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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这比捐十个亿还管用”，2月10日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坦诚地说。
我猜许多科技媒体听到这句话，应该还是蛮感慨的。平日，媒体热衷报道科技带来的喜悦，赞美技术变革之快，总是超乎保守者的想象，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是新时代的水电煤——但当特殊时期来临，当全社会急迫地想将“水电煤”转变为新能量时，才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嗯，疫情肆虐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新难题与新挑战，而现在，恰恰是将新技术“兑现”成新希望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一些往日被媒体称赞的科技排头兵地区（譬如杭州），确实已彰显出对疫情联防联控相对较好的效果。
所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期间，我们有必要完成一次系统复盘，从三个方面，看看to G领域的技术短板，场景空白，以及更可期的未来。
智慧卫健的缺失
尽管2003年的SARS为全社会留下一道难忘伤痕，但过去数年，在全国各地风风火火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却很难听到将公共卫生健康和传染病控制等领域作为主要建设目标。
自八年前住建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千座城镇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具体而言，有超过94％的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超过71％的地市级城市，超过20％的县级市及城市群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
但就像你在科技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它们智慧的重点，主要围绕安防和交通等日常方面，很少涵盖那些“防患于未然”的智慧维度。
这次疫情就极大凸显出智慧城市建设的短板，哪怕更像是一种事后追因，在许多人看来，“智慧卫健”确实是智慧城市需要补足的一环。
怎么补？
首先疫情感知是基础。对各类卡口的发热数据监测，对疑似病人的人脸识别监测，对特定车辆的卡口监测 ，都属于这一环节。
更重要的是，建设智慧城市，不仅需要对疫情防控工作起到支撑作用，更需要全盘洞察城市数据，让不同维度数据快速，真实地流动。以杭州为例，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脑平台，融合交通枢纽，疾控，医疗，出行等80多个维度数据，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员模型，高精度锁定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按照风险等级高低开展滚动研判。
在大年二十九，浙江省就基于大数据，在全国第一个启动了“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功利用大数据分析出人群聚集热点分布，人群跨区域流动等信息，提前预测疫情发展趋势，指导医疗资源的合理调度。
所以有理由相信，当疫情过后，智慧城市将可能会补上“智慧卫健”这一重要板块。
疾控中心的进阶
2003年非典过后，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一环，“疾病预防控制”这个词进入大众视野。
而无论是受益于技术平台进步，还是观念水位上扬，与17年前舆论缺位的“非典”相比（当年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几乎只有电视和广播），今天面对疫情，每个人都开始希望能更“主动”地掌控安全感，至少在局部弥合关于疫情的信息差，更好地做好疫情防护措施。
但大众对主动掌控防疫信息的旺盛需求，也意味着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事实上，传统疾病防控方式的最大不足在于其实时性，流行性传染是与死神赛跑，而利用大数据对疾病传播进行更先进的监控，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了解下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是怎么做的。
防止流感疫情扩散是CDC的重要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中心使用了大量数据了解疫情。早在数年之前，他们就与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进行合作，共同推出了一款名为“FluNearYou”的应用程序，用于收集流感症状的发展信息。
只要年满13周岁，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注册，报告自己的流感症状。而每周一次的调查报告则能帮助防灾组织，研究人员以及公共卫生官员为流感疫情的扩散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这一数据共享应用程序，对预测未来任何有可能的流感疫情爆发，会带来极大帮助。
另一方面，CDC还从移动运营商收集移动通讯基站的活动数据，找出那些打求助热线最多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求助热线呼叫次数的激增意味着疫情的爆发。
要知道，即使是在西非这种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手机数据也能够为疫情防控提供帮助。譬如在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奥林奇（Orange）电信公司向一家叫做弗洛明德（Flowminder）的瑞典非营利组织移交了从15万部手机里提取的匿名语音和短信信息，弗洛明德根据这些信息绘制了该区域典型人口迁移的详细地图，政府可以通过地图看到建立治疗中心的最佳地点。
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防保的经济回报是：防保投入1元，可节约医疗费用8元。而在美国疾控中心，这个比例是1:10。换句话说，投钱给疾控防保是个性价比更高的事情。
或许当疫情过后，疾控中心的大数据应用将获得更多预算，完成更智慧的进阶。
网格化治理的升级
疫情期间，“网格化”这一拗口词汇频繁出现，其实它并非一个新概念，而是近年来增进基层治理能力的创新理念。
但至少在现阶段，据我所知，许多地方的网格化管理仍以人工排查为主，效率低，且浪费人力。
以武汉为例，众所周知，为达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目标，排查“四类人员（即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的新冠肺炎患者，无法明确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是社区防疫工作重点——这八个字背后，是社区基层人员各种道不尽的事必躬亲。
我印象很深，《侠客岛》在一篇报道中曾提到某社区书记的抗疫感言：“我们克服物资短缺、人员不足的困难，每天忙着防控宣传、辖区巡查、测体温、送医协调、张贴通知、排查、登记造表、上报信息、送药、送生活物资、消毒、听取群众意见、咨询、居民劝导、物资发放、关注群内信息、突发事件处理、学习文件、迎检、困难帮扶等等（你看完这一串顿号有多烦，基层干部的真实工作就有多累）。”
不难发现，信息化程度较低，是基层工作者又忙又累的关键。
当然，网格化管理的信息程度亦在局部范围提升。譬如，很多社区已开始用微信搭建疫情消息推送与服务触达的社区官方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区的管控和服务压力。
但未来依旧任重而道远。在非常时期，该如何提供技术支撑，如何监控隔离人员，如何保障大众正常生活，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运筹帷幄，因地制宜施策，不搞一刀切。
结语：拉开序幕，露出微光
业内皆知，不同于美国ToB市场的兴旺，中国最大ToB公司或许连最大ToC公司十分之一都不到，很大程度上，中国互联网过去庞大的人口红利，在无意中“吞噬”了中国ToB巨兽们的崛起路径——而大概从2018年开始，在科技媒体的选题列表里，400多年前莎士比亚提出的那个深邃问题：“To B or not To B”，将变得不再是问题，没人会怀疑，未来十年中国科技的新战场将向ToB一端转移。
而若无意外，其中会有相当大比例属于ToG。就在不久前，IDC根据2020年全球政府行业数字化转型十大预测，给出了中国版的趋势分析，其中一条就是：“如果没有智能的、安全的、可扩展的数字化转型平台，到2022年，60%的中国政府机构将无法增强组成服务、简化操作、授权员工和完成任务。”
尽管在圈内人看来，不同于其他市场的可复制和确定性，ToG市场看起来更多是“需求驱动”而非“产品驱动”，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崛起，以及政府数据化战略的逐渐升级，从现在到未来，政府采购的单子会越来越大，不同细分领域的国产化替代将从趋势变为现实。
嗯，我相信，相比更夺目的未来，今天中国ToG市场，也许只是刚刚拉开序幕，露出一道微光。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相信，技术，就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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