴。
唯有化用《新华字典》的例句，献上一点祝福：
有人选择提笔写诗，有人选择加班攒钱，有人返乡陪伴家人，愿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有的工厂抱团取暖，有的工厂迁往越南，有的工厂机器换人，愿它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长安镇组装手机，虎门镇缝制服装，厚街镇生产家具，愿它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上海发展金融，杭州发展电商，东莞发展制造业，愿它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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